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学教学范式研究——以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为视角

现代法学教育起始于欧洲,后经英伦传播至北美大陆,历经800年的世道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培养学术性学位为主的欧洲模式和以培养专业学位为主的美国模式。当代中国法学教育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兴盛于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30年的蓬勃发展,中国法学教育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培养体系。教学范式从原先完全照搬前苏联模式,到后来兼取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可谓是集世界之大成者。然而,教学范式的简单模仿并不能解决当前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法学教育要在世界法学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自己特色的教学范式。

领域法学视野下的数字法问题

数字法律现象呈现出客体复合性、主体多样性及法律关系多元性特征,决定了传统研究范式转型升级成为数字法学的必然选择。领域法学作为调整交叉领域法现象的研究范式,与数字法问题相吻合。领域法学具体化、立体化以及复合化思维,可与部门法学协同互补;其立体性、自足性和因应性特征可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吸收和补充。运用领域法学研究范式,可立体化提炼数字法现象,多维度整合数字交叉学科,以达到全方位解决数字法问题的效果。在宏观上,归纳“数字赋权-代码规制-数字正义”的数字治理逻辑;在微观上,演绎数据权利分类确定、数据交易分层规范、算法治理多元共治、权益救济多方协同的数字治理机制,构建完整的数字法学知识体系。

论计算法学的全球发展趋势

随着新文科建设的推进,计算法学正成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新兴学科和研究范式。中国计算法学现今的问题是:对计算法学之发展脉络,尤其是在学科的研究范畴和发展路径上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文章通过使用多种统计学方法和研究工具,系统地梳理、分析和对比全球近二十年的计算法学研究的相关文献,重现了从21世纪初至近年国内外计算法学研究阶段、科研合作、研究主题和知识结构的演进过程和差异。与国外相比,中国计算法学在不同研究范畴上可能走向分化。倡导问题导向的计算法学研究有利于梳理不同研究路径的关系,促进学科的有序发展。学界需要尝试在问题意识、研究能力和研究方法的不同维度上整合计算法学的研究路径,探索计算法学发展的中国道路。

哈佛法学院社会募捐制度研究

社会捐赠是美国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哈佛大学法学院以其拥有16亿美元资产位列全美法学院首富,在世界各国法学院中也是首屈一指。哈佛法学院的运作资金包括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政府对学生的补助金以及各类社会捐赠等。科研经费和学生补助金占整个运作资金很少一部分,而且属于专款专用。学院的发展资金,包括改善教学、科研条件,增设新的教授席位等费用主要依赖社会捐赠。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哈佛法学院在社会捐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先进的理念和完善的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计算法学:法律如何实现可计算——以方法论和认识论为分析视角

计算机技术与法学的融合促进了计算法学的形成。计算法学注重通过计算机技术对法律进行编码,用计算机代码表示、适用、解释和履行法律,甚至执行法律。为推动计算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学术研究必须回答“法律如何实现可计算”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研究发现,在方法论和认识论视角下,有法律信息检索的智能化、法律合规标准的动态规则化、法律学术的数据化、法律规制工具的代码化,以及法律认知的可识别化五种途径实现可计算目标。同时,通过对这五种途径背后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流派与设计理念的提炼,可在理论上回答和论证“法律如何实现可计算”的问题。这种“一花五蕊”的繁荣景象大大拓展了计算法学的疆域和学科前沿,在理论上初步构建了计算法学概念的外延。要完善计算法学的理论体系,还应在本体论之上构建概念内涵。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到本体论的升华,是计算法学走向成熟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然路径。

对谈: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的四十年

从1980年初开始,中国行政法学人留学日本,译介日本行政法的论文著作,日本行政法学在中国重新受到关注并获得影响力。南博方、盐野宏、藤田宙靖等人的近10本教材推动了我国行政法知识的体系化认识,大桥洋一、小早川光郎等人的10余本行政法专著推动了我国相关原理的纵深化发展。国内有近10本著作对日本行政法展开了通论和专题研究,但总体上仍不够充分。日本行政法既有开放性,也有特殊性,不可轻视。学习日本行政法,不仅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原理,也可以利用其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的发生角度,开展对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只要能避免简单的“对接”,更多、更新的日本法研究都是有益的。

数字法学真的来了吗?

