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现代性

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被视为现代“龙学”的奠基作,而其之所以能成为现代“龙学”诞生的标志,原因就在于具有深刻的现代性。该书的现代性内涵和精神主要从三个方面呈现出来:一是书中针对当时执掌北大教坛的桐城派文论思想给予尖锐的批评,体现了时代环境赋予其书的现代性批判精神;二是书中洋溢的自然思想、美文观念和创造内容深契现代学术理念,彰显了其书思想内容方面所具有的现代性学术价值;三是书中采用的文字校注、资料笺证和理论诠释三结合的研究方法,尽显现代学术重视理论分析、强调科学论证的思维品格。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批语“同”

“同”是《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的重要批语。“同”批注的字词主要含括异体字和转语两类。将《手批》与其参考性材料《文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同”所批注的字词与《文始》中“变易”关系的字词在内容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又呈现出与之不同的泛时性特征。同时,受《说文解字》训释内容的影响,“同”存在将造意与实义混淆的问题。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写作“某声通某”的一类批语统称为“声通类批语”,它们多书于天头上端,共计1209条。声通的内涵为词与词的上古音相通。黄侃判断声通的证据有括号证据和《说文》页内证据两种形式,源自《说文》的读若、重文、形声字等材料。黄侃认为上古汉语“一字多音”,因此一条声通批语往往含有多组声通关系。声通证据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建立字头与例字、关系字的音同、音近关系。阐明声通类批语的形式与内涵,有助于推动声通模式以及黄侃古音学思想的研究。

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骈散观念

黄侃先后参加了清末民初的骈散文派之争与新旧文学论战,在论争中形成了宏通的骈散观念,他作《文心雕龙札记》,推重刘勰《文心雕龙》的折中之旨以调和骈散。围绕各学派的论争焦点,黄侃从内涵与外延分别定义文学范畴,在兼顾文体纷杂的同时强调声律、辞采的重要性,并主张兼习文笔之体。黄侃秉持骈散并重的态度,力主骈文实不可废,提倡奇偶适变,他兼重命意与修辞,细析并评点《文心雕龙》所总结的声偶文学修辞技巧,倡导为文者创作辞义相称的作品。黄侃通达的骈散观念既对桐城派文采不足之弊予以纠偏,又对《文选》派持论过严之处加以补正,推动了骈文与散文两派的互融。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成书详考

黄侃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有《文心雕龙札记》传世,已成为现代文史学术经典。该书从讲义到公开出版,过程颇为复杂。最早采用油印和铅印形式,凡31篇。铅印的下半部16篇庋藏北大图书馆,至今缺乏研究。1920年代初,顾名将最初油印31篇的下半部20篇改题《文心雕龙笔记》作为平民大学讲义铅印。1927年文化学社版即据该本,并附录骆鸿凯《物色》。黄侃离开北大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中华大学任教,约于1923年铅印31篇本讲义,并在《华国》月刊连载,因《华国》停刊而中辍。1935年黄侃去世,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刊发讲义上半部11篇。1947年,四川大学将《文艺丛刊》与文化学社本合集为31篇本刊印,流传不广。1962年,中华书局再次将两者合集出版。但已非《札记》的原貌,须要进行文本复原的工作。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是现代大学讲义的形态演变的一个典型个案,产生于近现代思想转型期骈散相争、文白对立的北大讲坛,因此更有细致探讨的必要。

黄侃与戏曲之关系考论

除了为世人所熟知的与曲学大师吴梅的冲突外,其实黄侃与戏曲的关系既复杂又深厚。翻检黄侃的日记及其他著作可以发现,黄侃与戏曲之关系可以概括为一身三面。在剧场观剧时以资深戏迷的身份出现,并对梅兰芳等名角的表演艺术表示欣赏;在曲籍收藏上则是以藏书家和读者身份出现;而在学术研究上则以学者身份呈现,并将戏曲语料研究作为其小学研究的佐证。三种身份分别呈现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人格。三重人格的不同是由黄侃在日记中的身份转变、兴趣转移等原因造成的。而不同的人格也说明黄侃在面对不同的戏曲形态时态度和身份也是不一样的,远非昔日学术界的“喜爱”和“讽刺”二元论可以概括的。

