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民俗学与新在野之学及日本民俗学者的中国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菅丰教授访谈录

菅丰（Suga Yutaka），1963年出生，1998年获日本筑波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日本民俗学会理事、日本现代民俗学会运营委员等职。菅丰教授长期以中国和日本为主要田野调查点，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与文化资源利用及管理、共同（Commons）资源论、无形文化遗产管理、无国界（Transnationalism）的传统文化等方面，同时致力于日本公共民俗学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主要成果有《走向“新在野之学”的时代——为了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紧密联接》（岩波书店，2013年）、《河川属于谁？——人和环境的民俗学》（吉川弘文馆，2006年）、《修验道创出的民俗史——围绕鲑的仪礼与信仰》（吉川弘文馆，2000年）等专著，并发表中、日、英文学术论文近百篇。2016年9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帅与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与民俗资料学研究科硕士邢光大就公共民俗学、新在野之学以及日本民俗学者的中国研究等问题对菅丰教授进行了访谈。本刊对访谈内容进行了编排整理，以飨读者。

世界哲学视域下的中国美学——东京大学中岛隆博教授访谈录

近年来,以中岛隆博教授为主要发起者的对世界哲学的重新梳理与构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而这股潮流也为美学领域带来重要启示。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哲学可视作美学的先行学科形态;而在中国,哲学与美学则具有更为紧密的内在关联及类似的近代化历程。本文就中国哲学与美学的学科关系、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概况、作为概念的“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研究的理想形态、其思想摸索的实践手段、“世界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的立足点与贡献等问题对中岛隆博教授进行访谈,并得到详细回答:以“通过中国(中文)的经验、具有批判性且开启向普遍性的哲学实践”为目标,尤以翻译或发问的方式撼动文本的现存框架,注重文本的固有结构或空间——与诸多他者的文本、思想相交错的嵌套形态——从而达到包含、打破由特定视点所规定的对世界的理解在内的“对中国哲学的解构”。

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人们开始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性、民族性、稀有性等本源性的价值。但是,与其他文化现象相比,要在理论上提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特别价值的具说服力的根据却非常困难。然而,尽管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很难找出这些本源性的价值,但并不是说它全无价值。要找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能象目前的有关文化政策中所表示的那样,从遗产本身那里去寻找,而应该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之中,才能找到其新的价值。为了人类幸福我们需要有效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后我们有必要重新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动和工作。

日本节日文化的现代形态——以日本都市的元旦文化改编为题材

与中国在纪年采用西历的同时很多传统节日仍然延续农历行事的状况不同,日本在推行西方历法之后出现了传统节日适应于西历的现象,如新年元旦虽以西历日期为准其内涵却是农历新年的习俗。但因为国家意识、人口流动、媒体宣传以及商业资本等原因,这种被认为是"传统"的元旦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版的元旦文化其实只是各类文化元素的集合体所形成的一种抽象的形象化而已,已经不存在具有整体面貌的元旦文化了。但民众在其中选择自己喜好的文化元素,即使发生某种变化也在体验实际而具体的节日文化所带来的快乐,其变化所反映的勃勃生机以及创造性正是现代日本都市社会的节日文化之传承本质和继承方式。

非物质文化的创造——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的竹根雕为题材

对于非物质文化,在研究和政策的层面上,是以遗产(heritage)这种形式作为保护的对象来对待的。但是,在很多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正在消失的现代,另一方面却又有很多非物质文化被创造出来。非物质文化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生成的,而且,即使在现在也仍然在不断地创造着。非物质文化是不断地被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化,我们不仅要从保护的侧面进行理解,同时,也必须要从创造的侧面来进行理解。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的竹根雕为题材,以此探讨其两千年的根艺的历史是由现在的人们建构起来的,并作为新的"传统"性的非物质文化被发明出来的文化创造的动态过程。

东京城的形成

东京原来是日本关东平原江水入海口的小地方,在室町幕府时代(1336—1573年),关东大名上杉氏的一支扇谷上杉家派遣重臣太田道灌建筑江户城,从康正二年(1456年)开始,完成于长禄元年(1457年)。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把江户城作为政治中心,启动了江户城的扩张建设,通过填海、筑城来构建核心区域,围绕江户城分配武士、官吏的居住区,呈现海螺壳形状,由中心向外一圈一圈地扩展开去。在河道海湾建设商贸区,打通江户与全国各地的海上通道。由此形成江户城的基本格局。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迁居到江户,作为国家象征的皇权与现实政治中心合在一处,江户城改称东京。因为原来是作为幕府所在地设计的,所以,东京城和古代作为首都设计的奈良、京都的城市规划大不相同,其特点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获得阐释。

