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境内高句丽陶器发现及其研究综述

韩国学界始终关注高句丽陶器研究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汉江流域发现了高句丽陶器。这一发现促使韩国加强对其境内高句丽陶器的调查与研究。目前,发现高句丽陶器的典型遗址有九宜洞堡垒、峨嵯山堡垒群、红莲峰堡垒群等,这些陶器的年代范围绝大多数在5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韩国的高句丽陶器研究可以分为初始、发展、繁荣三个阶段。目前,韩国学者试图从不同视角开展多元研究,但并未突破“以自身占有材料为中心”的局限,需要探索陶器的分布与形制变化所体现的高句丽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细化高句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图景。

制衡·强化:高句丽始祖祭祀的政治寓意

古代东亚世界的始祖祭祀有着宣示权力合法性的特殊政治意义。高句丽作为汉唐时期东北地方政权,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始祖祭祀在高句丽政治生活中亦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作为高句丽王室活动的始祖祭祀散见于《三国史记》等文献记录之中,在文本层面上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与散发性。高句丽始祖祭祀活动的进行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王权制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一种手段,对当时高句丽内部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高句丽学人——李殿福

李殿福,男,汉族,中共党员。1934年4月生于辽宁省台安县。1959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历史系,分配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1983年任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兼任吉林大学客座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东北考古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渤海史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会员,吉林省考古学会理事。

高句丽东盟大会的祭祀对象及其文化演变

高句丽作为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有一套独具特色的祭祀仪式文化,即高句丽东盟大会中所举行的十月祭天与隧神祭祀,其在高句丽社会发展中独具重要的文化意义。高句丽人不仅将东盟大会作为一种祈福祭祀活动,而且借此将政权加以神化,使其成为巩固国家统治的一种神格化手段。但随着中原文化的传入、儒释道思想的传播以及国家封建化发展的需要,高句丽东盟大会的十月祭天与隧神祭祀也随之没落,从庙堂礼制退化为民间信仰。

高句丽遗民归化日本缘由考

在高句丽灭亡之后,其遗民大量迁徙至周边地区,其中就包括了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以往学界一直认为日本列岛是高句丽人集团化移民中人数最少的地区,这是因为没有将后来经由新罗转道日本的移民数量计算在内。在日本历史上曾出现大量高句丽裔官僚和豪族,这与新罗社会在“金马渚叛乱”后再未出现一位高句丽官僚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正是因为新罗境内的高句丽遗民大部分都渡去了日本,最终留在新罗境内的高句丽人是非常有限的。

高句丽语“山”词族源流考释

高句丽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大山深谷”,其地名中保留了7个词汇,既包括大山,又包括小山;既包括低洼的山谷,又包括山上的岩石;这些与山有关的词汇共同构成了“山”词族。通过将这些语词的发音与周边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韩语族、日本语中的各语言进行一一对比,以判断高句丽语“山”词族的源流,进而为高句丽语的源流判断打下坚实的基础。

论魏晋南北朝文化在高句丽壁画中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繁,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不断迁徙、融合,文化互通。作为边陲小国,高句丽凭借自身独特的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创造出了辉煌的历史,留下了具有研究价值的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高句丽墓葬壁画跨越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此在壁画中能寻找到中原文化与高句丽文化互通共融的印记。笔者借助文献查阅法、历史考证法、对比研究法等,从服饰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对高句丽文化的影响,通过对高句丽壁画的研究,帮助世人了解高句丽的历史、乡土人情与社会生活,向后人传递古代的艺术审美,思考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发展之间的联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北地区高句丽建筑文化主题民宿设计策略研究

目的探讨如何将高句丽建筑文化融入民宿设计,以促进当地乡村旅游业和文化传承。方法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高句丽历史研究为切入点,结合文献研究和史料考证,在借鉴相关各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高句丽建筑特色,来进行高句丽建筑复原主题民宿的初步设计构想。结论将高句丽文化元素融入民宿设计,这一构想不仅拓展了特色民宿设计与高句丽历史建筑复原、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新视野,还有益于推动东北地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此外,它还有助于增进对中国边疆政权历史的认知,促进东北地区与邻近国家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跳丸”游戏的产生及其在高句丽域内的传播

跳丸是诞生于我国先秦时期的古老游艺活动,后经西域伎人新技艺的改良,成为盛行于汉代的重要的百戏技艺之一。高句丽作为汉代兴起于中国东北的边疆民族政权,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吸纳中原文化的营养,随着其国力的强盛,高句丽的民俗文化等也都受到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在此背景下,跳丸游艺活动由中原传到高句丽,成为高句丽社会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喜爱的娱乐活动,这在古墓壁画中得到了广泛的印证。以高句丽为中转,跳丸又被继续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地区。在以跳丸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向东传播过程中,高句丽充当了重要的枢纽角色。

