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仲通生平事迹述评

鲜于仲通名向字仲通,他是南诏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唐朝权奸杨国忠由穷变通,得力于他的援助荐举;杨国忠政治上暴发后,推荐他作剑南节度使;天宝十载、率兵征南诏、大败逃归;晚年病故于汉阳,归葬于蜀川新政县嘉陵江西岸。《旧唐书》和《新唐书》没有给鲜于仲通立传,关于他的身世,主要依据有颜真卿所撰《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关于他的行状,散见于过去史家的记述。

从鲜于仲通家族相关史事看中古胡姓家族的汉化

鲜于仲通家族作为中古时期内迁丁零人后裔,在政治地位上升和汉化程度日趋加深情况下希望借名士颜真卿、韩云卿等人之笔重塑自己家族历史,构建一个世家大族形象,进而融入主流文化圈。但胡姓家族汉化不仅是胡姓迎合主流文化改造自我的一个过程,还是一个涉及主流社会接纳度的双向互动过程。鲜于仲通家族最终在舆论质疑下被迫改宗室李姓,结束自己家族重塑事业,而当家族领袖去世后,汉化进程也陷入中断。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胡姓家族的汉化不仅要在文本上重塑自我身份,还需要在维持政治地位的同时建立一个长期、持久且契合主流社会的文化传统。而胡姓家族的汉化进程与“主流文化”之间也形成某种张力,随着历史的演进,成为更大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一个推力。

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

李白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行为显得非常特殊,简直叫人无法理解,因为它与一般人的行为或作风相去太远了。例如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

对《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几点看法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1980年第3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分析郭沫若同志所著《李白与杜甫》的文章后,引起了各地学者、专家们的关注。笔者也不揣谫陋,略抒一得之见,以就正专家。 一 在1962年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曾誉李白、杜甫是诗歌创作中的“双子星座”。而十年之后,却一变自已的观点,从肯定杜甫到否定杜甫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打开《李白与杜甫》,把《关于李白》和《关于杜甫》每节的题目比较一下。

从南诏《德化碑》看我国古代各族的精神纽带

云南是汉族、北方、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交汇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代表全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状况,对云南各族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云南各族自古以来的特点是:强烈的内聚力和民族认同感。云南远离中原,与内地交通极为不便,古称蛮荒烟瘴之地,可说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这样远离中心的偏僻地区,按说是最易发生离心倾向的。然而云南各族千百年来却具有强烈的内聚力。云南26个民族,各具独特、悠久的文化。按说相互间是难以求得民族共识的。然而,云南各族千百年来都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认同感。这种内聚力和认同感,在近代升华成了强烈、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意欲通过南诏《德化碑》的分析。

杜甫“一饭不忘君”试析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可是,对杜诗思想内容的评价,却存在着很大的分岐。分岐的焦点,在于杜甫的“忠君思想。”苏轼说:“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这句话,几乎成了封建时代对杜诗思想内容的定论,当然,也是最大的褒扬。然而,到今天,这却成了评价杜诗分岐的焦点。肖涤非先生说:“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思想。”(《诗人杜甫》)而郭老(沫若)则认为:

论杜甫与“干谒”

杜甫一生有无“干谒”?若有,当该怎样认识?这关系到诗人的思想和人格评价,值得进一步探究。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以肖涤非为代表,承袭清人仇兆鳌的“公深耻而不屑干”的观点,认为杜甫与干谒是沾不上边的。他在注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独耻事干谒”一句时说:“是说从事钻营为可耻。用一‘独’字便见得从事干谒之流,天下皆是。”又在《杜甫研究·再版前言》中,专列“

古战场——下关

下关市,现在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首府所在地,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经过解放后卅多年来的建设,已是有十一万多人口的城市,城市建筑面积大大扩展,滇缅、滇藏两条公路主干线通过这里,是滇西北高原上的交通运输枢纽;教育、邮电、卫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也飞速发展,公共福利和园林建设大有长进,特别是近年来扩建的下关温泉和洱海公园,更为中外游人称道不巳,这座欣欣向荣的轻化工业城市,它的建设和发展基本上是解放以来卅多年的事。它的过去。

读杜诗札

一、兵车行的社会背景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兵车行》是他叙事诗的名篇之一。关于它的社义背景,现在注释此诗的同志,多以钱益谦的说法为依据,认为是为讽剌唐玄宗穷兵黩武、用兵南诏而作。

