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族谱》中高适家世后裔考述

高适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大诗人,然而关于他的家世,除《旧唐书》本传一句错误记载,别无可考。直到20世纪80年代,周勋初先生作《高适年谱》,阐幽发微,才有新的结论出来,可惜所得结论如“父崇文”“祖偘”“曾祖佑”“伯父崇礼”等似均属未确;故本文特据权威记载与《高氏族谱》等资料予以订正,重新认定其父仲舒,祖智周,曾祖审行,崇文乃其次孙也,并考列出高适先世及后人共六十代之事迹。考《高氏族谱》历次续修皆有所本,特别是韩愈既“为高氏甥,又婿高氏”,其《续高氏世宝》所述高适世系,尤足凭信。

从“战士”到“文士”——论高适、岑参之边塞身份的认同与转变

戎马风尘的边塞生活和雄浑悲壮的塞外书写共同构建了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人身份,因而诸家论及高适、岑参也多集中于出塞经历,偏重于二人边塞文人身份,认为“功名只向马上取”是其志向所在。他们在拓边戍守中渴望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在人民痛苦不幸的遭际中开始对定边安民有了新的思考。高适诗作中有“激昂仰鹓鹭,献替欣盐梅”之语,岑参也常有“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之论。结合二人“谏臣”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不只将入幕从戎、立功疆场当作唯一的报国之路,也希望谏言立策来解除国家边患,拯民济世。从“战士”向“文士”,造成这一身份认同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探究其背后成因对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文人的研究与其诗歌创作尤为重要。

高适《塞上听吹笛》的异文现象及演变过程

高适《塞上听吹笛》在流传过程中的异文众多,甚至存在与通行版本差异巨大的异文。通过梳理《塞上听吹笛》的各个异文版本,就其异文现象及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在各个版本中,《国秀集》题作《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的版本应是早期面貌,而通行文本则应是后起的成熟版本,这样的流变过程与各个版本的编选时间以及高适本人的修改密切相关。

高适配性的电力监控主机操作指令安全性自适应检测模型

电力监控主机操作指令存在的异常点会影响电力监控主机操作指令的安全性,为了提升指令安全检测效果,提出高适配性的电力监控主机操作指令安全性自适应检测模型方法。该方法根据主机操作指令特性分析结果,利用建立的多模式无线数据采集设备采集电力监控主机操作指令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PCA)方法提取采集的指令数据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指令数据实施降维处理,达到降低电力监控主机操作指令安全检测复杂度的目的;结合基于密度的聚类(DBSCAN)算法对提取的特征聚类,从中挖掘出异常点,基于挖掘结果构建自适应检测模型,利用该模型对挖掘的异常点检测,实现高适配性的电力监控主机操作指令安全性自适应检测。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对该方法开展检出率比较测试、检测时延比较测试,验证了该方法的可靠性高。

高适配质量管理对中小型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

高适配质量管理不仅是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增强竞争力的核心手段,还是企业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实施高适配的质量管理体系,中小型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本文指出了中小型企业质量管理现存问题,分析了中小型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运用质量管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措施,以期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参考。

附势与媚俗:唐代诗人人格的另一面——以李白、杜甫、高适为中心

在唐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层面中,附势与媚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格现象。一方面,它是集权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知识分子功利思想的反映。这种人格现象集中地反映在投献、干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关文学作品中。以李白、杜甫、高适为代表的盛唐文人几乎都有着从附势、媚俗到愤世嫉俗的人格变化的经历。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高适、岑参与盛唐边塞诗的人性内涵

以高适、岑参为代表作家的盛唐边塞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现象,是"盛唐气象"的重要表征。盛唐边塞诗这种文化现象所蕴涵的人文精神突出体现为人性的张扬。盛唐边塞诗的意义可归总为三个方面,即边塞情怀、边塞风物和边塞战事。边塞情怀的核心是功业情怀。功业情怀具有两面性。边塞风物的特点是雄奇壮伟。高、岑的战争诗并非纪实,他们的战争观可概括为胜概和非战。

高适研究述评

高适是我国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人物,历来为论者所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更是产生了高适研究的高潮,其间对高适的家世、生平、著作等都有较为全面的整理,成就斐然。然而进入21世纪后,对高适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对其边塞诗的关注上,且多为单篇论文,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著。在对高适研究的情况加以系统、全面的观照后,更有利于我们认识高适研究的现状,从而对其中论述不足之处加以补充。

盛唐诗人高适、李白的人生选择及交游关系新议

诗人交游考是研究诗人生平与创作的重要方面,不同诗人间的关系往往随着个人的人生选择、道路和地位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探究诗人的交游关系可以为梳理文学史线索、评判诗人的历史地位等提供重要依据。作为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李白、杜甫与高适的交游是盛唐诗坛的美谈,更是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多在三人同游的时间、地点及交游过程中三人的感情深厚与否等方面,其中李白与高适的交往更因二人在永王之乱中人生选择的不同所导致的身份对立以及相关诗作的缺失而备受争议。学术界多认为,高适在永王之乱后没有对李白伸出援手是出于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然而,考查二人的交往过程以及永王之乱后李白的实际处境,可以看出,高适的处理方式是建立在对时势的准确评估之上的,乃是"不救之救";相关诗作的缺失,亦不能排除流传过程中散佚的可能性,二人的关系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高适《燕歌行》意蕴寻绎

