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黄河流域民歌语言特征计量研究

结合生态语言学、类型学、计量语言学和依存语法等多学科理论背景,聚焦黄河流域九省区汉语民歌词汇、句法和语义层面特征,研究发现:在句法特征上,黄河流域民歌表现出支配词居前和支配词居后的混合语序类型特征,词汇和语义主题一致性表现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对黄河流域民歌进行多学科研究,可以拓宽中国民歌研究的视角,全面了解黄河流域的语言生态特点,黄河流域民歌具有直观可见的中华民族多元纷呈、和谐相融的黄河流域文化标识度。

黄河流域煤炭开发区地下水污染成因分析及防治建议

[研究目的]黄河流域内由于煤炭资源开发导致地下水污染严重,从整体角度对流域内重点煤炭开发区地下水进行归纳总结,为其可持续健康发展和地下水资源改善提供防治建议。[研究方法]从黄河流域战略地位出发,对地下水污染成因和污染模式进行归纳总结。采用改进后的综合水质指数法对流域内九大煤炭基地的地下水进行水质评价。选用主成分分析法赋权指标,并引入改进的内梅罗污染指数法,按照WPI分级法进行评价。[研究结果]通过对黄河流域各重点断面水质评价,得到目前流域内煤炭基地水质结果中Ⅲ、Ⅳ类占比较多,水质较差。分析成因当前流域内存在高矿化度矿井水、酸性矿井水和含特殊组分矿井水污染,同时阐述污染地下水形成的浅层和深层两种污染模式。[结论]对3种矿井水采用相应防治方法,并提出膏体充填技术和微生物修复技术2种防治技术建议,通过应用实际矿山为例,印证污染防治技术能够改善由煤炭开采引发的流域内地下水污染严重的问题,以期研究结果能够对成功推动中国绿色矿山的快速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2000-2020年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

[目的]探讨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特征,可为定量评估流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水—能源—粮食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特征,并利用灰色关联度对各子系统内部指标进行排序,进而判断对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结果](1)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水资源子系统波动幅度最大。(2) 2000—2020年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系统耦合协调度从初级协调向良好协调阶段发展;不同省区间的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较为明显,整体上可表现为上游地区>中下游地区。(3)各子系统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排名可表示为水资源子系统>粮食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其中水资源子系统内部指标与系统耦合协调度关联度均在85%以上,水资源子系统相对其他子系统的严格管理尤为重要。[结论]水—能源—粮食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为促进系统协调发展和流域高质量发展应综合考虑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

基于综合评分法和风险商值法筛选黄河流域特征污染物及风险污染物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污染物排入黄河流域,并被频繁检出,威胁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为获取潜在生态环境风险污染物,该研究通过调研2000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Web of Science(WoS)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黄河流域已报道的288篇污染物相关文献,使用多指标综合评分法筛选黄河流域的特征污染物,采用风险商值法获取水样和沉积物中的风险污染物。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共检出10类144种污染物,采用9类共13个筛选指标构建多指标综合评分法,对污染物各项指标进行评分,然后进行K-means聚类分析,按得分高低分为Ⅰ~Ⅵ级,选取得分较高的33种Ⅰ级和Ⅱ级高分值污染物作为黄河流域特征污染物,包括12种有机氯农药、10种多环芳烃、10种多氯联苯和1种邻苯二甲酸酯。②水样污染物浓度和沉积物含量前5种都是重金属、有机氯农药、邻苯二甲酸酯、多环芳烃以及药品和个人护理产品,而且二者顺序完全一致,且多数污染物的浓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③根据风险最大化原则,使用风险商值法(RQ)分别对水样和沉积物进行风险评估,将RQ≥0.1的污染物列为风险污染物,水样中共筛选出21种风险污染物,其中RQ≥1的高风险污染物有5种,包括硒、铅、苯并[a,h]蒽、苯并[a]蒽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④沉积物中共筛选出19种风险污染物,其中有13种高风险污染物,包括8种多环芳烃(芘、蒽、荧蒽、苊、萘、芴、苯并[a]蒽、苯并[a,h]蒽)、4种重金属(汞、铅、硒、砷)和1种邻苯二甲酸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该研究对相关部门拟定黄河流域污染物监测方案和管控措施有重要参考意义。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及障碍因子分析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2010年、2013年、2016年和2019年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并运用自然间断点法、空间自相关和障碍度模型,分析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空间关联性和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根据高质量发展水平将城市分为四大类,其中高水平城市主要为省会和中心城市,较高水平城市分布在中心城市周围,较低水平城市由下游向中上游扩散,低水平城市集聚在中上游。(2)黄河流域总体空间关联性较弱,局部存在集聚效应,东部高值区被高值区包围的高高集聚较明显,西部低值区被低值区包围的低低集聚较明显。(3)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障碍因子主要包括入境旅游人数、外资依存度、万人专利申请量、外贸依存度和万人在校生数。基于此,提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相关建议。

