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上海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这既与上海大学作为一所现代高等学府,是一个重要传播平台有关,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齐聚上海大学,将传播马克思主义与解释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相结合密切相关。他们充分运用教学阵地,第一次在高校课堂系统集中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上海大学丛书的出版,夏令讲习会的举行,报纸、期刊的创办,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范围从高校延伸到社会,从大学生扩展到民众,从上海大学影响到全国,是中国共产党创办中国现代新型高等院校的最早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做出了历史贡献。

论陈独秀在上海大学创建中的作用

兼具政治领袖和文化名人双重身份的陈独秀,对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自然受到上海大学前身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学生的仰慕,他宣称的新文化新思想为学生改组学校提供了精神资源,新建立的青年团组织,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学校改组时学生原拟推举陈独秀为上海大学校长,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人的名人效应。上海大学创办后,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指派过陈望道到学校任职,并通过指导党团员活动,对学校事务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通过中共在校内的教师和学生,在上海大学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显性的文化名人效应与隐性的政党组织运作,是陈独秀影响上海大学创立与发展,影响上海大学青年学子的两条重要路径。

中共早期领导人与上海大学

中共早期领导人在上海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中,荟萃群英办教育,制定学校章程,规划学科发展,改革行政建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可谓筚路蓝缕;在大学教育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占领大学讲坛的先河。其间所积累的管理大学的经验,演绎的教育与革命的变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共初创期的历史风貌,对中国社会革命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孙中山、国民党中央与上海大学关系再研究

目前对上海大学的研究,主要注重探讨上海大学与中共的关系。①对上海大学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上海大学与孙中山、国民党中央的关系问题,学界也有一定讨论。张元隆考察了上海大学师生的孙中山情结,但并未深论孙中山对上海大学的态度②。

大学生记者团在学校宣传体系中的现状调查与展望——以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大学生记者团为例

文章以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学生记者团的建设为视角,通过溯源考证和问卷调查,对十年以来学生记者团的发展情况展开调查,聚焦考察高校宣传职能部门作为重要的育人平台和阵地,充分发挥和运用育人资源的一般路径。调查分析显示,对育人机制、育人方式和育人平台的不断创新,不仅有效提升学校宣传职能部门的工作力量,更切实促进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成长。同时,文章还进一步对完善机制设计、丰富项目资源供给、深化产教融合提出建议,以满足社会对新媒体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彰显“第二课堂”的育人成效。

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地方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起,上海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先后在皖南建立了80个企事业单位,从此开始了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地方长达24年的关系。在此期间,安徽对上海的支援主要表现在土地、劳动力、建材和治安保卫等方面。上海小三线在发挥巩固国防作用的同时,对皖南地方的基础设施、工农业、文化教育以及现代文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同时,上海小三线人员与皖南民众之间存在着利益纠纷与矛盾,也有文化上的碰撞与冲突,但理解、接纳与融合仍是两地关系发展的主流。简言之,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各级政府、民众建立了良性的支援与协作关系。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与“上海课标”比较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于1999年正式启动，4年后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统一课标”）。1997年，经国家特批，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上海“二期课改”开始起步，历经7年后，《上海市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试行稿）》正式面世（以下简称“上海课标”）。在相同背景下所产生的两种高中历史课标基本精神一致，结构大致相同，但在内容、体系、要求等方面也有巨大差别。兹比较其主要异同并略陈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近代上海出版人与上海社会生活关系研究述略

以近代上海出版人与上海社会生活关系为研究对象,概述了出版人与都市社会生活关系史,从文化史、出版史、社会生活史等视角探究了其研究概况,并从诸多细节评析了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有待深入之处。

西南联大历史系课程设置与教研的时代特征

西南联大历史系在承继晚清民初旧学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以时间、空间、事类为中心的三大课程群组,通识中有专精,专精中贯以通识,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讲史之时代使命。该系诸师"学术报国"、"读史救亡"的价值取向,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学术品格浸润教坛,在国难方殷的抗战时期,他们为民族文化续命,肩负起了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

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

清华简《四告》由于语言及古史内容多与今《尚书》相合,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四告一》中的“宅天心”,整理者指出其又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依今古文之间常见的异文关系,“宅”应读为“度”。^((1)) “天心”之外,《四告一》还有“天德”“纲纪”,《四告二》又有“天常”,它们是古史记述系统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这些词汇出发,我们可以将很多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彼此参互求证,更可见古史道统说的源流及知识谱系。^((2))(一)“天心”。

