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赋“权”与男权重构——从“女师大风潮”中的杨荫榆看近代妇女解放的困局

1925年女师大风潮事件中的杨荫榆经历了从中国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楷模,转变为“依附军阀势力、迫害进步学生、镇压革命力量”的“封建余孽”和“帝国走狗”的命运,其中“悲剧”既有性格因素,更是社会变革中的必然结果,其经历勾连着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权力结构的嬉变与重建。梳理杨荫榆执掌女高师/女师大的历史,以及“女师大风潮”的缘起、经过和结局,以重返历史的方式分析杨荫榆在风潮前后种种行事决断的处境和动因,将发露教育平权背景下“女子长女校”背后的权力机制与权力纠葛,并经由杨荫榆这位被教育与知识赋权的女性的生命境遇揭示近代女性解放所面临的的结构性困局。

传统工匠的近代转型--以1924年徽属旅沪墨工罢工风潮为中心的考察

1924年的徽属旅沪墨工罢工风潮,是旅居上海的徽州婺源帮墨业工人的生存抗争。这一事件折射了传统工匠的近代转型。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墨工斗争的内在动力,积极的利益表达赢得了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工会卓有成效的领导提升了斗争的组织水平。整个罢工过程是艰难的,有关各方的调解是曲折复杂的,根源在于劳资双方间对立和根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当“马甲线”遇上大行BOARDWALK D10,复古风潮也要一“马”当先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折叠自行车的需求早已跳脱出实用性的范畴。在复古潮流风行的今天,爱好骑行的年轻人更希望能拥有一辆既有复古质感又不失时尚气质的折叠车。

近代五次金融风潮评述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金融业也进入了一个逐步发展的时期。帝国主义在加紧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同时，继续扩大商品输出，极大地动摇着中国自然经济的根基，也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扩大，使中国金融市场也更加扩大。但是近代金...

论1882-1883年中国金融风潮

1882-1883年中国金融风潮是由厘税过重、钱庄自身机制不健全、中法战争吃紧等多种因素综合演变的结果。这次金融风潮分两个路径,即钱庄倒帐风潮和股票暴长暴跌,其过程相当复杂。金融风潮给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沉重打击了钱庄、股份制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造成经济上的萧条和恐慌。金融风潮反映了当时中国诸多不良经济问题,给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些历史借鉴。

清末学堂风潮中的“秩序观”——以《苏报》“学界风潮”专栏为考察基点

秩序观体现为每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行事规则、社会角色定位等。本文以《苏报》"学界风潮"专栏的文本为考察基点,分析清末学堂风潮中的学生群体所营造的"秩序观"。在教育体系与现实环境的促动下,学堂学生的自主、自觉意识被唤起,对于自身的认识跨越到"学堂主体"和"现代国民",因此在运动中表现出对规则、文明的秩序追求。这也对"臣民""师长"等旧有尊卑秩序体系产生了冲击。

城市治理视域下的一九四六年上海摊贩风潮探析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在百业萧条、民生凋敝时期坚决整饬市容、严厉取缔摊贩,而伤及小民生计;摊贩请愿迅速升级为集体暴动,酿成了轰动性的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市政当局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及对摊贩居高临下的失衡姿态,警察与摊贩之间敌对的错位关系,使得下层民众成为激愤性社会冲突的参与者,报刊舆论成为冲突发展的催化者,原本可以妥善处理的摊贩问题变得困难起来。由于政治诉求模糊且无法实现,摊贩的悲惨境遇未能根本改变;以民主、民生做幌子而逆民意而行,国民党统治危机在摊贩风潮中被预演。在某种意义上,上海摊贩风潮成为中共动员城市底层民众的历史契机。

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闹社风潮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环节。山西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展了农业生产互助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运动亦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农业合作化带来了诸多问题,1956年2月山西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后各地发生大规模闹社风潮。闹社风潮是广大农民在国家政策触及其根本利益时所作出的一种努力。

近代中国城市民变的比较审视——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管理下层社会群体时常失效从而诱发城市民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对比表明,摊贩集体行动的爆发是政府管理摊贩失效与异化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抗争方式、步骤、目标呈现出一般性展演规律和大众心态,也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生局部变异。市政当局、商会组织、新闻媒体、权力谋求者等不同社会力量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与行动,左右了摊贩风潮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关注。摊贩集体行动影响了市政公权与下层民众间的关系态势,但并未根本改变摊贩的生存状态。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使市政当局时常置市容整顿于小民生计以优先的位置。政府立场与民众利益的根本对立,注定了风潮后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城市民变成为社会动荡与统治危机的预演。