对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法律问题的研究推动数字法学作为学术命题被提出。虽然数字法学发展迅速,已成为学界热门研究领域,但关于数字法学立论基础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薄弱。一方面,数字法学缺乏明确的问题领域,所研究的问题本质上是技术问题,可以通过对现有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获得解释;另一方面,数字法学缺少充分的理论建构,既没有突破传统权力理论框架,也没有提出技术超越理论。因此,数字法学在问题领域和理论建构两方面均无法被证成。与其说数字法学是一种法学研究新范式,不如承认数字法学本质上是对技术应用场景的模糊概括。数字社会只是观察社会的众多视角之一,数字社会的到来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学研究转向了数字法学。在法学理论上,数字法学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学术命题。

计算法学的生成谱系、理论内核和未来面向

“智能化革命”催生“智能社会”的到来,“智能社会”呼吁着“智能社会秩序”的建立,作为法律领域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计算法学也应运而生。在计算法学的初步定位上,存在“方法论”“工程论”“对象论”“学科论”四种观点或立场。通过对漫长的法学历史长河中论题术和决疑术中的或然性计算、逻辑学中的必然性计算、自然科学中的计算、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中的计算的发展脉络的探寻,使得计算法学具有知识论的背书及正当性的认同。在计算法学的理论内核中,计算权利和计算义务是计算法学的核心范畴,计算正义是计算法学的最高价值准则,算法治理是计算法学的第一要务。面向未来,只有进一步提炼计算法理,让计算合乎法理、用法理引导计算,计算法学的发展才能行稳致远,从而转化为中国特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兴力量。

上海市大学生就业取向与就业心理状况分析报告

上海大学生的职业期望与实际就业的矛盾是明显的,具体表现为期望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较大;择业单位的偏好与实际流向偏差较大;择业首选地与实际就业地的差异明显。心态失衡、道德观念世俗化以及就业形势的严峻化导致了这种矛盾关系的产生。对策是:树立正确的心态是前提;拓展良好的就业途径是关键;进行必要的职前教育是保障。

新型综合性大学举办法学教育之前景——从上海交通大学说起

法学是现代大学的标志性学科之一 ,原以理工科见长的新型综合性大学为适应社会需要 ,保持和扩大自身影响 ,理所当然要举办法学教育。新型综合性大学举办法学教育肯定会打破原有的法学教育资源行政化配置的格局 ,形成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新格局。这将为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有助于我国法学教育在现有水平向上提升一个层级。新型综合性大学举办法学教育有自己特有的优势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逐步解决好的问题。

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实践与展望——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成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推出的新举措。十年来,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我国将外商投资领域过去的三资企业法合并成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在国内法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国际法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TFA、DEPA、RCEP、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协定不仅比WTO规则更加开放,还呈现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融合的趋势。在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初,我国主动试行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今,中国已经加入或正式申请加入上述协定,适用这些标准已成为现实的需要,范围也不限于自贸试验区。

论法学的案例教学对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影响

大学生是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构成力量,承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重任。法治思维作为法治素养的重要体现,其具有养成性和塑造性特点。大学生法治思维状况与高等教育领域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宪法全面实施战略有直接关系。“案例教学法”作为高校法学教育的一种实践教学方法,其通过“案例选编”“案例分析”“焦点总结”“裁判思路”和“案例评论”等运行过程构建对学生法治思维进行培养和塑造。从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看,“案例教学法”遵循了法律实践教学规律,以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培养和塑造了学生的法律规范思维、权利义务思维、法治方法思维、法治能力思维和法治评价思维等各项思维能力,从而为高等教育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宪法全面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在我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过程中,公平竞争是其内在要求和核心内容,这就需要公平竞争制度或者竞争政策予以确认和保障。在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是顶层设计,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关键环节,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基础保障,引导和激励企业反垄断合规是必要举措。这些方面构成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我国公平竞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论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权利配置

大数据包括个人数据、公共数据、平台企业数据、平台内经营者数据。我国学界对于前三类数据的成果颇丰,但对平台内经营者数据这个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数据类型却研究甚少。从事实角度来说,该类数据既无法由平台内经营者单独所有,也无法归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企业共同共有。从法律角度而言,该类数据既无法援用个人数据中的人格尊严保护原则,也无法适用平台企业数据的竞争法保护路径。较为合理的处理方法是将其视为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企业所签订的不完全契约中的新收益,适宜通过对平台企业施加透明度义务并且赋予平台内经营者启动再次谈判的方式进行权利配置。

