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构建及其意义——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为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由陈先达、袁贵仁教授任顾问,杨耕教授任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皇皇100卷,涵盖11个系列,4000余万字,从宏观整体的高度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从多维的视角呈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学说,包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研究等,可谓是一部综合性的鸿篇巨制。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具有显著的时代特点和深刻的实践本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理论形态,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学者的使命。因此,汇集当代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再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观点及热点问题,反映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私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存在内在的背反,而公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存在内在的统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是市场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和收入分配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了保持各种经济结构和比例在合理的范围动态匹配,依靠市场和微观企业自身的调节是滞后的、有限度的,就需要社会经济从整体出发进行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但是,企图通过政府的累进税制、最低工资标准、社会救济等措施的宏微观调控来避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及其趋势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以及长期宏观经济萧条的问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切实的理论基础、更全面的指导作用和更有效的政策建议,需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和理论体系进行创造性转换,替代传统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二分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以从事生产的“厂商”为中心的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

党校图书馆马克思主义 经典阅读推广的主要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评程恩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经典与青春的邂逅——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系列”(十卷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①他还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引入与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话语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通过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介绍苏俄教育引入中国。在早期引入的基础上,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涤,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教育问题,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张栗原的《教育哲学》等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著作。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主要是作为批判的武器,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基于新媒体技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问题——评《新媒体生态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传播研究》

在网络时代,新媒体技术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支撑。新媒体传播的互动性、广泛性、普及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带来了历史机遇,也带来了重大挑战。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和普及,并基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进行中国化、时代化,就需要提高对新媒体技术的关注。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信息的接收者和传递者,在这一模式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范围、传播渠道得以扩展,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宣传提供了平台。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经过不断思考探索找到了“两个结合”这一破题办法,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传承与发展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政治理论概念,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历史传统与优秀文化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所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第三辑)》一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背景,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经典著作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的价值、原则与路径

经典著作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既是确保课程教学正确方向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课程教育教学实效的现实诉求,更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一环。将经典著作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需立足课程教学体系,坚持系统性融入;把握教材基本观点,坚持精准性融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坚持重点性融入;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坚持科学性融入。在实践进路中,需立足政治高度,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理论厚度,强化教师阐释经典著作的教学能力;彰显情感温度,创新融入教学方式;拓宽教学广度,延展融入教学场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高校教育信息化中的应用——评《互联网技术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基于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日益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新阶段,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高校教育信息化中的应用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互联网技术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基于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研究》一书是苟欣文、邓新民、蔡敏编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该书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建立了连接通道,并用较为系统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在书中,学者们着眼于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环境,不断思考马克思主义自恨发展及其发展路径如何与时代同频共振,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引。

从价值观视角阐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尝试——评张丽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形成史》

如何阐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史,有很多的理论范式。张丽君教授所著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形成史》(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是从价值观的视角,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线索进行阐释的一种尝试。这一尝试对于解决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些理论疑难具有意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

时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问题,时间性构成了文学的逻各斯先验样态。文学时间叙事贯穿着因果逻辑和线性思维方式,从而步入历史决定论和进步论的窠臼,其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逻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越来越多地从关注时间转向关注空间。文学空间不仅是作者创作的场域,更是社会实践和价值判断的对象化载体。文学空间的生产蕴含着变革的力量,它不断影响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行为空间。空间批评理论、文学地理学、文学绘图等理论,组成文学空间批评理论谱系。该理论谱系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传承、质疑、超越、创新的多重关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呈现出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新研究领域层出不穷、时间和空间相融合等趋势。

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重新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出版之际(访谈)

如果说《回到马克思》第一卷是对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探索的文本学剖析,那么《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就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专题性深入,这也是马克思面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过程。从文本来看,《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基于MEGA2的最新文献,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诸笔记性文本,并将其与马克思的公开发表著作、手稿、书信等文本类型相结合,拓展了马克思思想史的研究。从内容来看,《回到马克思》第二卷有三大理论主线:一是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衍变;二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构式;三是马克思的社会场境论。作者试图用一种原创性的方式重新透视马克思的系列重要观点。这不仅是一次“回到马克思”的旅程,而且努力架起了一座使马克思走向当代的思想桥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建设的前提意识之思——“哲学范式自我证成”的视角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建设(以下简称“范式建设”)的研究,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学术研究,也是表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研究。这种研究表明,范式建设研究就是哲学范式自我证成的过程,在此进程中首先要进行范式建设的前提意识之思:范式建设的理论前提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理论前提研究离不开对“实践性”与“学术性”的理论性思维的关注。范式建设的问题意识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问题意识研究离不开对“现实关切”与“真正哲学”的哲学理想的探讨。范式建设的理论根据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理论根据研究离不开对“理论实践性”与“学徒学术性”的学术反思的研究。范式建设的学术性话语之思表明,范式建设的学术性话语研究离不开对“现实实践性”与“科学学术性”的理论融合的表征。

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与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

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体系中是否存在着哲学维度,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而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构成这一争议的焦点。如何回应马克思哲学的“自我证成难题”,对阐明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需要澄清并深入分析马克思哲学的“反哲学”和“非哲学”的真实所指,并从马克思关于哲学与生活实践的辩证关系的变革性理解出发,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维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哲学的合法性提供根本性辩护,并彰显其哲学观独特的当代意义。

“镜像反射”与“光照辐射”——马克思实践阐释学对中国经典阐释传统现代转型的意义

马克思实践阐释学思想对中国经典阐释传统的现代转型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它“镜像反射”出中国经典阐释传统的践行性、生命性和政治性特质。中国经典阐释者解经均从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出发,身体力行,经世致用,并将经典作为生命意义的依托,实现了知识与德行的统一。另一方面,马克思实践阐释学还因其独特的阐释方法,“光照辐射”了中国经典阐释传统。马克思的实践阐释方法提供了一种从现在问题回溯过去,从“先兆”中展望未来,再从可能的未来重新面对现实问题的充分且总体的阐释视域。它使中国经典阐释传统在原有的训诂阐释和义理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即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价值重塑的时代问题,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进行回溯式阐释,使其充分发挥实践智慧,进而使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阐释学成为可能。

数字劳动还是数字消费:对数字劳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辨正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数字受众网络空间活动界定为数字劳动,从而确立了一切网络行为皆劳动、数字用户商品化等理论。然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实质,数字受众的网络空间活动在属性上应当归于数字消费而非数字劳动,并未创造剩余价值,而旨在实现剩余价值。透过马克思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整体性原理,以及该原理中销售与消费的逻辑关系、生产与消费的辩证运动关系,可以探赜出数字消费构成了资本数字化再生产整体性中的重要环节,数字平台正是销售与消费的数字化升级版媒介,生产消费者并非生产性劳动者与消费者的二合一,而应指谓数字消费者,从而,数字劳动与数字消费的边界得以显现出来。将数字消费从数字劳动中辨识出来,在理论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在实践上则有益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实现人民美好数字生活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