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

一、“竹内鲁迅”之后：研究史的回顾 薛羽：尾崎老师，您好。日本是海外鲁迅研究最为发达的地方，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传统。近几年，您一直在东京大学开设“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史论”的课程，很大篇幅是研读日本的鲁迅研究论著或论文。中国国内对此虽然有一些翻译和介绍，但很有限，您能给我们勾勒一个基本的研究史线索吗？

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都市民俗文化的扩大与发展——以中国蟋蟀文化为素材

城市化和现代化这种社会状况的变化,使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的民俗文化产生了很大的质变。一方面,城市化和现代化被认为导致了民俗文化的衰退,甚至是使民俗文化走向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当城市化得以充分发展,且很多民俗文化不断消失的时候,反而激发了重新高度评价这些传统文化的势态。更进一步地说,虽然城市化和现代化使民俗文化产生了诸多变化,但其作用并非一定会导致民俗文化自身走向衰退和崩溃,有时反而会使民俗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由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找到民俗的变化规律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从现代民俗学的观点来研究民俗的传承过程时,我们不仅要认识其本质的一面,也必须考虑围绕这个民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外在要素对其的影响。本文即是以斗蟋蟀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为素材,对城市化、现代化所引起的民俗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

从GJS到GAS:东京大学国际综合日本学十年轨迹

本文回顾了东京大学“全球日本研究”(GJS)2012年以来的十年历史,分析了其具体活动内容和曲折发展历程。本计划初期由东京大学校本部主导推进,随后依附于东洋文化研究所(此前该所主要从事日本研究之外的亚洲研究),并由此带来了预料之外的发展。虽然在2022年GJS结束了其十年历史,但其十年运营经验,以及其与世界各地研究精神旺盛的学者的互动,都对今后日本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20年来日本民间文学研究概述——以有关中国的研究为主

结合大量的学术史资料,从日本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日本的中国神话研究和资料、以及日本文化和江南这三个问题层次,概述了近20年来日本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状况。

精华与糟粕:中国古典小说接受的一个侧面——从出版与读者视角切入中国小说研究的几个问题

说到三十年前，恰好是我担任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手的那一年。那时，我和今西凯夫、西冈晴彦先生以及今天发表演讲的大蟓秀高先生，商议办一次小说研究者的合宿，他们说：“看来你有的是时间，不如你来做事务局的工作吧。”这大概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最初的发起吧。

古典戏曲的跨文化移植——论池田大伍对元杂剧《气英布》的改编

20世纪30年代,日本戏剧家池田大伍将元杂剧《气英布》改编成歌舞伎剧本《盛衰记上总之卷》。池田大伍运用优化戏剧结构、加强情节逻辑性、营造戏剧情境、重视人物心理表现等编剧手法将《气英布》移植到日本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既符合传统歌舞伎欣赏趣味又蕴含对生存意义的思考等主题的新歌舞伎作品。池田大伍通过改编,使中国的历史题材作品在日本近代新文学中焕发了新的生命,扩展了古典戏曲的表现空间,对于重新认识、评价和传承古典戏曲有着启发意义。

關於劉晏(716-780)的“三教不齊論”:敦煌寫本的問題研究

作爲本文核心的敦煌文獻,“三教不齊論”是一篇包含在斯坦因手稿S.5645(下文簡作S.5645)中的寫本,因過去十年的學術發展,已經有了一次徹底的重新評估。以前,它與日本中古及近代早期,在“三教”評論傳統中保留的參考文獻之間的聯繫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一錯誤是將同一標題分配給兩個不同的唐代作品的結果。在轉向對敦煌文獻本身的嘗試性新解讀之前,我們先簡要地看一下促使這一重新評估發生的驚人新證據。我也希望將來能以新發現的材料作爲一個契機,描述日本豐富的評論傳統的發展,特别是在印刷術出現後,但爲了縮短我的陳述,我將在另一份著作中論述。

民俗学视角的生活世界微观史

本文论述了日本农村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vernacular式的所有权观念和资源利用方式。日本政治和经济的近代化始于19世纪中叶,政府积极引入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技术及知识。然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一边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西方逻辑之外,一边创造出与自身独立和自我生存相关的vernacular经济形式。既往的经济史和法律史研究侧重于正统历史,鲜有涉及vernacular经济问题,而本文则聚焦日本农村的vernacular经济现象,揭示出蕴含其中的“半”思想。