集安高句丽墓葬壁画中的托梁力士考

集安高句丽墓葬的墓室壁面、四隅与抹角石处常绘有顶天立地、托举梁枋的力士形象。据其与周围物象的关系可以分为力士托梁、力士绕蛇托梁与力士擎龙托梁三类。墓葬中的力士身负室穹之重,不仅为墓主撑起一个“魂气归天、形魄归地”的临时停驻之所,同时他们也是墓主飞升之旅的护佑者与引路者。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移民考论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接连攻克十余城,将驻跸山之战中投诚三千五百余高句丽部落首领、贵族子弟,以及在盖牟城、辽东城、白岩城俘获的七万余民户,一共七万三千五百余人迁徙到内地。其中,高句丽贵族移民属于惯性移民,高句丽百姓移民是随战况发展产生的临时性移民。唐太宗亲征移民沉重打击了高句丽农业经济,彰显了唐王朝收复故土的决心,开创了唐丽战争移民的先例,代表着唐王朝征丽攻略的转变,扭转了战争走向,为最终灭亡高句丽奠定了基础。

高句丽国内城、丸都山城生态环境变迁探析

国内城与丸都山城是高句丽政权发展史上重要的两座都城。高句丽第二代琉璃明王将高句丽国都从五女山城迁到国内城,高句丽政权政治中心从浑江流域迁到鸭绿江流域。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考量,琉璃明王迁都伊始时期国内城与丸都山城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地宜五谷,又多麋鹿鱼鳖,适合早期高句丽人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有高句丽人对国内城、丸都山城地区的过度开发,外有公孙政权、曹魏政权、慕容鲜卑等多次讨伐,国内城、丸都山城的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动植物多样性也逐渐萎缩,逐渐成为阻碍高句丽政权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

高句丽学人——王承礼

王承礼研究员,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是我国高句丽考古研究的奠基人。1928年11月25日生于辽宁省兴城县。1946年考入长白师范学院史地系,1948年3月参加革命,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系,7月入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52年毕业,先后任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历史学科教研组长、副教导主任;长春市教师进修学校教务副主任、吉林师范专科学校历史学科主任。

高句丽学人——方起东

方起东,男,1938年生,浙江省仙桃县人,幼时举家迁居上海,在上海读完小学、中学。1960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部;1981年担任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担任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方起东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我国著名的高句丽考古学家、书法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一生从事东北高句丽考古工作,多次参与集安高句丽古墓调查发掘,高句丽壁画古墓的清理发掘、著录研究。主要著作有《洞沟古墓群1997年调查测绘报告》《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卷》《吉林省志·文物志》《集安县高句丽文物简介》等,发表论文报告60多篇。

集安高句麗碑和廣開土王碑的形態淵源

伴隨著集安高句麗碑的發現,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石碑的形態問題。其原因在於,廣開土王碑和中原高句麗碑均爲四面碑,這被認爲是高句麗石碑的特徵。但集安高句麗碑雖被推測爲相近時期所建,却是上方爲尖狀圭首形的兩面碑(圖1)。

海洋星探组 吴使远航高句丽

【前情回顾】三国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大破曹军,菲儿和豆豆因随黄盖作战有功,又见多识广,更得孙权信任。于是在公元235年,孙权派菲儿和豆豆随同东吴使臣出使高句丽。

集安在高句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遗产表现

集安是高句丽民族早期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是高句丽王族桂娄部的中心所在。高句丽政权于公元3年自桓仁迁都至此,历425年,这个时期是高句丽政权的大发展时期。之后高句丽政权虽然迁都到平壤,集安作为"别都",仍列高句丽"三京"之一。因此,分布于集安的高句丽文化遗产也就最为集中、齐全和典型。

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概述

1998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隆重召开。来自北京、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文博系统、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50多人出席会议。其中,既有多年从事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老专家、老学者,也有刚刚进入这一领域的青年学者。既有汉族学者,也有满族、回族、朝鲜族的学者。会议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和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所联合主办。国家有关部委和吉林省委、省政府对此次会议极为关注,热情支持。

高句丽、“小高句丽国”和“高丽国王”考辨

本文在细致考察史料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渤海国是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建立的从属于唐王朝的地方封建政权,而非高句丽的继承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