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1949年以来北京中医药教育演变

1949年后,我国面临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丛生以及西医医疗资源极其有限的局面,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工作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领导人对中医的现实价值予以肯定,并为扶持中医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1949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环境中,北京市中医药教育事业也经历了波折的演变过程,从1949年之初经历艰难生存期,然后迎来短暂的发展期,随后经历十年的坎坷动荡期之后,方才进入了健康、稳步的发展时期,乃至现今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1927—1949年朱德研究述评

1927—1949年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内容涉及朱德的活动、生平、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等,展现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以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学术性还不强,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崇高:1949年《人民文学》的“身体”阐释

文学作品中“身体”的形态特质可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强调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1949年,《人民文学》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崇高的形态特征,即作为“身体”塑造一般原则的正面人物“身体”是美丽而年轻的,是崇高产生的基础;“暴力辩证法”破坏个人的“身体”,生成人的崇高感;政治抒情诗中“国家”的“政治身体”被赋予崇高的特质;群众的“身体”在崇高的感召之下呈现的从“翻身”到“翻心”的变化等,皆有着可待发掘的可能意义。

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暴发鼠疫,党和政府采取了设立鼠疫防治机构、追溯鼠疫病源、发动群众抗疫、邀请苏联专家协助、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仅用了不到20天就遏制住鼠疫的蔓延趋势。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的胜利,增进了群众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增强了群众的防疫意识,同时也增进了中苏之间的友谊。察北专区鼠疫防治工作对后世的启示是,在应对急性传染病时,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三是要重视国际协作,四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有苔藓采集记录的主要是欧洲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俄国人和日本人成为了采集的主力,这期间中国人仅孔宪武和陈封怀在东北有苔藓采集记录;1949年以后,国人的采集研究成果日益丰硕。通过对历史文献、标本信息的整理和考证,总结出了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历程,并对其中的主要采集人作了详细介绍。研究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为东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1949年以前香港苔藓植物采集与研究史

香港苔藓植物的采集与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至1949年百年间先后有英、美、德、法等国至少14人在中国香港采集过苔藓植物,分别是亚历山大(W. T. Alexander)、鲍林父子(J. Bowring&J. C. Bowring)、赖特(C. Wright)、汉斯(H. F. Hance)、维丘拉(M. Wichura)、拉本赫兹特父子(G. L. Rabenhorst&R. C. Rabenhorst)、迪杜兴(D. F. Didrichsen)、福特(C. Ford)、福里(U. J. Faurie)、赫克洛茨(G. A. C. Herklots)、克莱门斯(M. S. Clemens)、莱贝格(J. B. Leiberg)等。通过文献记录及馆藏标本整理,采自香港地区的藓类植物有108种、苔类植物有2种,修订后藓类植物27科47属77种、苔类植物2科2属1种,标本大多收藏于国外各大博物馆、植物园和大学标本馆中。中国人在香港地区采集标本始于20世纪30年代,亚年(A. Nin)、曾怀德(W. T. Tsang)、冯钦(H. Fung)和谭英华(Y. W. Taam)4位中国植物采集者先后在香港地区采集过藓类植物24种,修订后13科14属22种,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PE)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标本馆(UBC)中。

1949年以前中国西北地区苔藓植物采集研究史

中国西北地区苔藓植物的采集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1949年以前以外国人采集的标本数量居多。中国人在西北地区的苔藓植物采集始于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采集在1937年北平植物研究所西迁陕西省武功之后。在西北地区采集过苔藓植物的外国人主要是来自俄国、意大利、法国的5位采集者。中国人有秦仁昌、刘慎谔、夏纬瑛、孔宪武、钟补求、傅坤俊、刘继孟等近20位老一辈植物学家。1949年以前采集的苔藓植物标本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苔藓植物分类学及分支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整理出1949年以前在西北地区采集过苔藓植物的采集人、采集的时间、地点和新种的文献等信息,为西北地区苔藓植物分类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参考资料。

1949年至1978年广州的“新村”建设研究

文章以广州“新村”为观察视角,对1949~1978年广州居住区建设的发展脉络与住区对城市发展和居住生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提出该时期广州“新村”与广州的城市建设有密切的联系。1949~1978年广州的“新村”是根据国家发展政策和经济情况,及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以节省造价为目标,因应不同人群的生活习惯和居住需求而设计和建设的,类型和形式丰富。广州的“新村”满足了工人、水上居民、华侨、知识分子等人群的居住需求,促进了广州城郊发展,与之配套的公共设施也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对1949~1978年广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644—1949年陕北地区旱灾研究

通过对1644—1949年间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了该区域旱灾的等级、发生频率、分布特征、致灾原因等。经统计,该区共发生旱灾131次,发生频率为2.34 a/次。旱灾阶段性明显:1644—1743年间以轻度旱灾为主,灾害频率较低;1744—1823年间中度旱灾增加,轻度中度旱灾交替发生,旱灾频次提高;1824—1949年间,灾害频次大幅增加,大旱灾和特大旱灾频繁发生,灾情持续时间延长,呈现频次逐渐增加、等级逐渐升高的趋势。从发生季节看,夏季是旱灾发生的主要季节,次为春季和秋季。从地域分布上看,旱灾的发生频率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特征。该区旱灾的发生与气候波动有直接关系,降水量减少是诱发该区大旱灾和特大旱灾的主要原因,而降水分配不均则是轻度和中度旱灾的主要原因,过度的农业开发则加剧了旱灾的危害程度。