费孝通眼中的“羊”——印刻在家畜体内的江南农业发展史

1939年,费孝通出版了中国首部现代民族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他在书中对绵羊的投机性饲养、买卖及交易事业极为关注。费孝通眼中的"羊"叫作"湖羊",分布于浙江省至江苏省一带的太湖南部及上海周边地区。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饲养绵羊,所以湖羊的饲养只能采用圈养的方式。同时,这些地区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饲养湖羊的主要目的在于小羊的贩卖,是迎合市场经济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而公羊的快速更替这种繁殖形态也与市场经济相呼应,具有降低绵羊养殖成本的功能。此外,湖羊具有多胎性、四季繁殖性、早熟性的品种特性,这些生物学特征同样是由其所在的江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总之,"湖羊"与一般绵羊不同,是人为极端改良的品种,是适应江南农村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的产物,它的身体里印刻着江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

启蒙与宗教——胡适与福泽谕吉

当竹内好倡导"作为方法的亚洲"时,他显示了一种跨-普世性的构想,即普世性不是由西方所赋予的普世性,东方也参与其中,双方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追求更完善的普世性。本文延续竹内的问题意识,通过比较日本和中国来思考启蒙与宗教的问题,分析的人物是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之现代启蒙的福泽谕吉和胡适。胡适的启蒙是一种"浅显"的启蒙,它拒绝个体精神深层这一形而上学装置,这缘于胡适是标榜反黑格尔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继承者。福泽谕吉的启蒙也不是西方现代启蒙的复制,而是东亚具有的另一种不同启蒙的可能性,即不诉诸精神层面的实用主义的"浅显"的启蒙。如果不是像福泽那样视儒教为启蒙之敌,而是与西方现代文明一起批判儒教,揭示其可能性的条件,那么日本现代启蒙的形态应能大大改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胡适推动的中国现代启蒙。在今天的东亚思考启蒙,我们必须追问如何批判儒教和整个西方现代启蒙,为此,胡适和福泽谕吉应是必须被超越的人物。

欧亚大陆的白银时代(1276～1359年):可公度性和多样性

13世纪后期欧亚大陆的白银突然变得充裕,而到14世纪60年代又突然稀缺了。伦敦造币厂的银币年产量与孟加拉的银卢比的年发行量的变动如影随形,两者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蒙古帝国将银的流通从市场底层转移到了欧亚大陆的长途贸易的结果,虽然对此观点仍存争议。在第一个白银时代,货币流通分为多个层级,而白银则始终在高层级流动,以白银重量确定的记账单位在欧亚商路的西端决定着银币的价格,而在东端的元朝则与纸币保持着联系。在这个白银时代,蒙古帝国降低了商业壁垒,使白银在商路上流通,实现了欧亚大陆范围的货币的一体化,这是它与始于16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白银时代的差别。第二个白银时代,开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体制,一些国家通过信用关系加强了国内市场的上下层级之间的联系,创造了多种货币并存的空间。

《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序言

所谓现代民俗学，是对“20世纪民俗学……迄今为止的民俗学”赋予至今未曾出现过的新的学术认识，进而超越“20世纪民俗学”，以面向新民俗学的变革为目标的学术潮流。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民主化重建——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医改”进程审视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蓬勃兴起,并展现出浓重的法治诉求。特别是"医改"的议题设置及其"问题化"、方向讨论中的利益博弈、"案件"披露的制度性反思等等,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巨大的"层级"共振和溢散效应,不仅对公共政策合法性进行了民主化供给和时代重建,也为民主法治进程提供了新兴动力和支撑。

生活安全保障视野下的日本共有资源论

日本是共有资源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在日本的传统村落社会,发展出了一种名为“入会(iriai)”的社会制度,由村内居民共同管理使用自然村内的可食用动植物、饲料或肥料用草料、日常柴炭燃料、木石建材等等资源。日本的共同体(自然村)有着管理利用共有资源的共同性法则,而“入会”正是这种共同性的典型表现。迄今,日本的共有资源观念保护着各地域社会居民身边的自然环境、保障人们的生活安全、承担救济弱势群体的职责。然而,随着近代所有权制度渗透推广,以及社会经济变革导致对自然物产依存度降低等原因,原有的共同性观念受到了破坏。在现代社会中,共有资源观念依然具有帮助解决当今环境与资源管理问题的潜力,也有助于重建与强化社会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