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解构与还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重建之路

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成为学术史领域的一门新兴的显学。这项研究的转型升级,应从解构与还原两个方面着手。反思和解构以往研究中形成的以下预设或定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终极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政治与学术合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中共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统一性。解构之后,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力还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本相。这一工作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相关原始材料作细致梳理,从求证式阅读转向发现式阅读;二是站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进行审视和反思,与研究对象形成对话。还原工作乃是主客观的统一,还原的同时也是重建。

个性探索与争鸣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态--以华岗与郭沫若的学术分歧和互动为例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间的论辩与互动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性。郭沫若与华岗的学术互动承“社会史大论战”余绪,围绕生产工具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西周社会性质及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展开。华岗着力批判唯心论,郭沫若则在《历史人物》中对唯心论进行“再阐释”予以回应。郭沫若因华岗的批评而改易旧著篇目,但在《历史人物》中增入旧文《屈原研究》以示坚持“西周奴隶说”。华岗以郭为目标,批评其将鲁迅类比孔子、韩愈及庄子,但未获郭直接回应。两人间互动依托具体学术问题展开,尖锐的论争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活跃争鸣氛围的生动写照。

《历史研究》与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发展

《历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史学刊物。在新中国前17年的史学建设中,《历史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旗帜和灵魂,坚持“百家争鸣”办刊方针,发起和参与了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中国近代史分期等重大理论和历史问题讨论,在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求索之路——于沛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访谈录

于沛,1944年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工程”重点课题“史学概论”首席专家、“世界现代史”责任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俄国史、历史理论、外国史学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撰著、主编《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等一系列学术作品,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等重要项目。本次访谈主要围绕于沛的成长与治学经历、理论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的学术旨趣以及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史“三大体系”等相关问题展开。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创造性贡献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他将历史知识视作指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推动了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重镇的形成;亲自参与中国史学的理论构建,掀起中共党史学习和研究运动,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史鉴智慧出色地运用于革命实践中,从史学价值论、史家群体与史学机构建设、史著创作、史学活动、史学经世等多个层面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论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种范式——以李达与蔡和森的史学思想比较为中心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先驱者,李达与蔡和森的史学思想既存在共性,又各具个性。一方面,他们较为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重要工具,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蓬勃兴起;另一方面,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革命实践、思想个性和理论素养的差异,导致他们在阐释、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唯物史观认知、史学研究内容和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特征,形成了“李达式”史学和“蔡和森式”史学两种不同的治史范式。然而,他们的具体指向和价值目标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并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上殊途同归,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形态与时代形态的辩证统一。深入比较李达与蔡和森史学思想的异同,对于今天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

史学研究活动,是以人们过去的历史活动和思考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术活动,这种学科的研究方式与学术标准一致,均是基于一定的历史认识论原则上。从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到20世纪初的“新史学”,中国的史学观经历了不断学习与发展的过程,直到“五四”运动后,确立了以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必须要坚持的根本原则。

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论

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中重要的一个史学派别。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间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下,从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学派发展的国际思潮背景着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的大体脉络。该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学术前提,在于西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机制,而学派奠立及其学术创新的背景层级,则依赖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和学术文化机制等重要社会环境资源。另外,英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与新史学的创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社会史论战为主要学术背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和传统史学的研究,不仅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予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有重大突破,逐步构筑起一个新的史学研究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同时,它还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个新学科的先例,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学术界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与前瞻——第八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第八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于1993年9月6日—11日在广东省江门市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广东省江门市委党校联合主办。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闭幕之际。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整合与理论建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综述

2014年7月26-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40余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7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

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建国以来５０年的发展。应该以实事求是的 态度对待过去史学的发展。要科学地看待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它是唯物史观的基石。不同学 术思想的学者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百家争鸣；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要 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大师级的史学家一定会在２１世纪出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以郭、范、翦、吕、侯为对象的研究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是学术界公认的老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本文将共性研究与史学家群体研究相结合,兼采纵向比较和横向对比,旨在从五位史学家的学术历程、成就、治学特色、学术个性等方面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品格,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传承问题。全文主要阐述三个问题:1.从历史学角度开掘马克思的史学遗产;2.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奠立及其传播过程,选取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例证,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承,需要总结、重评与深化;3.从二战后勃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取向,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现代回应。

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论史家修养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史学发展要求,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家修养论,对史家修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如果运用传统史学的才、学、识、德来概括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关于史才,着重论述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治史方法和撰述的技艺问题;关于史学,主要论述了专与通,拓展知识的途径,掌握外语的重要性问题;关于史识,主要阐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学习和运用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关于史德,倡导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提倡谦虚谨慎和勇于学术创新的品质。他们的史家修养论是中国现代史家修养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史家提高自身修养有重要启示。

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论析

将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置于"学术视野"中考察,并非意味着可以轻视或绕开论战中无处不在的政治元素。社会史论战与唯物史观史学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品质特征,也带给马克思主义史学以理论思考和宏大叙事的基本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真正形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应当是延安和重庆两地唯物史观史学得以迅速发展的抗战时期,但是不能忽视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开创性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反思[笔谈]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五四运动开端,迄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在百舸争流的学术发展大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激流勇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展示了自己的学科个性、学术个性和学术追求,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对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深入发展,如何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已经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飨读者。我们深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涉及的问题很多,希望相关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以助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