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本《高僧传》校勘拾补

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汤用彤先生校注的梁代释慧皎《高僧传》,是目前所见最好的《高僧传》整理本。问世以来,学界对其中存在的校勘问题多有抉发和补正,然而仍有一些尚待解决。我们通过对勘收集到的四种日本古写经善本《高僧传》(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古写经研究所等编:日本古写经善本丛刊第九辑《高僧传》卷五,(东京)三美印刷株式会社2015年印刷)。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坚——以爱国高僧麻倾翁为个案

麻倾翁作为僧人进藏学法,研究“五明”“密宗”,获“倾哉”职位。著《观音三要讲演集》,获尊称“麻坞倾哉”。凭借宗教界的地位,在西康参与创建“五明学院”筹建工作,还在内地参与“无锡汉藏佛学院”的组建工作,并主坛念经,消灾弥乱。积极参与调解康藏纠纷与当地寺庙冲突,主动宣传“三民主义”,努力于地方稳定工作,巩固边疆国防。在地方与中央召开的相关会议上,积极递交提案,参政议政,力图促进边疆建设。利用自己德高望重的身份参与组建“康藏贸易公司”,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国家抗战。通过报刊传播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进步理念,并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工作。作为康区精英,放眼世界,与内地人士广泛接触,主动参与各类社交活动,加强交流,促进民族团结。麻倾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唐代早期巴蜀地区的佛教传播——基于《续高僧传·释玄奘传》的视角

有唐一代,佛教在巴蜀地区的传播,对当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续高僧传·释玄奘传》为视角,对唐代早期巴蜀地区佛教传播历史进行考察,探究其传播路径及佛教文化对巴蜀地区政治文化的影响。佛教在巴蜀地区的传入,始于东汉时期。关于最早来到四川地区的僧人,各种说法不一,有学者结合《高僧传》和《佛祖历代通载》等文献,认为四川第一位僧人是前秦时代的涉公,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最先入蜀的高僧是释法和与单道开。但无论如何,通过大量汉代考古资料出土的佛教遗迹,基本可以认定,东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有佛教的传播。

《补续高僧传》文本疏误辨考

明河历尽艰辛,撰成《补续高僧传》书稿二十六卷,有功僧史研究匪浅,也难免存在一些疏误。将《补续高僧传》文本与明河所据原始材料比勘,可以发现《补续高僧传》存在节略不当、系年疏误、采择不精、曲笔讳饰等明河编撰之失。《补续高僧传》仅有毛晋刻本存世,用他书对其进行校勘,可纠正其讹文、脱文、衍文、倒文等毛晋刊本之误。

日本金剛寺、七寺、興聖寺古寫本《續高僧傳》卷四的異文考察

《續高僧傳》是唐代南山律宗開山之祖道宣繼梁慧皎《高僧傳》而撰的一部佛教僧傳類著作。該書現存版本較多,根據其保存形態、經文内容和流傳地區,主要可以分爲中國、朝鮮刊本大藏經系統和日本古寫經系統兩大類。日本古寫經本《續高僧傳》中,流傳較廣、利用較多、價值較大、保存較好的主要是金剛寺本、七寺本和興聖寺本。以郭紹林點校的《續高僧傳》爲基礎工作本,充分參考《續高僧傳》歷代刻本的經文用字情況,重點利用唐慧琳、五代可洪爲《續高僧傳》所作的佛經音義,綜合運用文字學、訓詁學、文獻學等方面的知識,試對金剛寺本、七寺本和興聖寺本《續高僧傳》卷四的異文情況進行考察。

杖锡泛海: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南线高僧交往特征谫论

中土对外文化交往具有诸多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海上丝绸之路的视角切入佛教文化交流成为新的关注点。拟以宗教宽容且对外开放的唐朝为例,结合僧传与相关史料筛选海上丝绸之路南线致力于交往的中外高僧,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发凡,探讨此阶段沿海路传法与取法高僧群体及行为的若干普遍性交往特征,解析交往特征下的内外因素,并对未来人间佛教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发展提出设想。此外,对交往特征的多层面探源也组成了大唐社会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缩影”,冀以作为观察当时社会风貌与国家交往的新窗口。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作人頭”考

唐義淨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一書中,提到“上作人頭”一語,一直未得到確解。論文考察相關材料,提出“人頭”應爲“平頭”的觀點。“平頭”指齊平的屋頂。論文分析了“平頭”誤寫爲“人頭”的原因。

论三朝《高僧传》文学互见艺术

三朝《高僧传》指梁释慧皎所著《高僧传》、唐释道宣所著《续高僧传》和宋释赞宁的《宋高僧传》三部僧人传记,作品资料丰富翔实,一些事迹虽与传主生平主线关系不大,但却能生动地反映高僧生活的另一面,所以三位作者都在文中积极运用了互见法,将这些材料安排到别的传记中,既表现僧侣间的交游,又突出高僧人格魅力,同时更为全面地展示出高僧独特而丰富的个性、贡献、交游等,可谓文美义周,互见法的使用使三朝《高僧传》更具鲜明的文学特色。

