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高管薪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非现金性薪酬的设置对二者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其中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行政晋升则正向调节了二者的关系。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抑制高管薪酬粘性吗?——来自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的证据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不仅涉及股权结构,还涉及董事会结构。文章选取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改革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股权深入度和股权制衡度越高,越有利于抑制高管薪酬粘性;非国有股东委派董监高比例越高,越会抑制国企高管薪酬粘性;混改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企比在央企更加突出。研究成果对深化国企混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丰富了国企混改和高管薪酬粘性等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EVA业绩考核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A股央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央企业实施EVA考核为背景,采用DID法检验EVA考核政策颁布效果,后通过引入薪酬EVA敏感性度量EVA薪酬机制的有效性,来考察基于EVA的管理层薪酬机制对央企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后果。研究发现,EVA薪酬机制能够有效发挥激励作用,抑制央企高管的薪酬粘性。

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实现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打造优势特色产品的关键。基于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研究样本,以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为切入点,研究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以及管理者权力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研发创新水平,管理者权力对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调节作用呈倒“U”形。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管理者短视行为的减少是高管薪酬粘性影响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重要路径。

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盈余管理偏好的影响研究

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是公司高效运作的保证,既可以为公司决策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又有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因此文章从盈余管理的薪酬契约动机出发,以2014—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类型考察了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盈余管理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粘性特征的“奖优奖劣”型薪酬契约对盈余平滑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盈余激进度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奖优罚劣”型薪酬契约抑制盈余平滑度与盈余激进度没有显著关系。这一发现有助于增强企业、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对盈余管理偏好的认识,加强公司薪酬激励治理,从而提升企业可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粘性研究综述

高管薪酬粘性是指企业业绩上升时的高管薪酬边际增加量大于业绩下降时的薪酬边际减少量,这种特征的存在会削弱薪酬机制对高管的激励作用,引发委托代理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分别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角度分析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因素,总结近五年呈现出的研究特点,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财务宽裕、股权制衡度与高管薪酬粘性

现有高管薪酬粘性的研究主要基于管理者特征,鲜有研究财务特征与高管薪酬粘性的关系。基于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财务宽裕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以及股权制衡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宽裕对高管薪酬粘性具有正向影响,会加剧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股权制衡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方式,弱化了财务宽裕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相比于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在民营企业中更能抑制财务宽裕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文章结论拓展了高管薪酬粘性影响因素及财务宽裕经济后果的研究,为企业限制高管机会主义行为、完善公司治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理论支持。

政府补助、高管薪酬粘性与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

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代表着企业发展潜能的创新能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研发投入作为学术界公认量化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选取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实证方法分析政府补助、高管薪酬粘性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研发投入随着政府补助的增加而增加;高管薪酬粘性不会削弱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粘性对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粘性与战略差异度——基于内部控制与行业竞争程度调节分析

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高管薪酬粘性本质视角,探究了高管薪酬粘性与战略差异度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内部控制与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粘性抑制了战略差异度的提高;内部控制与行业竞争程度均缓解了高管薪酬粘性对战略差异度的抑制作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高管薪酬粘性与战略差异度之间的重要传导路径。研究结论将高管薪酬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到了公司战略领域,有助于全面认识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机制和效应。

高管薪酬粘性对煤炭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为提升煤炭企业的创新效率,文章选取2014年至2020年煤炭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样本,通过改进Richardson投资支出模型,测量了煤炭企业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并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董事会特征在中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煤炭企业的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的独立性负向调节了高管薪酬粘性对创新效率的作用。研究结论为煤炭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提供了新思路,对煤炭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小股东参与治理会提升薪酬契约有效性吗--来自高管薪酬粘性的证据

薪酬粘性是衡量公司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2014-2018年上市公司中小股东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基于薪酬粘性模型讨论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发挥监督治理作用,进而显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提升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同时,这一效应在公司大股东监督治理更强、市场预期更稳健时愈发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的治理效应还受到了主体异质性的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对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作用的认识,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性证据。

