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国电影表演美学述评

1959年,重点影片作为中心任务和重要示范,是表演美学思潮的主体承载者。它们按照“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笔画一般地进行表演艺术创作,既有显著的政治意识,将时代精神融入历史真实人物和革命英雄人物的表演塑造之中,又有强烈的美学意识,表演的各个要素都是经过反复积累、权衡和筛选。它集中地体现在革命历史题材、近代历史题材和现实生活题材的表演创作之中,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经典案例。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59年西藏采访报道的对外传播意义解读

1959年,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深度采访和其作品《百万农奴站起来》,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西藏对外传播的经典之作。文章以此为案例,重点分析其传播文本,解读斯特朗此次西藏对外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以期对西藏对外传播的策略和方式提供借鉴。

对《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的商榷

《天府新论》1994年第5期发表了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以下简称任文),对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从四个方面说明庐山会议前期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任先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笔者拜读后受益非浅,但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一、任文的标题缺乏针对性,并与他所要论证的问题不符。 庐山会议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统称。学术界一般把它分为前期(7月2日至15日)、中期(7月16日至8月1日)。

1959年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之我见

关于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党史学界大多数认为,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前期是纠“左”,后期是“反右倾”。《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所刊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则提出了庐山会议“始终是以反右为主”的观点,即认为庐山会议不仅后期是以“反右倾”为主,前期也是以“反右倾”为主的。对上述两种观点笔者均持异议,现提出自己有别于上述二者的看法,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选(1959年7-8月)

说明 从1947年底至1965年初,夏志清先生与长兄夏济安先生之间鱼雁往返,说家常、谈感情、论文学、品电影、议时政,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内容相当丰富。精心保存下来的这些书信,成为透视那一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极为珍贵的文献。夏志清先生晚年的一大愿望就是整理发表他与长兄的通信,可惜生前只整理发表过两封书信。

卡子、猪肉与世界观——1959年庐山会议主题变化的原因探讨

围绕着庐山会议主题的变化,对庐山会议是强化毛泽东的统治地位和权力的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庐山会议的主题经历了从解决经济问题到关注思想和世界观问题的变化,进而对这种变化的根源进行了探讨。

1959年前后中国电影的人性人情表演特色述评

1959年前后,中国电影表演从“行为表演”“内心表演”发展到人性人情表演阶段。美好人性人情的表演,塑造了一种具有人格纯粹性和感召性的理想人物;英雄的表演,是一种在英雄的成长过程中体现人性人情的表演;人性人情困厄表演,融入了意识形态表现功能,包含着疏导和引导的规范教育意义;历史反面人物的表演,体现了人性人情的复杂性。这一阶段的电影表演,对于社会主义表演美学把握得更为纯熟,理论的思考深化,表演的眼光提高,美学的标准也得到升华。

毛泽东应对1959年中印冲突的策略分析

自1959年以来,印度不仅公开支持达赖集团的叛乱活动,而且通过外交、军事以及舆论等手段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从维护中印关系出发,纯熟地运用政治、军事以及外交等斗争手段,与印度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较量。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应对,不仅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而且充分体现了其一贯的外交思想和策略。

1949年至1959年美国和海峡两岸关系之研究

1949年至1959年,是美国和海峡两岸之间三角关系异常复杂的10年.笔者认为,这10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8年底至1950年6月,共产党全线进攻,国民党退居台湾岌岌可危,美国则袖手旁观,“等待尘埃落下”;第二阶段,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隔离”台湾海峡,国民党频繁骚扰,中美交恶,美台关系回返“蜜月”;第三阶段,从1953年7月至1955年2月,朝鲜停战,共产党赢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声望,台湾当局被迫收缩,美国则致力于分裂中国;第四阶段,从1955年2月至1959年2月,美国企图使台湾独立,国共两党共同反对,形成默契,大陆“攻而不取”,台湾不再后撤.10年中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美国、大陆和台湾三方,“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对双边和三边关系、对海峡两岸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志清夏济安通信选(1958年6月-1959年1月)

一、夏济安致夏志清（1958年6月24日） 志清弟：接来信，知近来身体不好，甚为悬念。我们近来精神都不大好，因此信写得都很少。NewYorker论药一文在你信到之前，刚刚看完。Miltown这个字，以前在Time里似乎看到，想不到近年有这么大一个fad。你的基本信念，还是“人定胜天”，所以对医药有如此大的信仰。我的倾向是全部相信“天”，天不一定慈悲（可能是不慈悲的），但是轮回因果可能是有的。我相信我死后还要投胎做人，死只是对人间的小别。

夏志清夏济安通信选(1959年2—7月)

一、夏济安致夏志清（1959年2月1日） 志清弟： 出国手续仍在办理中,中国政府的red tape很多,办事多耽搁。如诸事顺利,阴历年前（Feb.8是中国新年）恐怕还走不成。 Seattle给我的头衔是Visiting Professor,现在行期迫近,愈想愈害怕。去做研究生,我相信可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做V.P.,很可能替台大丢脸。

1959年中国心理学界关于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大讨论

1959年,中国心理学界就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规模空前、持续数月的学术大讨论。这场讨论不仅反映了心理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国家在科学文化领域内进行纠“左”的有力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1958年心理学批判造成的混乱思想,推动了心理学科的恢复和发展。

1959年12月20日 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吕凤子逝世

吕凤子，原名浚，号凤子。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1886年7月7日生于江苏丹阳。曾在苏州武备学堂和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学习，后到上海创办神州美术院。1909年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图工科。曾任两江师范附属中学教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教授兼专科主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教授兼大学研究院研究员。

1949-1959年郑州市医疗事故的防范制度建设简述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医疗质量的好坏事关患者的生命健康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医疗行为又伴随着高度的风险性,医疗事故的发生难以避免。1949-1959年,郑州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全市范围内积极组织医务人员医德和政治思想的教育、颁布一系列健全医疗事故处理法规条例、努力提高医疗技术、开展反积压反浪费医疗事故展览会、加强对医疗机构的领导与管理等措施,使医疗事故得到公开、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处理。这些措施不仅消减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郑州市的医疗事故,培养医务人员树立高尚的医德,也进一步完善了郑州市医疗事故的防范制度,更妥善地化解医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推动新中国建设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芮城西侯度旧石器遗址（1959年发现）

芮城县风陵渡黄河岸畔的这个叫作“西侯度”的小山村，一批沉睡弥久的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烧骨、鹿角等文化遗物惊醒面世，折射了旧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古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面貌，宣告了一个伟大发现的诞生：180万年前，中国第一把文明圣火在这里点燃，人类从此显露出“万灵之灵”的灿烂神韵。

1958—1959年中苏关系的磨擦与冲突

1958--1959年，中苏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磨擦与冲突：从众所周知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到炮轰金门、中印边境冲突、苏联片面中止《国防新技术协定》，再到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发生激烈争吵、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把毛泽东形容成“好斗的公鸡”……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