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分析

以黄河流域各省份2011—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熵权法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进行测度,并采用聚类分析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系统考察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动态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黄河流域各省份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不同地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影响,各个省份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一一对应。(3)黄河流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促进关系,且影响效果显著,即绿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山东段)工业用地错配时空格局与应对策略

以黄河流域(山东段)9个设区市所辖77个区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11—2020年山东省供地信息库中的工业用地供应数据,以及同期工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黄河流域(山东段)工业用地供应与工业利润总额时空变化特征,通过空间错配指数分析工业用地错配时空格局,并从科学配置、存量挖潜、提质增效和层级协同4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研究对于实现黄河流域(山东段)土地资源高效利用与聚集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三者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和三者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发展态势稳定,但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并不高;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等级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空间上呈现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的发展格局;驱动因素对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作用强度按经济驱动、产业结构、政府调控、水资源依次递减。

黄河流域气溶胶时空异质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大尺度黄河流域的长时序气溶胶光学厚度(AOD)的分析较少,且因素分析也集中在气象条件方面,针对该问题,搜集了MODIS气溶胶产品数据,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了整个黄河流域的时空变化特征,定量探讨了地理环境、自然气象和社会经济对AOD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黄河流域AOD整体为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0.38下降至2020年的0.22。AOD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春夏季高于秋冬季,这可能是气温、大气扩散条件和植被覆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空间分布角度来看,研究区AOD为自西向东呈现梯度递增分布,与流域DEM分布趋势相反,说明地形与气溶胶之间有密切关联。基于GW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地形植被对整个黄河流域AOD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社会经济、自然气象。针对黄河流域内重点城市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城市气溶胶光学厚度的月际变化有较大差异,流域上游城市西宁、银川和包头的AOD水平较低,冬季AOD最高,夏季AOD最低,而中下游城市夏季AOD最高,冬季最低。

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研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统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以黄河流域内的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并结合时空演化过程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格局,最后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未来5年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部分城市群出现轻度波动,耦合协调特征由失调、濒临协调转化为勉强协调、初级协调;最后通过预测未来5年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过程,推断城市群均处于显著提升状态,且逐步达到初级协调阶段.针对目前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公共健康协调发展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探究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公共健康耦合机理,对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边疆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位于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公共健康耦合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5-2021年内蒙古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公共健康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空间分异明显。新型城镇化水平由2005年的0.26提升到2021年的0.69,生态安全水平由2005年的0.26提高到2021年的0.57,公共健康水平在2021年达到0.64;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与公共健康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增长态势,由2005年的0.22上升到2021年的0.62,表现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其余盟市较低的空间格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均GDP、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是制约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年均障碍度分别为17.32%、8.74%、7.33%。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促进内蒙古新型城镇化-生态安全-公共健康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旨在为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持和指导。

黄河流域特色保护类村庄种群分布动态与生境选择

基于种群生态学理论,将黄河流域971个国家级特色保护类村庄视作一个地理种群。综合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明晰这一种群的分布动态和生境选择特征,进而应用地理探测器对比揭示影响该种群分布的生态因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分布密度随种群增长而大幅提高,分布模式随尺度变大由显著聚集转为不显著离散,分布格局随时间推移由多中心向单中心演化,但集聚中心一直位于河谷盆地;(2)黄河流域特色保护类村庄具有“聚中低山区、向阳坡斜坡、喜温暖湿润、近黄河干流”的偏好,趋向中等人口密度、经济欠发达地区分布,主要位于国道沿线30 km、省道沿线10 km、中心城市周边20~80 km、历史城镇周边60 km、旅游景区和文保单位周边20 km范围内;(3)影响特色保护类村庄种群分布的生态因子具有综合性、非等价性和限定性,在黄河流域以文保单位和海拔为主导。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时空变化及与人类活动的空间交互作用

【目的】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干扰的日益加强,分析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变化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交互作用,能够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当量因子法核算1980—2020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以土地利用开发程度、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核算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量,并基于供需分析和人类活动强度的量化结果,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交互关系。【结果】结果表明:1980—2020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呈现先减少后增加趋势,总体减少了14.43×10^(8)元;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增加,特别是在2000年后增加更明显,2020年呈现自西向东递增的空间格局。黄河流域低供给-高需求的地级市主要位于研究区东部地区,低供给-低需求的地级市主要位于中部地区且被高供给-低需求的地级市围绕。人类活动强度呈现东部地区较高,而西部地区较低的特征,且随时间推移在增强。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需与人类活动强度之间表现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并且在局部尺度呈现出High-Low集聚、Low-High集聚和Low-Low集聚三种集聚模式。【结论】研究结果可视化了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活动在空间上的权衡关系,能够为协调生态保护与人类活动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指引。