近代中国城市的底层民生与市政冲突——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探析

从古至今,摊贩一直作为社会上最底层的商业群体而存在。在中国近代城市社会,摊贩群体因与市容、交通之悖而时常遭受市政当局的整顿、打压和取缔,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选择了隐忍避让。然而,当遭遇生存绝境时,摊贩也会发起激烈的群体抗争行为,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即是底层民生与市政冲突的结果。曲意误解和匪徒煽惑是此次摊户风潮发生的重要原因,但究其根本还是市政当局内部管理不善所致。风潮致使整个城市混乱不堪,人心惶惶。最终,市政当局和商会联手,采取安抚与镇压的双重手段平息了此次风潮,地方社会重获安宁与秩序。然而,摊贩一贫如洗的境遇未得到根本改变,随着斗争智慧的日臻完善,他们还将与市政当局进行更深层次的博弈。

中国近代的三次金融风潮及其启示

中国近代的三次金融风潮及其启示杜恂诚近代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不平静的。其间有过多次狂风浊浪、震撼神州的大风潮，常常是以喜剧始而以悲剧终，给当时全国的经济造成灾难。至于股市的大起大落则始终是它的基本特征。这类以喜剧始以悲剧终的活剧似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

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

五四运动,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因外交事件的刺激而导致的集体性民众抗议运动,其中,上海是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运动中当地民众反应甚烈,包括许多下层民众都有不少集体性举动。然而,这些举动未必反映了他们的爱国认知,却更多地与当时上海广泛流传的日人放毒谣言密不可分。“日人置毒”风潮伴随着五四运动在上海的爆发而产生,风潮中,民众对一些有下毒嫌疑的日人乃至华人实施暴力攻击,集体性骚乱频频发生。民众对自身环境安全也产生极度担忧,种种对食物的怀疑在坊间漫延,整个上海下层社会陷入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中。在这些普罗大众的眼里,“五四运动”的图景与我们所熟悉的“精英话语体系”的描绘大相径庭。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风潮述略

1905年,由于中国留日学生基数的猛增大大超出了日本留学教育的接收能力,日本文部省出台限制政策,颁布《收容清国人留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对此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剧烈的抗议风潮。这不但是中国人留日史上的大事,更是中日两国交流的重大事件。

五四运动后至北伐战争前夕的教育界风潮——以马叙伦的经历为视角的考察

五四运动后,作为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教育部的控制力大为减弱,教育界风潮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政治势力日益渗入教育界,与教育界原有的各种派系因素交叉混杂,使得这些风潮变得更为复杂。民国初年以来教育界各方趋新势力,在这些风潮的激烈争斗中逐渐分化。马叙伦1922、1924年两次出任教育次长,与这一时期北高师(北师大)、农专(农大)、美专、东大、女师大等校发生的风潮关系密切。在这些风潮中,总体而言他倾向于国民党、北大"法日派"方面。他的经历为深入考察这一时期的教育界风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

20世纪初天津的金融风潮及其应对机制

20世纪最初的十年 ,天津金融市场接连发生六七次金融风潮。这些金融风潮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和背景 ,但其深层次原因在于 ,在天津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自身发展的不足。主要表现在金融业基础的脆弱 ,金融制度的混乱及制度变迁的滞后。面对一次次金融风潮 ,天津官商共同寻求应对策略 ,但更多的是针对性的对策 ,而较少具有根本意义的制度性建设。

贫困与权利——重新解读“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

对于1910年长沙的抢米风潮,官方和普通民众大都归因于灾害发生后粮食供应不足、米价腾贵而致。本文作者在对当时湖南粮食产量和米价及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等因素进行分析基础上,认为粮食供应不足、米价腾贵对长沙抢米风潮的解释显得十分勉强,长沙抢米风潮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是占长沙市人口多数的城市工人和外来灾民在面对粮食危机时,由于其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的劣势地位,导致在对食物的控制能力(大米交换权利)上的丧失所致。

旁观者观察清末民变的视点与反应——《申报》有关长沙抢米风潮的舆论取向

《申报》作为局外旁观者,充分关注长沙抢米风潮之前因后果,以及事变过程中复杂的官绅关系,其相关报道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借此发挥其舆论功能,极力为宪政作舆论鼓吹。《申报》最后归结以速开国会为解决民变问题的根本主张,恰与当时立宪派发动的方兴未艾的国会请愿潮流相一致。这正是《申报》的舆论取向与宪政改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一面。

五口通商时期的银元风潮与近代中国金融的发展

五口通商时期的银元风潮,是这一时期金融风潮的核心问题。它的产生与解决是中外有关各方为了自身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外国中小洋行,大洋行与外国银行,中国钱庄,中国贸易商等中外商人,以及中国、美国、英国等国有关当局都卷入了这场风波。他们从不同的利益角度提出了银元改革的主张。银元问题的解决,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与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件大事。

鲁迅与女师大风潮

关于学潮的评价，一向是左右对立、针锋相对：自由主义者认为学潮是错的，因为破坏了既有秩序；激进主义者则认为学潮是对的，原因同样是破坏了既有秩序。不难看出，二者立场虽然迥异，但认识逻辑其实相同，都存在着倒果为因的倾向：一方看到了革命之恶果，以此逆推出恶因，所以学潮中充满了阴谋和“私怨”；另一方看到历史最终选择了革命，以此逆推出合理性，所以学潮的发动者只存在正义和“公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