陕西省榆林地区1644-1949年旱灾与干旱气候事件

[目的]揭示榆林地区1644—1949年干旱灾害等级、时间变化及成因。[方法]根据历史文献统计分析,并应用小波分析等方法。[结果]在1644—1949年的306a里,榆林地区有明确记载的旱灾86次,平均每3.6a发生1次。其中轻度旱灾发生32次,中度旱灾发生41次,大旱灾发生7次,特大旱灾发生6次,分别占旱灾总数的37.2%,47.7%,8.1%和7.0%。榆林地区1644—1949年旱灾变化可分为2个阶段,第Ⅰ阶段为1644—1829年,为旱灾少发阶段;第Ⅱ阶段为1830—1949年,为旱灾多发阶段。该区1876—1879年、1899—1901年和1928—1931年连年发生严重旱灾,代表了3次干旱气候事件的存在,在此期间,榆林地区的气候性质发生了改变,由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转变为温带干旱非季风气候。榆林地区1644—1949年的旱灾有7a左右的短周期,14a左右的中周期,36a左右的长周期。[结论]榆林地区旱灾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当年降水量的减少,大旱灾和特大旱灾发生年的降水量分别减少100mm余和150mm余,中小规模的旱灾部分是降水量集中造成,部分是年降水量减少造成的。旱灾等级与频次指示,1644—1829年为气候较湿润阶段,1830—1949年为气候较干旱阶段。

政治精英与权力监督——1931-1949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组成分析

监察委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对监察职能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察委员的年龄、学历、学科、经历、籍贯等作量化分析,有益于深化对监察院及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949年西藏所谓“驱汉事件”性质探析

1949年7月发生在西藏的所谓"驱汉事件",是近代西藏地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该事件的称谓、性质、过程和细节上的深入研究尤显必要。所谓"驱汉事件"的提法一方面人为扩大了该事件所波及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严重扭曲这一事件的性质。如果任由"驱汉事件"这一提法"约定俗成"般地使用,则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且也对现实的民族关系和感情带来影响。因此,本文依据大量历史资料,认为将其称为"驱逐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事件"更具客观性,更易于对历史原貌的认识。

中国火灾史(秦朝～1949年)简析

火对人类生存和繁衍具有历史性的变革作用 ,同时火灾事故的发生又给人类带来了威胁。笔者以有关文献数据为依据 ,以现有的省域为地理界限并以规定的时间段为基础 ,对中国历史上的火灾事故及其原因进行简要统计分析 ,其中的数据来源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 ,要从中得出一些规律确实很难 ,但至少可总结出 :①中国历代火灾多发区的变迁过程 ,基本上是随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迁移而迁移的 ;经济越发达地区 ,同期火灾事故明显居多 ;火灾的直接受害者主要是平民百姓和宗教人士。②在已知的火灾事故原因中 ,战争是第一位的。上述分析的结论 ,对当代人们了解过去的火灾史 ,具有帮助与启迪。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是个开放、动态的多元系统,而翻译文学也属于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特征决定了翻译文学在该系统中的位置是"中心"还是"边缘"。同时,赞助人,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也影响着译者对原语作家、作品的选择。运用多元系统理论这种描述性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英美文学汉译,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考察,具有客观性,有助于全面把握这一时期英美文学汉译的典型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同时也为我国研究某一阶段的外国文学翻译提供了新思路,做出了新的尝试。

1949年全国性洪涝雨洪特征

1949年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发生全国性大范围洪涝灾害的年份。由于当时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缺乏实测的水文气象资料。本文通过收集分析历史洪水调查资料、当年报刊新闻、地方档案记录等多种历史文献资料,对该年的雨情、水情、灾情信息进行了补充和梳理,分析了该年主要江河的雨洪时空分布特征。1949年西江、长江、黄河、海滦河、辽河等流域均发生了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全国洪涝灾害受灾的县(市)达556个,为重灾年份。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发生南涝北旱的灾害较多,但由于天气异常南北同时发生重大洪涝的机率较小。对这类全国多河流发生大范围洪涝灾害的历史资料收集和分析,对提高我国灾害性洪水特点的认识和防御大范围洪涝灾害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6—1949年的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解放前,浙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连绵不绝,具有丰富的爱国民主传统,以＂东南民主堡垒＂享誉史册。其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从求是书院到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浙大西迁＂、＂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钱永红、吴大信、高亮之等《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研究》,2011年6月,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1937～1949年上海证券市场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近代证券发展史中，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动独具特色。此期间大体经 历了三个阶段：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外商独占上海证券市场阶段；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华商股票公司为证券市场交 易组织主体阶段；１９４３～１９４９年华商证券交易所为证券市场交易组织主体阶段。研究这一时期证券市 场的发展，对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改革和建设具有某种启迪作用。

试论近代昌都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1840－1949年）

中国藏区的民间信仰中神灵众多、由来庞杂、颇具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经历漫长岁月而世代传承.它们在当地民众的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影响,成为中国民间文化、社会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在简要概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近代史(1840～1949年)上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坛庙后,认为昌都人民的信仰习惯,与藏区其他地区有所区别,在中国藏区众多的信仰习俗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

1949年以来中国医改决策的基本历程及其评价

1949年以来,中国的医改决策经历了医疗卫生公益性低水平发展、医疗卫生公益性衰减、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回归的基本历程,为中国新时期医改决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经验:要坚持正确的决策价值导向,要发扬决策民主,要走渐进改革的道路,要不断增强政府的环境回应能力和政策学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