自然单一行为的处断处罚及其法定化——李某诉乙地公安机关案判解

乙地公安机关对连续五日违法停车的自然单一行为处断为两个违法行为加以处罚,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据以支持的法理是,一事不再罚原则中的“一事”系法律单一行为,自然单一行为只有通过法律评价才能确定是否属于法律单一行为,才能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当自然单一行为被处以一次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则时有必要予以处断,处断的要件事实包括时间、距离、新的违法故意、查处行为或处罚决定等情形。行政机关可以运用要件裁量实施处断处罚,裁量处断应受处断要件事实和比例原则的约束。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裁量处断并处罚有违行政处罚的处罚法定原则。但自然单一行为的处断处罚、构成要件及其裁量限制在某些领域确有必要,可以作为今后法律修改或立法的参考。

数字守门人理论:溯源、误读与构建

在数字市场治理的讨论中,数字平台经常被称为数字守门人。“数字守门人”概念主要涉及两种不同的守门人理论,一是讨论中介机构履行第三方监管义务的传统守门人理论,二是讨论超大型平台履行促进竞争义务的新型守门人理论。两种理论在概念逻辑、义务产生机制和义务设立方式上存在本质区别。将两种理论混为一谈,会产生提高第三方监管义务的设立标准、将反垄断义务转换为事前义务的问题。事实上,传统守门人理论已经为数字平台第三方监管义务的设立初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分析方式,而新型守门人理论则未能证成为超大型平台设立促竞争义务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因此,为了有效回应数字市场治理实际需要,构建逻辑自洽的数字守门人理论应聚焦于数字平台的第三方监管义务,在具体内涵阐释、义务标准构建上进一步完善传统守门人理论。

平台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的正当性与合理限度

近些年来,国内外在平台经济领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行动,尤其是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和我国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备受关注。基于平台经济竞争的鲜明特点和数字平台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强化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决定了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合理的边界和必要的限度。美国和欧盟等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上的差异性反映了国际竞争的现实情况,我国需要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策略做出理性选择,以促进我国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数字规制的场景、困境与进路:作为法治场域的元宇宙

元宇宙是数字规制的新场景,相关参与场景和产品应用的广泛性决定了元宇宙风险丛生、亟待治理。元宇宙治理面临伦理治理困境,具体体现在主体性、算法正义、数据伦理等方面,这些也是数字规制的难题,在人工智能等运用场景也有显现。由于技术基础设施发展、传统法律监管滞后、数字货币监管缺位等客观情况,元宇宙法律监管也面临挑战,针对元宇宙的治理困境进行规则设计具有必要性。设计进路方面,元宇宙治理的相关规则应当以元宇宙的技术特征为底座,以算法和数据规制为抓手,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为方案,在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和国际法治等不同层面确保元宇宙治理规则的宽覆盖、高效力与体系化。数字规制在确保实现人的价值的同时,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法治的发展。

中国环境自动监控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环境行政执法中自动监控方式是广泛应用的新模式,也是环境行政监管与执法的未来趋势,但目前无论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是地方规范都片段化且不统一。在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亟须围绕该法第41条“电子技术监控”条款生成统一系统的环境非现场行政执法规范。环境自动化监控从主体、程序、证据、处罚四方面给行政处罚带来新的变革:首先,主体上,新的主体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产生,带来新的第三方执法义务等共治问题。其次,程序上,行政执法流程相比人工时代需要再造,以保障行政相关方的权利。第三,证据上,“数据失真”与自动监控时代执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使得人工“双审”成为要件。第四,罚责上,需做到甄别三种自动监控数据属于违法,并在海量的自动监控数据中降低执法强度。在新的环境自动监测时代,主体、程序、证据、处罚都要考虑行政相对方——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再平衡。此外,上述结论往往也适用于我国自动化行政执法的许多共性问题。

论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治道路是由党和国家作出顶层设计的产物,这条法治道路的基本内涵就是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全多层次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和国家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治道路作出了制度安排,具体包括建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法律体系,采取具体保障措施,编制和实施战略规划。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治道路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党委领导、各方参与的老龄化法治治理道路;追求共同富裕的老龄化法治道路;以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为特色的老龄化法治文化道路;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法治道路。面对新时代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法治道路的未来方向应当从政策体系迈向法律体系;从区域发展不平衡到均衡社会保障体系;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的人口老龄化应对;从传统老龄化社会到智慧老龄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