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汉江特大洪灾及其善后

1935年,汉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汉江中下游地区田舍为墟,人畜漂没,灾情之严重,较之1931年长江全流域大水有过之而无不及,湖北社会经济亦因此而再遭重创。在当年全国被灾县市、被灾面积、灾民人数、财产损失的各项统计中,湖北均名列首位;而在湖北52个被灾县市中,损失最为惨重者,又大多出自汉江流域,其创重巨深可见一斑。大水过后,汉江治理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拨出巨款,对汉江沿岸重要堤防加以修复,著名的钟祥遥堤始得兴建。工商界人士亦在赈灾及灾后重建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对中国传统法的继承

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依据世界各国最新刑法学说和立法体例制定的同时,对中国家族本位的法律精神与法律制度进行改造并加以继承。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与司法解释,显示出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一些内容有向传统回归的表现。回顾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对中国传统法的继承,分析近代刑法继承中国传统法的特点与学理,固有传统法制在近代的转换或许可以留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论1927～1935年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识之势的积累和渐成——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的解读

1927～1935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萌芽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在总体上逐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一系列自觉认识,并渐成共识之势。这些自觉认识和共识之势也体现在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

国民党政府1935年的币制改革

国民党政府１９３５年的币制改革诸葛达诸葛达，男，１９４９年生，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的二十余年中，进行过三次重要的币制改革。其中１９３５年的币制改革，又称为法币政策或法币制度，影响最大，实行的时间最长。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应片...

简论在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问题上中日两国的矛盾与斗争

１９３５年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币制改革”，虽说是中国在财政金融领域的一项改革，但它却引起了日本各界强烈反对，使本已紧张的中日矛盾突然加剧。这样就使得“币制改革”的意义超出了财政金融改革的本身，而成为当时中日矛盾与斗争的一个焦点。一、“币改”是反对日本扩...

1935年山东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5年7月,山东境内的黄河多次发生溃决,鄄城、菏泽、郓城等十数县受灾,灾民达350多万。灾情发生后,中央和山东省政府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救济,成立了山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将灾民运往本省未受灾地区安置,向灾民发放赈款和赈品。虽然成效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一些灾民的痛苦。

1935年江苏乡贤“选定”述论

1935年民国江苏省政府奉命进行乡贤选定工作,选定范围为当时江苏地域的历代先贤及满清末叶有功于民族国家者,最后选定了以吴泰伯为首的30正、10附共40位江苏乡贤,并进行事迹传播,以期民众学习效法。无论其选定意图、选定标准,还是其选定过程、选定结果,此次乡贤选定工作既存在政府奉命包办而产生的诸多偏颇之处,又具有强化价值认同、激发抗战意志的积极意义,亦对当今乡贤评选与"新乡贤"文化实现"深厚的历史传承和创新性的当代建构"有所启发和借鉴。

朱自清1934年、1935年日记误记举证二则

《朱自清全集》第九、第十卷收录了朱自清十多年跨度的日记,这些文字是朱自清研究的重要原始材料。不过,在整理朱自清的日记过程中,笔者发现了部分错误。这些错误一方面是朱自清本人的"误记",另一方面则是整理过程中对字迹辨认引来的。本文围绕1934年、1935年的两则错误日记进行辨析,试图为考辨朱自清生平及文人的交往活动提供准确的"信息"。

浅析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货币制度极为混乱,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虽然改革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对1935年国民党币制改革的反思

本文主要探讨了 1935年国民党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财政赤字以及美国“白银政策”的冲击 ,为寻求出路被迫实施的法币制度的改革。文章着重分析了币制改革的原因及条件 ,从而说明1935年的币制改革是中国当时形势及国内外综合因素相结合的结果 ,并且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后果和影响 。

上海银钱界与1935年白银风潮

受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1935年中国爆发了白银风潮。在此次风潮前后,上海银钱界受到严重的影响,大量的钱庄、银行破产。为渡过危机,银钱界不得不求助于国民政府,逐渐被国民政府所控制。

1935年印花税法律制度之源流与功能探析——以税法要素及征管制度为研究对象

印花税是近代中国最早引入的西方税种,经清末动议,民国时期确立、发展,至今在我国税收体系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印花税法律制度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展已较为成熟,特别是1935年印花税法在体系构建、制度设计、内容改革等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其辗转发展的历程,其所形成的成果与经验,不仅为当代印花税法律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也可从中窥见中西方财税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的融合与发展。

试论1927—1935年的中美贸易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美国为了抢先获得对华发展经贸关系的优越地位,在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后不久,国务院首先致函南京政府外交部,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修订中美关税条约,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国家。美国这样做的动机很明显,进一步为本国商品寻求更好的销售市场,让它们在华合法的享受优惠待遇。

回顾与动向:1935年民国刑法及其八十年来修正述要

自1902—1912年清末变法修律以来,中国的刑律进入所谓的"古今绝续之交"。民国肇建以后的刑事立法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912—1928年的法典过渡期,即《暂行新刑律》有效时期;第二阶段,1928—1935年的法典改建期,即1928年刑法("旧刑法")有效时期;第三阶段,自1935年以降的1935年刑法,亦即台湾地区"现行刑法"有效时期。1931年底,南京国民政府组成刑法起草委员会,对1928年刑法进行全面整修,历经多番研议,于1934年终至完成。这部亦新亦旧的刑法典在立法指导思想、篇章结构与基本内容上,虽是由既有法典因革损益而来,但随着社会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形态的变迁,以及国际刑法思潮的衍化,新旧之间仍有很大转变,可谓承中有变、变中有承。从历史及时代的意义言,1935年刑法虽参酌了各国最新立法例,却仍兼存若干传统伦常意识,可说是外来与本土的混合物。由于该法典成于政治转型期间,应和时代社会特别需要者多,大部分系对1928年刑法立法疏漏欠妥之处的再梳理与修整,故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而加入的新原则其实相当有限。自1949年花果飘零至台湾地区以来,这部刑法典又历经了30次重点增删修补。故而,民国1935年刑法的来龙去脉与今后走向,值得两岸刑法学界共同关注。

论张学良在武汉时期(1934—1935年)的思想变化及其影响

对张学良在武汉时期(1934—1935年)思想变化历史的研究目前几乎还是个空白。其实,这一时期是张学良思想变化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其思想逐步升华的时期。从1934年初张学良出国考察归来,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这三年中,张学良的思想始终处在矛盾之中。尽管如此,他的爱国、爱民和主张“国家统一”民族主义思想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拥护国家统一,可以说是我生平一贯的主张,过去的已有事实证明,今后我更要在这一方面作最大努力!”张学良的这种思想,在后来国内外诸多因素影响之下,终于使之从拥蒋反共嬗变至联共抗日、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当然,这个转变,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拟从其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剖析这个过程。

1935年中国电影企业危机原因探析

20世纪 3 0年代 ,是我国影业的黄金时期 ,而其间的 193 5年 ,国内各电影企业危机重重。其因来源于帝国主义在华的文化侵略与中国影业自身经济薄弱 ,更来源于国民党政府的剪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