梁楷《八高僧故事图》艺术特色研究

梁楷因其人物画被人们所熟知,他的《泼墨仙人图》更是学习写意人物画绕不开的作品,他也由于其独特的写意人物画风格而在当时众多画家中脱颖而出。而在他众多作品中,《八高僧故事图》是他个人人物画风格发展中独具特色的一部作品。这幅画特殊的构图、饱含诗意与禅意的画面以及丰富的用线对梁楷绘画风格和绘画语言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从艺术语言的角度分析这幅画,总结出梁楷个人人物画风格在这一时期截景式的构图、“折芦描”的线条,以及梁楷人物画对宋代以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华书局本《高僧传》校勘拾遗

学术界对中华书局本《高僧传》研究多年,成果丰硕。然该书中仍存在一些校勘问题。选取数例,敷衍成文,以就教于方家。1.中华书局本:“复遍历众师,融冶异说,三藏方等,并皆综达,广访《大毗婆沙》及《杂心》《揵度》等,以相辩校。”(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1页)笔者按:“辩校”当为“雠校”之讹。“雠校”即校雠,意同“校勘”。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点校商补

唐代高僧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王邦维先生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一书,是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一部全面校勘整理注释的著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由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语言典雅,版本异文复杂,要想完整准确解读,殊为不易。论文考察了大量相关资料和版本,对《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的标点断句和文字校勘提出了一些商榷补充意见。

道宣史学批评思想研究——以《续高僧传》为例

初唐僧人道宣编纂的《续高僧传》是继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僧人传记类作品。在《续高僧传》中,道宣从史书之取材、史书之结构、史书之表述这三个方面对此前的佛教相关史书进行评论,在史书的取材方面,道宣认为著书者需要在旁征博引的同时对史料加以甄别和考察;在史书的结构方面,道宣主张史书不应拘泥于成例,而是应该按照需要加以调整和创新;在史书的表述方面,道宣反对繁复冗杂的表达方式,反对堆砌辞藻,推崇精练平实的行文风格。

《金瓶梅》高僧高道叙事论析

《金瓶梅》的高僧高道叙事具有双重叙事学意义。在世情叙事上,高僧高道叙事既彰显了明末宗教残存的崇高性,又揭示了宗教应有社会价值的缺位。在功能性叙事上,高僧高道既承担了预叙内容、推动情节发展、建构因果结构等叙事功能,又作为扁平人物传达了“可靠评论”。但高僧高道的先验性叙事阻碍了作者劝世用意的传达,而以人物行动为中心的叙事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缺憾,并使小说在宗教的规定性与人物的主体性间获得平衡。

爱国永恒 不分信仰——追念抗战中的高僧大德

1937年12月,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制造了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遇难人数超过30万。栖霞寺高僧寂然法师打开寺门,建立难民营。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共营救了27000多名幸存难民。

试论徐渭《玉禅师翠乡一梦》中的“高僧与美女”母题

徐渭的《玉禅师翠乡一梦》属于《四声猿》杂剧之一,是红莲故事与柳翠故事相融合而得出的,同时又有所创新。“高僧与美女”是古代小说与戏曲中常见的母题之一,展现了佛教思想与人性情欲的碰撞。以该杂剧中的“高僧与美女”的母题研究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探讨高僧与美女母题的来源,其母题蕴藏的转世、因果轮回和度化的佛教因素,其母题背后的精神实质:宗教权威与世俗王权的对立;宗教神性的解构与人性的解放几个方面,从而对该杂剧有更深入的了解。

民国高僧大德与白话佛教文学

在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太虚大师、弘一大师、倓虚大师等高僧大德积极探索与引领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型,对白话佛教文学的发生发展亦有多方面影响。其佛教文艺思想推进了白话佛教文学的理论建构;其佛教文学创作有充实引领之功与借鉴意义;高僧为白话佛教传记文学、怀人散文提供了切实、独特与重要的题材和内容,诸多僧信作者塑造了具有佛教精神、时代况味与审美价值的高僧形象。民国高僧大德与白话佛教文学的多层面关联可谓承前启后,总体推动了白话佛教文学发展,丰富了民国文学理论与创作,对当代中国佛教亦有启示。

写本原生态及文本视野下的敦煌高僧赞

本文针对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写本原生态进行考察,从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赞体的流变,探究赞在唐代的多元发展,进而析论敦煌写本高僧赞的性质与功能,并从文本视角将其纳入僧传文学系统与高僧传、高僧因缘等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拓展佛教传记文学研究的面向,并有助于敦煌赞体文学与僧传文学写本多层次文本解读。

《高僧传》词语札记

梁慧皎的《高僧传》收录了大量六朝俗语口语,不少语词为《汉语大词典》所失收。如趋尔、暗轨、风领、奔骤、通感等若干条。

20世纪前半期雍和宫藏族高僧秘访日本始末

20世纪前半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称霸亚洲的野心,觊觎中国西藏。他们利用邀请藏传佛教高僧到日本“观光”、“访问”等手段,培养藏族高僧的亲日感情。这些拉拢活动,对个别藏族高僧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具体事实。

辽代高僧“杖锡”“挂锡”及相关问题探究——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高僧之"杖锡"与"挂锡"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其目的较为明确。高僧们"杖锡"游方之路线长短不等,"挂锡"住止之地点多寡不一;他们每次"挂锡"住止之时间主要与欲达之目的相关。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高僧们圆寂荼毗后,都将回归于出家之寺院塔葬。此外,辽代"杖锡""挂锡"之高僧多非专属一宗一派,遂致辽代佛教呈现显、密合一之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