唐代著名诗人高适于开元二十六年写的《燕歌行》是盛唐边塞诗中的杰作。自清代以来，学者多认为此诗与潢水之败事件有关，对张守“晚年恃功骄纵，不恤士卒”及“妄奏克获之功”作了讽刺。其实这是后人的误解。本文试图通过唐代史实，联系高适本人的边塞生活经历，对此诗的意蕴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解释。

高适《燕歌行》新论

盛唐边塞诗有两类,一类是入幕文人作品,一类是非入幕文人作品。前者多关注战斗过程,后者多关注战争性质。高适《燕歌行》是后者的代表作,它本质上是一篇"和作",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原作的影响和制约。原作者"客"当为时任张守珪幕府管记的王悔;"感征戍之事"是有感于原作所述"征戍"之事,而非针对张守珪不惜士卒;其形式颇有特色,而非创新。

敦煌遗书P3812号中所见高适诗考辨

敦煌遗书P3812号是一部唐人诗集抄本,收有殷济、武涉、宋家娘子、刘长卿、刘商等唐代诗人的诗歌数十首。其中多数诗歌的作者基本可以确定,但仍有少数诗歌的作者不明,如以下七首: 奉饯梁大郎辅佐殿下赴东牙知君竭节事王孙,骤马翩翩辅至尊。有幸□欢未终席,无才饯别志殷勤。弱水坚冰连积雪,燕山雾气助寒云。勿惮登途论国事,倾心驻目望回尘。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自从嫁与君,不省一日乐。遣妾作歌舞,好时还道恶。不是妾无堪,君家妇难作。下堂辞君去,去后君莫错。

论高适《燕歌行》为模仿之作

人们对高适《燕歌行》的本事有多种说法,其实该诗是在模仿前人边塞乐府诗的基础上写成的。该诗的篇章体制因袭了前人拟辞的程式,诗中时空背景的设置、对军中苦乐不均的描写、对“城南”少妇的描写等均源自前人的边塞乐府诗。

慷慨激昂 豪放悲壮——高适、岑参边塞诗奏响盛唐之音

高适、岑参是盛唐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出身、经历和生活体验相似,因此,他们边塞诗的内容有许多相似之处:抒发为国守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和执着追求,洋溢着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歌颂边塞将士不畏艰险、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表现了征人思乡之情;具有悲壮的共同格调。但因际遇不同,所见各异,在艺术手法上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高适的边塞诗思想内容深刻、风格悲壮,是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优秀代表;岑参在写作手法上以写景描写抒情见长,景色奇丽,感情炽烈,想象奇特,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他们的边塞诗慷慨激昂、豪放悲壮,共同反映出时代的主旋律,充分体现了盛唐时代精神。

论唐代文人入幕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以高适入河西幕府为例

文人入幕对文人的人文气韵及文学创作都将产生重要影响。高适是唐代诗人中位至通显者,入幕河西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高适入河西幕府的时间,两唐书本传均未记载。从高适入幕河西的诗歌创作及其特质,可以判定其时间当在天宝十一载(752年)秋冬之际。高适入河西幕府使其诗歌风格和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诗歌创作风格上,高适诗歌由原有的"悲壮"气韵转向"豪迈"风格;在审美情趣上,高适诗歌也由之前的"映像社会"转向"书写自然"。反观高适的河西边塞诗可见,入幕河西对高适诗歌创作的影响充分证明了清初诗论家叶燮《原诗》所谓"高七古为胜,时见沉雄,时见冲淡,不一色"之观点的正确性。

高适与岑参诗的真谛——读《高适岑参诗选评》

作为盛唐诗歌的代表人物，高适、岑参的名字早已经与唐诗、与边塞诗水乳交融。如何让已经几乎沦为平常的经典研究对象重新焕发生命的魅力？三秦出版社2010年9月推出的《高适岑参诗选评》一书，就提供了这样的范例，其选评者为唐代文学研究名家薛天纬先生。

高适、岑参边塞诗语言风格成因之比较分析

本文主要从语言风格学的角度探讨形成高适和岑参二人边塞诗语言风格差异的成因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制导因素系统和物质因素系统。前者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子系统,主观因素主要指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和文化学识,客观因素主要指交际环境、表达对象和接受主体;后者包括语言要素中的风格手段和非语言要素中的风格手段两个子系统,语言要素以语音、词汇为主,非语言要素以修辞格为主。

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以敦煌写本形成时间为中心

敦煌本《高适诗集》(P.3862)是专收唐代诗人高适作品的敦煌写卷,对于此写卷,历来研究较多,多基于文献层次。因无题记,对于该卷的形成时间,尚未见定论。本文拟从其所收诗歌的创作时间及唐代避讳入手,对其形成时间作一考述。

壮美与优美 调谐自生辉——高适《燕歌行》的又一种解读

本文结合历史事实,把高适的《燕歌行》放在盛唐大时代背景之下进行观照,澄清了讽刺说,认为此诗不是为讽刺边将而作,并运用美学理论进行分析,指出此诗成功地于悲壮之中穿插了优美的勾勒,从而成为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