浅议《全唐文》里的南诏史料

老一辈史学工作者都评价《全唐文》是唐史研究的一部资料宝库。就其对云南史或者具体说对南诏史的研究来讲,也是一部珍贵的资料宝库。已故历史学家方国瑜在《云南地方史讲义·云南史籍目录解题》里,用三百余字简介了这部唐、五代人物的文章总集,言虽简而不乏启示作用。在这里,对《全唐文》中有关南诏的史料多集中评说几句是有必要的。

论杜甫的《兵车行》

诗人杜甫为什么要创作《兵车行》这篇名著呢?钱谦益认为:天宝十载,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士卒死者六万。杨国忠掩其败状,反以捷闻。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瘴,士卒未战而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送军所。

李白《关山月》探微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从一首诗看唐代对南诏的用兵——读李白《古风·三十四》

我国唐代的许多诗人,运用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从各方面深刻揭露严酷的社会现实。战争是唐代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对于正义的战争,诗人们尽力赞扬和讴歌;对于非正义的战争,诗人们竭力反对和谴责。天宝时期对南诏发动的两次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诗人们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鞭笞,李白的《古风·三十四》就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 李唐王朝第一次对南诏的用兵,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七五一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士兵征伐南诏,

《郭虚己墓志》发微

《郭虚己墓志》一九九九年十月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首阳山镇砖厂,志石高107厘米,宽104厘米,共35行,每行34字。出土至今已二十余年,人们多关注于该墓志的书法,这当然与撰书者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不无关系,可是对于该墓志中的史料却少有研究,只有《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颜真卿郭虚己墓志相关问题的探讨》两篇论文[1],文中也未对于郭虚己剑南节度使以及相关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而剑南节度使的建制据《通典》卷一七二《地理典》所云,"管兵三万九百人,马二千疋",

《兵车行》:悲伤着你的悲伤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唐代诗歌中,表现将士出征场景的诗句并不鲜见,如杨炯《从军行》的'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的'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等,这类诗句多借助宏阔雄壮的景象,间接展现唐军的高昂斗志,抒写'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功业情怀。

青羊宫建置源流

青羊宫是成都市最大、最古老的道教宫观。所在地址初名青羊肆(或作青羊市)。传说远在周代,老子西行至函谷关,与关令尹喜告别时说:“千日后可寻吾于成都青羊肆”。后来道教将古代哲学家老聃和道教中的李老君混为一谈。青羊宫原名青羊观。此观址初很狭小,四周为菜园,据说唐玄宗时原来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的府宅。唐僖宗逃奔蜀中,曾作为行宫,后改为道观。据记载,当时在这里忽见红光如毯(球)入地,穿得砖,上有古篆六字云:“太上平,中和灾。”

其事核而实 其刺允而当——对陈寅恪关于白居易《蛮子朝》一诗笺证的异议

著名文史家陈寅恪先生在其力作《元白诗笺证稿》中释《蛮子朝》诗云: 据《国史补》中略云:……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吐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则南康招附西南夷之勋业,亦为时议所推许也。元白二公乃借蛮子朝以诋之,自为未允。盖其时二公未登朝列,故无以预闻国家之大计,故不免言之有误耳。陈先生认为元白二公各作《蛮子朝》诗以诋毁唐德宗贞元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是不公允的,是言之有误的。然而我读白居易《蛮子朝》诗后,觉得陈先生的结论值得商榷,白居易对韦皋的微词言之有据、刺之允当,元白二公不宜相提并论。白居易的《蛮子朝》是一首新乐府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

从《兵车行》看诗史说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杜甫便是站在峰巅之上的伟大诗人之一。关于杜诗,历代都有名家评论,尤其对'诗史说',几乎每一大家都要论及。如《新唐书·杜甫传》的作者宋祁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陈岩肖《庚溪诗话》中称:'杜少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所谓据依,指除记事外,都邑所出。

天宝恨

在姚安县城东南方向的烟萝山一条山梁之上,有一处饱含遗恨的故城遗址,人们习惯称之为张虔陀城遗址。据说,该城是唐朝天宝年间的姚州都督张虔陀兴建的。他主政姚州期间,为了挑起与南诏之间的战火,不惜劳民伤财建造这座背靠大山易守难攻的城堡。可惜这座刚建成的城堡,还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就在自己精心策划和引发的姚州之战中变成一堆废墟,成为了一座掩埋自己的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