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统一大市场视角下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从建设统一大市场视角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上促进作用显著;第二,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单重门槛;第三,根据区域异质性检验可知,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较小。基于此,本文针对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作用存在动态持续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地区与成熟型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空间集聚的渠道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产业联动网络、推进高技术产业“聚链成群”的对策建议,为扎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提供助益。

数字经济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的黑箱解构——基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将数字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剖析3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门槛模型,收集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测度其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数字经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大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U”型的门槛效应。第二,纵向上,有为政府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与后期显著为正,中期不显著为正;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不显著为负、中后期显著为正,且边际递增。第三,横向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分别在初、中、后期主导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第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区域协同水平可分为政府市场双高型、政府市场双低型、有为政府加强型、有效市场加强型。基于此,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结合政府与市场在不同时期的主导作用,依据不同地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水平,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对策,权变选择合适的配置资源手段,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对过早去工业化阻滞作用的定量分析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问题。对此,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理念,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高技术产业发展对过早去工业化的阻滞作用及其机制。理论析表明,高技术产业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提升制造业投资和就业吸引力,阻滞过早去工业化:一方面通过促进制造业规模扩张和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避免劳动力过度流入传统服务业即抑制逆库兹涅茨化;另一方面通过抑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防止脱实向虚。进一步利用中国31个省份2004—2021年数据,以工业增加值占比作为去工业化的代理变量、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代表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运用带有倒“U”型曲线的调节效应检验模型,构造转移份额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以及替换解释变量为实体经济比重、被解释变量为二三产劳动生产率比值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发展能够使得工业比重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的倒“U”型曲线转折点右移,并使得曲线变得更为平滑;高技术产业发展通过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和经济结构逆库兹涅茨化阻滞过早去工业化。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具有知识溢出效应、技术引领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对提高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特征。中介机制分析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速人力资本流动和加强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产生先增大后减小的非线性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沿海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空间分析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邻近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倒“U”型特征。基于此,政府部门及相关企业应营造高技术产业集聚新环境、完善要素配置新机制、定制差异化区域发展新方案,以促进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时空演化与分布动态

文章从创新投入质量、创新产出质量、创新转化质量与创新扩散质量4个维度切入,建立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评分。基于2015—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分析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的时空演变和动态分布特点。研究结果显示,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呈持续提升趋势。不同省份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表现出显著的阶梯分布特点;在地区层面体现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分布格局。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具有“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特征;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质量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但总体上展现出差异缩小趋势。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时间断点回归设计

在我国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探究实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既是推动高技术产业升级的有效手段,也是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制度的内在需求。基于2000—2019年中国28个省市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数据,运用时间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中国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在整体上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战略实施显著提升了东、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但对中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为优化知识产权政策设计、提高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提供了经验证据。未来应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并结合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制定知识产权政策。

数字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研发创新与非研发创新的比较

在构建数字化影响研发投入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选取2012—2021年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对不同类型创新投入的差异化影响,进一步探究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对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对研发创新投入的边际影响远远大于非研发创新投入;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对不同类型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具有差异性,其中,数字化通过增加研发人员提高研发创新投入,通过促进产业集聚提高非研发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支持强度能够强化数字化对研发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但会弱化数字化对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则显著抑制数字化对研发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但在数字化促进非研发创新投入的过程中作用微弱,出现市场失灵现象。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的分布动态演进与区域差异

文章基于中间产出、最终产出与绿色产出三个维度,构建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剖析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的分布动态演化特征,以Dagum基尼系数分解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空间差异来源,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观测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的空间条件β收敛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总体及三大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呈现攀升趋势。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较高的城市主要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我国总体及三大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的核密度图均表现出“宽度收窄后拓宽、曲线右移”特点;三大地区内部和区域间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差异均表现出逐步缩小趋势;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指数具有空间条件β收敛特征,且俱乐部收敛特征也相对显著。由此,应打造高技术产业创新引领高地,实施差异化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战略,激活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扩大效能,以此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水平。

人工智能对高技术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效应的影响

选取2001—2021年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增长核算模型对高技术产业要素配置的“结构红利假说”进行检验,并利用TVP-VAR模型深入探索人工智能影响高技术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效应。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应呈现下降变动时存在要素配置结构红利;人工智能对高技术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效应存在长期正向冲击响应;人工智能对金融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本发展存在“U”型关系。两者分别为释放高技术产业资本、劳动配置结构红利的中间传导渠道,但影响时期存在差异。对此,应推进人工智能发展进程,完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释放高技术产业要素配置结构红利,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