新时代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标准体系建设框架研究

为了贯彻落实《黄河保护法》,推动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各项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满足黄河流域水土保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根据《黄河保护法》有关规定,结合新时代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目标和特点,在全面分析水土保持标准体系建立的背景、意义及必要性的基础上,全面梳理现行的水土保持国家标准体系,广泛征集有关省(区)业务人员和专家的意见、建议,组织专家开展专题研究,提出了包括基础类、规划设计类、治理类、淤地坝类、监测类、监管类、信息化类、试验示范类等8类73项标准(其中沿用原有标准48项、建议新增标准25项)的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标准体系建设框架。

黄河流域乡村集群的空间协同发展路径——以黄河滨州段为例

立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山东的地域性实践背景,基于对黄河流域乡村集群的空间协同发展路径研究,阐释乡村集群的概念并归纳沿黄乡村集群特征,从黄河流域乡村的发展壁垒入手,将乡村集群类型划分为城乡融合型、带状集聚型、组团提升型等3种集群空间模式,提出统筹体系架构与空间优化两层面的协同路径。随后,以《滨州市黄河沿岸国土空间规划》为例,以229个村庄为样本,构建由城乡融合示范区、特色集聚段、门户提升段构成的“一区三段”乡村集群空间格局,提出“尺度嵌合、显隐结合、城乡融合”的空间协同路径,以及空间多尺度的分类传导和规划多嵌套的分级传导体系,以期为黄河流域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路径模式。

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空间均衡性诊断

为促进黄河流域空间均衡发展,在测算黄河流域9个省区水资源可承载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生态保护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了各省区内部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3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分别以水与经济均衡、水与生态均衡、经济与生态均衡为子目标,构建了空间均衡性诊断模型,对黄河流域相邻“省区对”进行了空间均衡性诊断,反向追踪各“省区对”空间不均衡的原因。结果显示:除宁夏、甘肃外,黄河流域其他省区内部3个子系统间均已达到初级或中级协调发展阶段;黄河流域上游和下游的相邻“省区对”分别通过了均衡性判别;宁夏、甘肃、山西和内蒙古4个省区严重影响了省区间的均衡性,抑制了黄河流域整体的空间均衡发展。

黄河流域城市群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基于功能分工视角

区域协调发展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经历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区域整合发展起始阶段、以战略叠加为重点的区域带状发展阶段和以“大保护、大治理”为内涵的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阶段。城市群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其功能分工深化对于促进形成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将起到重要作用。基于此,通过对2003—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群功能分工指数的特征事实分析,城市群功能分工能够从提升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区域空间格局重塑和探索区域府际合作治理新模式三个方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要继续以功能分工深化促进黄河流域城市群在错位分工中良性发展,以网络一体化为指引构建黄河流域区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以制度化、多层次的合作契约机制推进黄河流域区域协同发展。

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城市-产业协同演进研究

为考察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城市-产业协同的动态演进及其地区差异和来源,基于2016—2020年黄河流域76个主要地级市数据,采用协同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处于初级、中级和良好协同的城市数量分别为30个、33个和13个。各城市协同度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城市间绝对差异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除呼包鄂榆城市群外,其他六大城市群协同度绝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黄河上游和下游内部差异呈下降趋势,中游内部差异呈上升趋势;上游和中游间差异最大,且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上游和下游间差异逐渐缩小。呼包鄂榆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小,关中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大;关中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群间差异最小,晋中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群间差异最大。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要素协同、区域协同,发挥各地区动态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

“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

基于“双碳”目标视角,采用超效率动态网络SBM模型测算黄河流域82市(盟)2011—2021年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效率、科技研发效率及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外部环境因素对三种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将CO_(2)排放量纳入指标体系后,中下游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得以提升,上游地区效率反而下降;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科技研发效率起引擎作用;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区域差异明显,成果转化效率差异是综合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禀赋、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对三种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建议黄河流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推动能源和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熵权TOPSIS的黄河流域甘肃段水资源承载力评价

为评价黄河流域甘肃段水资源承载力,以黄河流域甘肃段4个二级分区为研究对象,初选20个评价指标,利用信息敏感性和相关性分析法剔除敏感性较低和相关性较高的7个指标,最终确定13个评价指标。从系统角度将指标分为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4个子系统,利用熵权法与TOPSIS模型结合的方法计算综合得分,并利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4个二级分区的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空间维度上,黄河流域甘肃段水资源承载力存在空间差异性,龙羊峡以上分区水资源承载力最高,龙羊峡—兰州分区与兰州—河口镇分区水资源承载力次之,龙门—三门峡分区水资源承载力最低;时间维度上,除龙羊峡以上分区外其余3个二级分区水资源承载力均有缓慢上升趋势;人均水资源量、产水模数、人均供水量、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及生态环境用水率是影响黄河流域甘肃段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障碍因子,建议优化水资源配置、调整用水结构、促使经济发展与水资源承载力相匹配等,以提升及保持黄河流域甘肃段水资源承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