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冬学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山西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实施与当时革命战情、农村实情相结合的冬学运动,并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实施媒介,以群众斗争的普遍发动为核心策略,全面开展对山西乡村民众的文化识字、政治思想、科学卫生及文化娱乐等教育工作,促进了山西乡村社会的深刻变迁与现代化转型。冬学运动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推动效应,主要体现为培养新型农民、重建乡村社会政治秩序、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进步生产方式、确立全新社会风气、创设进步文化生活等五个方面,再现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如何以冬学运动为抓手,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图景。

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形式的缘起、路径和价值

民间文艺自古以来发挥着劝善规过、化育民风的教育功能,但是在正统教育中很难有立足空间。“五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儿童教育问题,大力倡导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儿童本位教育”,探索运用民间文艺形式呈现教育内容。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儿童教育通过国文教材、音乐教学、课外读物、课外活动等路径,使民间文艺的教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儿童教育运用民间文艺形式不仅有利于发展语文能力,更在于借助这种儿童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传播革命真理、熔铸民族认同、塑造党的形象、激发斗争意志、普及生产知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从“豆选”看“两个结合”在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早期探索与实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随后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时期的“豆选”,是中国共产党对“两个结合”的早期探索与初步实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成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通过投豆选举“劳农”“劳工”而产生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政府)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后来通过投豆选举“好人”“乡贤”而产生的陕甘宁边区时期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则是人民政协的历史源头。两期“豆选”前后相继,体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起承转合,蕴含着重要的民主方法论启示意义。“豆选”是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本质内涵的一把钥匙。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能“全过程”,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民主能够“全过程”的最佳土壤。

预防为先: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探究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是战时疾疫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前置和有益补充,对疾病预防、控制以及日常生活环境改善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当时战斗频繁、缺医少药、医疗卫生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预防为先的原则,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宣传工作,维护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进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井冈山斗争经验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传播与实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取得“两点一存”的历史地位,是与井冈山斗争经验密切相关的。由于中共中央对朱毛红军“工农武装割据”经验的重视和推广,使井冈山斗争经验传播至陕甘边地区。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边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探索中学习,将井冈山斗争经验灵活运用到陕甘边革命斗争之中,创建了红二十六军正规化武装,开创了“狡兔三窟”的根据地模式,进而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相比于同时期的南方革命而言,陕甘边革命者对红色政权的局部性探索,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伟大实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学校音乐教育活动探赜

1929年至1930年,中国共产党分别在广西右江与左江流域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聚居有汉族与壮、瑶、苗、彝、仡佬、回等多个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丰富,音乐教育是根据地学校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学校主要有党政骨干训练班、农民夜校和劳动学校,山歌创编和革命歌曲演唱是各类学校音乐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学校音乐教育活动是课程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为革命服务,同时注重课外音乐实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政治动员的实践、成效及当代启示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前委、左右江地方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宣传、发动、教育、组织、武装群众的策略方针,在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左右江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推动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探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政治动员的目的和内容、实践、经验与当代启示,有利于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拓展政治动员的理论内涵,对凝聚正能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南腰界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中的历史作用

南腰界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红三军自1932年夏反“围剿”失利被迫撤出洪湖根据地后转战两年,在最为艰难的时期,抵达酉阳南腰界并落脚。以南腰界为驻地,红三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川黔边根据地建设,由低谷重新发展壮大。随着红三军的发展壮大,以南腰界为指挥中心的川黔边苏区为红六军团西征提供了可靠目的地。

革命根据地“教劳结合”的历史出场、实践进程与价值旨归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理论指导,于革命根据地将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创建了真正属于工农劳苦群众的教育,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步。革命根据地“教劳结合”的实践探索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充分发挥了劳动的育人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彻底改变了旧文化中“劳动”缺位的现象,在革命根据地树立起了崇尚劳动的新文化与新教育。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继承与借鉴根据地“教劳结合”的重要经验,凸显中国特色、契合时代需求,培育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时代新人。

革命根据地非监禁刑制度的实践与经验

在建立革命根据地后,中国共产党为因应战时非常状态,创设出一种管教犯人的非监禁刑制度。回溯历史,革命根据地非监禁刑制度实践具有制度储备充足、实施规模巨大、社会效果多元的特征,这一制度在当时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管制和教育并重、实行严格的筛选与审批程序,这些实践经验可以为当前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创新提供历史镜鉴。