保守“国学”: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与研究

光华大学诞生于1925年的五卅运动,1951年与大夏大学合组为华东师范大学。抗战前,在校长张寿镛和文学院院长钱基博的努力之下,光华大学国文系在人才培养方面成果斐然,成为当时国学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当然,受限于主客观条件,光华大学国文系存在着无力设置研究所、学科专业化程度不足、师生学术交往圈有限等问题,进而影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回顾光华大学国文系的教学与研究情况,诸如学科错位发展、注重国学教育、打破课堂内外界限,对当下大学相关系科的学科建设及书院制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其与上海的关系研究回顾与展望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为一场极具影响力的留学运动,在时间上,它介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间;在对象上,又涉及到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等党的创建史时期的关键人物;在地点上,留法勤工俭学生们大部分是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这场运动在中共创建史、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留法勤工俭学的研究由浅到深,相关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视野也在逐渐拓宽。在深入挖掘资料,梳理相关问题和转换研究视角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研究的前进与深化。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23年工作会议暨“天山廊道与中外交通”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3年11月11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23年工作会议暨“天山廊道与中外交通”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宁波工程学院、上海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史寻绎

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视角出发,从近代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时空变化,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环境的历史变迁,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不同文化表达,民族传统体育传承途径的变迁等4个不同层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构,从而实现对近代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性建构,建立起民族传统体育在近代大背景下的基本历史逻辑。

困境与回归:调整时期的上海小三线——以新光金属厂为中心

上海新光金属厂是上海市建在皖南的小三线企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战略决策的变化,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该厂在生产和生活诸多方面逐渐暴露出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上海决定将新光厂整体调整回迁,再次融入到上海的经济发展大潮中。

中国细石核类型和工艺初探——兼谈与东北亚、西北美的文化联系

通过中国十个重要细石器遗址中细石核的观察,对中国细石核的类型和工艺技术作一初步的区分和综合的比较,以探讨中国细石器传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点。同时与发现于东北亚、西北美的细石核进行对比,从它们之间的异同来看这一地区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越战时期美国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以美菲两国围绕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的交涉为例

越战期间,美菲两国围绕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展开一系列交涉。马卡帕加尔与马科斯政府先后提出包括资金资助、军事与经济援助的不同出兵条件。寻求菲律宾政府尽快向越南派兵,以及维护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的战略利益的考虑,使得约翰逊政府对大部分条件做出让步。亚洲冷战背景下菲律宾完全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是其无法拒绝美国的出兵要求的深刻原因,而避免直接卷入与自身利益不甚相关,且存在严重风险的越战则是菲律宾选择只派遣少量民用工程兵部队,但始终拒绝派遣战斗部队的深层次动机。美菲双方的上述行为与动机从一个侧面凸显出越战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的复杂特征。

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像记忆——以战后中国电影为中心

以抗战为题材的电影,以其直观、形象、感性、生动的特点,在中国人对于抗战的历史记忆中起着独有的作用。在战后拍摄的抗战题材电影中,以反映战时间谍战和社会生活题材的影片为主,基本没有反映抗战军事题材的影片。其中反映抗战前后普通民众生活遭遇的社会生活题材影片,以其浓重的悲情意识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塑造中国人的抗战历史记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惨胜”是这类影片给观众留下的抗战历史记忆之定格。但是,这样的历史记忆只是抗战历史的部分而远非全部真实。我们有理由期待描写抗战历史的影片,反映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令人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并以此形成中国人作为胜利者而对抗日战争应有的更为积极、更为光明、更为全面的历史记忆。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小三线”的生产与生活

20世纪60年代,数百万工人与工程师从沿海和东北各省迁往内陆,以建设“三线”——一片位于中国内陆、用于发展建设基础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广袤地带。为了掩护他们免受空袭,这些工厂坐落于内陆省份山区的山谷中,这使他们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剧烈的变化。本文探讨了从上海迁往“上海小三线”的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上海小三线”是一个位于安徽省南部的巨大军工复合体,拥有81家工厂和设施及6.7万名员工。它是上海在安徽山区的一块孤立飞地,因此员工严重依赖企业来提供各种服务和生活资料,如住宅、食品、娱乐、儿童教育、医疗、公安、乃至配偶。本文描述了该复合体如何运作、人们如何在那里生活,以及该复合体如何被关闭之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