生态耦合下高技术产业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合作策略演化

从知识生态耦合视角对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合作策略演化展开研究,构建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和其邻居合作交互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系统稳定性分析,并考虑到网络嵌入性,对不同网络规模下的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合作策略进行动态演化仿真分析。研究发现,知识互补度能促进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间合作策略演化,并且该促进作用存在一个临界值,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大临界值从0.5上升至0.8,但是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演化的速度越慢。另外,知识重叠度对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间合作策略演化起抑制作用,不过存在一个较低的临界值0.4,当知识重叠度低于临界值时能够促进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合作;超过临界值后随知识重叠度的增加,对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合作的抑制作用增大,而且知识重叠度产生的作用不受网络规模的影响。

中国海洋高技术产业安全格局演变及预警分析

基于新时期海洋高技术产业安全内涵,从“产业发展能力—产业创新能力—产业控制能力”三个维度构建海洋高技术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虚拟最劣解和灰色关联度动态评价模型测度中国沿海省份2009—2021年海洋高技术产业安全水平,分析产业安全格局演变过程,运用灰色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2022—2035年海洋高技术产业安全指数。结果表明:(1)研究期海洋高技术产业安全水平整体较低,评价值在0.636~0.664之间波动;分维度看,海洋高技术产业控制能力下降约35.8%,产业发展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变化不大。(2)海洋高技术产业安全格局总体呈向好趋势,海南和广西从“风险”向“基本安全”转变;产业发展能力格局相对稳定;产业创新能力格局变化显著,“安全”和“基本安全”地区数量上升,“风险”地区数量降为零;产业控制能力格局呈反向变化趋势,海南、河北从“基本安全”向“风险”演变。(3)2022—2035年海洋高技术产业安全预警指数由0.678上升至0.826,警度等级下降,由“重警”变为“轻警”。

研发人才流动、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5—2021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运用网络SBM模型测算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分析了研发人才流动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政府支持在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研发人才流动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与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对西部地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政府支持负向调节研发人才流动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3)政府支持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政府支持水平高于门槛值时,研发人才流动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效果会减弱。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否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全国统一大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提高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存在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东中西部递增的现象,高技术产业的五大行业中“医疗器械设备及仪表”“电子及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受统一大市场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助推该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提高,该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韧性的影响

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数字经济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强、灵活度高、渗透速度快等特点有助于我国在面对市场波动、技术钳制等冲击时提升高技术产业韧性。选取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升高技术产业韧性的直接影响、非线性影响、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和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韧性提升具有直接提升效应与倒U的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并对相邻省份的高技术产业韧性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能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提升高技术产业的韧性;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东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韧性的影响最为显著;在产业结构升级程度更高与全要素生产率更高的地区,高技术产业韧性对于数字经济的刺激反应更加明显。

浙江省高技术产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浙江省高技术产业与经济社会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利用随机森林回归法分析探究影响高技术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综合发展水平看,2015年之前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略高于高技术产业,2015年之后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协调发展方面,1995—2004年高技术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失调状态,2005—2020年从勉强协调状态发展到了良好协调状态,2021年以后,两者处于优质协调状态;影响因素方面,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核心因素。

基于复杂网络的国际高技术产业贸易研究

论文通过构造2015-2020年涉及全球206个国家及地区间的双边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分析了包含电子通信产品、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高新材料技术等在内的国际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的基础拓扑特征及中心性特征。研究发现,全球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的覆盖范围和各国平均双边贸易体量在近年有明显增大趋势,但贸易壁垒带来的内部冲击和新冠疫情带来的产业外部冲击使得2020年呈现出明显的贸易分散化趋势,贸易联系活跃度和贸易网络传输效率急剧下降。我国应加大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力度,注重对外维护与核心贸易国的技术贸易联系,拓宽贸易伙伴范围,并强调创新要素的完备性,确保本国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更好地适应全球产业链的变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2年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从传导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消费结构升级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只有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多维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产业促进作用,打造数字普惠金融和高技术产业联合发展生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消费升级中作用。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研究——以江浙沪为例

本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构建了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仿真模型,以江浙沪为例,对2012~2021年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进行评估,并设计四种不同发展情景探讨其发展潜力。研究表明:2012~2021年,江浙沪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差异虽在减小,但仍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需要促进不同省市间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2022~2032年,相较于现状延续情景,其他发展情景均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且从高到低依次为:研发投入型、环境促进型、人才支撑型,说明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研发投入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最优方案,培养人才或大力发展地区经济、丰富地区资源也能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

互联网发展对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市场化影响评价——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数据

本文理论分析互联网发展对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市场化的影响效应和门槛效应,并利用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市场化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互联网普及率为门槛变量时,互联网发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存在门槛效应,当互联网普及率跨越门槛值时,互联网普及率对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的边际效应呈非线性递增特点。以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互联网发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市场化都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值时,互联网普及率对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及其市场化的边际效应都呈非线性递增特点。并且,互联网发展对科技创新成果的促进作用效应因区域互联网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