高管薪酬粘性、管理层任期与企业双元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设计薪酬契约以调动管理层创新积极性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基于最优薪酬契约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选取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管理层任期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管理层既有任期对高管薪酬粘性与双元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均呈倒“U”型;管理层预期任期仅对高管薪酬粘性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对高管薪酬粘性与探索式创新的关系并未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和环境不确定性后发现,既有任期的调节效应主要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中显著,预期任期的调节效应则是在非国有企业和低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中显著。

高管薪酬粘性研究述评与展望

高管薪酬粘性现象的存在是否代表薪酬契约失效?文章通过回顾现有高管薪酬粘性文献,首先追寻其问题缘起与测度方式,基于管理者利益视角和股东利益视角,在管理者权力理论、薪酬契约理论、调整成本理论三种理论框架下探究高管薪酬粘性的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然后在不同理论框架下总结高管薪酬粘性现象存在的经济后果,最后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表明,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并不完全是薪酬契约失效的表现,也有可能是股东主动的薪酬契约设计,这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及实践管理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集思广益还是不相为谋:董事会断裂带与高管薪酬粘性

董事会对高管薪酬契约制定具有决策权和监督权,其团队特征会对高管薪酬契约的结构和执行效果产生影响。文章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董事会断裂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加剧了高管薪酬粘性,内部控制质量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相对于表层断裂带,深层断裂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更显著;相对于“奖优-罚劣”型高管薪酬粘性,董事会断裂带对“奖优-奖劣”型高管薪酬粘性影响更大。同时,董事会断裂带对高管薪酬粘性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推动中国上市公司薪酬制度改革以及改善董事会团队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借鉴。

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是否有抑制作用?——来自沪深两市A股经验证据

选取2009—2011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不同的会计指标作为公司业绩的替代变量,验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否存在粘性,并考察内部控制对这一粘性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ROA体现出更强的业绩敏感性,没有粘性;而与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DNP)之间存在粘性,但其粘性特征在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作用下有所减弱。这说明管理者会用盈余管理的方式增强业绩敏感性,分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可以实质性地抑制高管薪酬的粘性,真正增强业绩敏感性。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同时,重点考察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粘性特征;在股权结构的影响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高管薪酬粘性相应越高,当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上市公司高管作为控股股东利益的代表,通常忽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对称性,因此薪酬粘性成为控股股东对高管的奖励;在产权性质的影响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高管薪酬粘性

基于2008~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问题,进一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存在持续的粘性,而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作用下粘性有所抑制。为此,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应得到充分关注,以优化高管薪酬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的高效运作。

代理成本、高管薪酬粘性与预算松弛

运用2010~2015年沪深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基于委托代理视角实证检验高管薪酬粘性与预算松弛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越大,公司"奖优而不惩劣"的问题越严重,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构建预算松弛的可能性越小,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不明显,说明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现象与多重任务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管薪酬粘性与预算松弛之间的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费用率越高,代理成本越高,高管对薪酬的依赖程度越低,高管薪酬粘性对预算松弛的负向影响被削弱;高管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治理机制越完善,代理成本越低,高管薪酬粘性对预算松弛的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增强。

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与企业投资效率——管理者权力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由此加大非效率投资及降低投资效率。(2)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仅对“奖优-低惩劣”薪酬契约有效。相对于非国有、高估值与制造业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国有、低估值与非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管理者权力的提高会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高管权力寻租引发的薪酬补偿效应,由此稀释薪酬奖惩对业绩变动的敏感度。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会减弱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投资不足企业,对过度投资企业不显著。(4)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高管薪酬粘性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

高管薪酬粘性特征对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以中国国航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06—2011年从事航油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规模、盈亏状况以及该公司高管薪酬变化特征,考察了该公司高管薪酬与净利润、营业利润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的关系。基于公允价值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被广泛应用的制度背景,将公司业绩分为营业业绩和风险业绩,并比较分析高管薪酬与不同风险业绩的粘性程度,以期从高管薪酬机制中关于对高管投资行为规定的特点找到对管理层投资行为的直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