右江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实践及其对新时代干部教育工作的启示

干部教育培训事关干部队伍建设质量,影响各个历史时期重要任务的实践推进,历来受我党重视。以史为鉴,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培训以培养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好干部为根本目标,以提升党性修养、道德水平和工作本领为核心内容,以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为手段,为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实践对新时代青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20世纪40年代文艺大众化实践考论——以革命根据地文艺评奖活动为中心

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评奖活动是文艺大众化实践的不可忽视的推动因素。20世纪40年代革命根据地文艺评奖活动有三个突出特点:具有直观性的作品获奖比例更大,工农兵群众广泛参与,集体创作颇为普遍。文艺评奖活动推动了文艺大众化从理论走向实践。

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发展历程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很有特色,受到毛泽东三次表扬。第一次是在创建、巩固的阶段(1927年10月-1930年6月),被毛泽东称赞为“方志敏”式根据地;第二次是在大发展的全盛阶段(1930年7月-1934年11月),赣东北省苏维埃、闽浙赣省苏维埃的同志们被毛泽东亲切地称赞为“苏维埃模范工作者”;第三次是在三年游击战争阶段(1934年12月-1937年7月),毛泽东称赞赣东北是“坚强的苏维埃根据地”。研究毛泽东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褒奖,对凝炼方志敏精神和深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社会结构压力分析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动员卓有成效,其原因除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外,亦有根据地的社会因素,其中核心之一是根据地的社会结构压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社会结构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口大增长后的土地集中与高租利,这一社会因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湘鄂川黔边区社会动员的成功,并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现实基础。

寻根问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中的族权问题

在传统中国,宗族是兼具地缘属性的血缘组织,是介于个体家庭与国家形态之间的过渡组织。宗族组织发达、功能多样,是传统中国法制与社会的重要特征。宗族问题可以划分为宗族与族权这两个既有联系,又可以分开讨论的话题。苏维埃根据地政权在人格平等、财富平均等理想的感召下,出于彻底革命和改造社会的需要,通过将族权纳入阶级话语、限制地主等剥削者参与政权,缩小村级行政单位管辖面积,组建各种社会组织,没收祠堂、族田,废除包办婚姻,打击土豪劣绅插手乡村事务等法律手段,动摇宗族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抗日根据地政权则修正了苏维埃根据地政权的做法,采取正视宗族并改造宗族的策略,即承认宗族的存在,团结开明绅士,动员他们参与革命政权和公共生活,尊重家庭,保护人权、财权等,同时打击族权,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对待族权问题的阶段性认知与行动及其中变与不变的家国情怀,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基本经验。

革命根据地师范教育政策:演进、特点与现代价值

革命根据地时期,师范教育政策历经发轫与垦拓时期(1927—1936年)、调整与变革时期(1937—1945年)以及巩固与强化时期(1946—1949年)三个阶段,具有将服务根据地建设作为首要目标、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生命线、坚持师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中央主导与地方调适的统一等特点。革命根据地师范教育政策为新中国师范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未来教师教育政策应当立足实际,把握教师教育服务基础教育的明确方向;守正出新,构建思政教育推进师德建设的全新格局;多方协同,弘扬师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联系的优良传统;聚焦乡村,发挥国家主导与地方主体的互动效应。

太行革命根据地走出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太行革命根据地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太行山脉开辟的重要根据地,太行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金融工作对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从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服务生产、优秀的干部队伍、重视制度和机构建设五个方面总结了太行革命根据地金融工作取得胜利的经验,有助于当前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形成和坚定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动员与革命: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的机制及其影响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长江南岸最后一块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面对反革命地主武装的“内忧”和国民党重兵“围剿”的“外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制度层面、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等制定了一系列扩红动员的方针、政策,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这种动员机制不仅对根据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川陕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特点及现实启示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权建设、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社会整合等层面进行了有益的法制探索,具有层级分明、善于斗争、因地制宜、注重民主、重视宣传等特点,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土地革命时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的伦理价值透析

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鄂东南人民开展工农革命运动过程中创造的民间歌谣。作为一种革命艺术形式,这些红色歌谣承载了丰富的伦理内蕴:呼唤公平,动员工农群众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歌颂自由,努力唤醒弱势群体冲破罗网求得解放;惩恶扬善,树立爱憎分明的浩然革命正气;自律利他,彰显严明的革命纪律、无私奉献的价值取向;崇尚英雄,颂扬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革命典范;追求幸福,引导革命者在乐观和浪漫中坚定理想信仰。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注重对其体悟、梳理、拓新、传扬,以释放其艺术正能量,助力新时代的伦理道德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