新見黄侃先生手批《契文舉例》述論

黄侃對以甲骨文爲代表的古文字的重視與研讀,在章黄學術、甲骨學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新見黄焯舊藏黄侃手批《契文舉例》爲此提供了新的一手資料。結合《黄侃日記》《文字聲韻訓詁筆記》等進行考查,可以發現黄侃在集中研讀甲骨著作的同時,對《契文舉例》進行了相應批點,密切呼應着甲骨學動態。批點的主要内容包括訂正孫書、考釋文字、探究文例、印證文獻四個方面,既匯集了學界可信的結論,也記録了黄侃自身的意見。作爲獨一無二的材料,手批《契文舉例》既能印證黄侃關於治古文字方法、目的的論述,又能進一步反映章黄學術的特點,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蜀才”曾道:黄侃推为“甹侠”的传奇人生

近代国学大师黄侃的日记中,记录了与他交往的二三十位巴蜀学人的身影,曾道即是其中记载的第一人。曾道,字通一,清光绪六年(1880)生于四川省金堂县姚渡乡(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他早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随后留学日本,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期间师事章太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论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未用“同”批录及未录的《文始》“变易”——以《文始》“歌泰寒”类的考察为基点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用术语'同'对《文始》中的大多数'变易'进行批录,例如《文始》'歌泰寒'类用'变易'及相关术语系联同源词98组,其中黄侃先生未用术语'同'批录及未录的只有16组。考察黄侃先生未用术语'同'批录及未录的《文始》'变易',有助于加深对章太炎《文始》'变易'与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同'之间关系的认识及对章太炎、黄侃先生'变易''孳乳''同''变''近''由……来'等术语的理解,进而,有助于加深对章太炎、黄侃先生词源学思想的认识。

黄侃先生古本音说中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兼论古今音变的“条件”

黄侃古本音说认为,声母与韵母的洪细是相和谐的,上古音最初声母和韵母都是洪音,中古音的细音,是最初的上古音变化的结果。古今声音的变化,声母变则韵母也跟着变;韵母变就说明声母已经变,声母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声母后头i介音的产生。这是黄侃的声韵相挟而变理论。声韵相挟而变理论是在综合考察大量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现象,并继承清代古音研究精华而提出的。一些用现当代古音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支持声韵相挟而变理论。这个理论启发我们对古今音变发生"条件"的通行说法提出怀疑。古今音变"条件"可以有新的解释。

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承袭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不仅皆为"龙学"名著,且已成现代学术经典。个别研究者曾注意到二者有着渊源关系,但极少有人具体研究范注所受《札记》多方面的影响,更无人指出范注对《札记》的承袭几达《札记》的70%这一学术事实。实际上,范氏之注是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增订而成,沿袭了《讲疏》的体例,而《讲疏》之成书及体例直接缘于《札记》的启发;范注继承了《札记》注重义理的研究方法,并沿用了《札记》大部分的校注、引文和理论见解。可以说,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范文澜创作《文心雕龙注》的重要基础;没有黄氏《札记》,就没有后来的范注。两部如此密切相关的作品最终皆成为现代学术名著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学术薪火如何代代相传的范例。

黄侃“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治学原则的创新意蕴

黄侃一生治学严谨,提出了一系列治学原则,其中以"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的主张最具代表性。它是中国近代学术创新的一种治学方法论,以"独殊"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以"不雷同"为学术创新的一条标准,阐述了学者进行学术创新必备的四种学术气质。黄侃对这个治学原则的具体实践及其再认识的衍化轨迹是:从提出"在于发明,不在于发现",以"发现新材料"并不等同于学术创新为理由否定"发现之法",到认识"发现"研究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替代性的"发明"研究,再到归纳出"发见(现)一、推明二"的"治学六道",认同"发现"与"发明"同样具有创新功能。这一治学原则的创新意蕴在于: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与超越性,又反映出执着于国学研究与传承的学者所具有的一种文化自我更新能力。

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

章黄在音韵学和训诂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 ,相对而言 ,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 ,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就章黄的文字学研究情况做了考察 ,从总体上讨论了章黄文字学研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 )材料上以文献文字为正统 ,对出土文字持慎重态度 ;(二 )方法上以关系论为主导 ,归纳了汉字的属性关系、表达关系和演变关系 ;(三 )目标上以语言学为归宿 。

黄侃先生词学交游考论——以况周颐、汪东、龙榆生为中心

黄侃作为晚清民国学人词家,创作甚丰、交游甚广,小令追慕二李二晏,慢词取径清真梦窗。观其词学交游对象,年龄跨度较大。黄侃赓续前贤、启牖后学,既从况周颐、郑文焯等前辈耆老潜心问学、虚心求教;亦同汪东、吴梅等同辈密友结社雅集、砥砺词艺;且于龙榆生、俞平伯等后辈学生倾囊相授、教学相长。考察黄侃词学交游,为研究二十世纪初词人群体的精神面貌和交游状况提供了线索和价值。

师古而非复古 坚守而不保守——论章炳麟黄侃国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

章炳鳞(太炎)、黄侃(季刚)是20世纪初期“国故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西化”浪潮冲击中国民族文化走向极端,传统文化几被全盘否定的历史时期,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提倡建设中国本体文化,并为此整理典籍、施行国学教育,为新世纪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继承型人才。今天,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评价他们的文化建设思想和提倡国故之所为,可以感受到他们在国学研究和教育中高度的历史使命意识、敢于反潮流的独立思想和难能可贵的严谨学风,这对我们今天先进文化的建设,是有深刻的借鉴作用的。

黄侃的古音学: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

古本纽和古本韵是黄侃古音学的基石。本文正面阐述黄侃以代表字的切上字推求古本纽从黄侃所举本声本韵、本声变韵、变声变韵三类代表字概括出推理逻辑式，即从个别到一般，进而在一般意义的逻辑法式上看出黄侃在“求解古本纽”本题时并没有涉及古本韵问题，只是代表字的选择和分类才把韵部作为参照，而这是找代表字，不是找古本纽。从大量的审音表目材料看，也可说黄侃古本纽从中古声类音系系统内部审得，更能表明求古本组与古本韵无关。黄侃把中古开合口一等、四等韵作为上古本韵的选择对象，按此标准在黄侃求证古本韵时列出的作业表：钱玄同《韵摄表》上作业，准确率分别达９７．１％和９１．１％。求古本韵与古本纽无关。以一等韵和四等韵为上古本韵，合乎现代音系学原理。黄侃还中经钱玄同受到高本汉的间接影响。黄侃并没有用循环论证。

黄侃《诗品讲疏》探原

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纂的《诗品讲疏》是现代《诗品》研究史上的一部知名之作,但学界对其整体内容和相关情况却知之甚少,迄今只能追溯到《文心雕龙札记》中所征引的个别片段。黄侃早年还发表过一篇《诗品笺》,在其身后所刊著述中并未收入,在诸多相关书录、年谱中也从未提及。通过覆核,可知其内容非常接近《诗品讲疏》的原貌,借此可以考察黄侃在研究《诗品》过程中的师承渊源、撰述宗旨、研究视角、个人趣味和教学方法等相关问题。黄侃原有笺疏《诗品》全书的计划,后因悔其少作及兴趣转移等原因而未能最终实现。即便如此,《诗品笺》仍然集中展现了黄侃在《诗品》研究方面的精辟见解,在现代《诗品》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脂、微”分部及黄侃对王力的影响

上古韵部研究中的著名课题"脂、微"分部由王力先生集大成,此前章炳麟1908年成立灰部时已发现脂、灰(微)"鸿纤有异"之别,1910年独立出队部时发现队(微)、脂相近,1915年队部只留入声字时,即成物部,被去掉的微韵字进入脂部,并认为脂部是阖口音,相当于王力的"微"部。黄侃1915年分古韵二十八部时有"灰(微脂部)—没(物部)—痕(文部)",曾运乾改造黄侃依摄合口灰韵成威摄合口灰韵,即微部,更把黄侃依摄的齐部之半改造成衣摄,即脂部。可见脂、微分部孕育在黄侃依摄之中。王力1936年"脂、微"分部时,同样审析过《广韵》齐韵,将其一分为二,一部分作脂部字;审析过灰韵,作为微部。这些,正是曾运乾审析黄侃依摄灰韵、依摄齐半的做法。

《通俗编》黄侃评语“正字”辨

《通俗编》黄侃评语中有许多＂正字＂术语。对＂正字＂内容作疏证,分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字内容,对于深入理解文字的形音义关系以及黄侃的语言学学术思想有重要参考作用。

《通俗编》黄侃评语的内容及其研究价值

黄侃先生曾在《通俗编》书眉施评语二百多条,学界尚未注意到。评语中蕴含了词源研究、词汇训诂研究、文字研究、音韵与方言研究、民俗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内容。研究这些评语在明清俗语辞书研究、理解黄侃先生语言文字研究上的成绩以及在研究汉语词源、训诂、俗字、语音等各种语言文字现象方面均有很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