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坚持节能低碳,全面推进绿色党校建设

将绿色学校创建工作纳入全省县级党校(行政学院)分类建设任务。指导全省市县党校分类别、多层次开展绿色学校达标创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并强调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优化与效力提升——解码共同富裕“浙江经验”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镇化方面的集中体现,是消解传统城乡二元分置惯性,促进区域生产力均衡,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在结合浙江省多年的城乡融合发展行动实践的基础上,以“理论认知—差异辨识—体系重构”为逻辑主线,以浙江的城市融合发展相关案例为基本参照,着重阐释浙江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已经取得的新成就,面临的新挑战,突破的新方向。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出发,聚焦新时代浙江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优化与效力提升,通过破除城乡空间体制性障碍、促进市场化的机制效力、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供给等措施推进共同富裕的先行示范,继而为全国城乡融合工作的推进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参考,也对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迈向第Ⅲ代网格化治理——基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案例的研究

如何规范网格化治理的组织和制度架构,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既有文献围绕网格化治理从第Ⅰ代向第Ⅱ代发展的现象和问题展开讨论,尚未跳出"国家—社会"、科层制等传统分析框架,对新近实践更缺乏充分关照。作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原发地,普陀区近年来实施的"服务导向的全科网格"采取了全科实体运作、虚拟平台驱动、基层党建统领等做法。基于此案例研究,可提出第Ⅲ代网格化治理在职能导向、资源配置、技术核心和权力结构等方面超越其前代的全新假设。当然,为构建规范的模式,还需再度探讨关于权力、技术和基层治理的组织变迁等方面的若干经典议题,提升相关理论的解释力。

浙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基于耦合理论的实证分析

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推进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路径,在阐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浙江省2001年至2017年指标数据为样本,对两者的耦合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存在协整关系,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乡村振兴指数水平每提高1%时,新型城镇化指数水平就会提高0.9414%,两者具有长期协同性。2004年之前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处于失调状态,2005年至2010年处于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演变过程中,2014年之后两个子系统处于高强度优质协调的理想状态,浙江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新时代赋能基层治理的地方政协探索——基于浙江“请你来协商”实践的分析

在我国七种协商民主渠道中,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实践推进相对最显著,而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新时代,两种协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又有较清晰的互补性。浙江省政协在基层推进的“请你来协商”创新实践,是推动两种协商实现互补的有益探索,迄今已取得较显见的初步成效。文章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对其取得成效的内在机理予以解析,并提出,在当前浙江省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寄望其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努力中,倘若坚持从协商民主“公共性”特质出发不断创新,该实践有望成为展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经验支撑。

数字经济的浙江实践:发展历程、模式特征与经验启示

从发展趋势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浙江是全国唯一的“两化”深度融合示范区和信息经济示范区,2019年10月入选首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者。

挂牌督办:中国式行政督查制度

为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安全治理形势,发轫于社会治安治理而后被推广至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领域的挂牌督办制度,将中国特色的督查机制创造性融入复杂的治理场景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成为近年来被频繁使用和研究的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挂牌督办所蕴含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和时间压力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能,促使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督办客体迅即强化其政治执行力、组织协同力和社会回应力,进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央政策目标、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同时,我们应秉持理性科学的态度客观评估挂牌督办的治理绩效,在厘清其效能边界的基础上,以更高质量的研究工作清晰识别其运行的底层逻辑,为确保挂牌督办制度始终发挥正向功能提供对策参考。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基础——以主政浙江的实践为例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对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对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以“八八战略”为核心的一系列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决策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浙江的发展脉络及巨大的实践价值。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如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阶段、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浙江省的新发展实践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这些实践活动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回答全国经济发展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历史之问,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崭新篇章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廉浙江:清廉中国的重要窗口——习近平关于清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在浙江的实践

打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之义。浙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清廉建设基本原理,创新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清廉中国建设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党的建设新主题、自我革命新要求、反腐败斗争新形势,在全国省域层面率先开展全域性的清廉浙江建设;在实践探索中,注重从政治维度、目标维度、方略维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上,牢牢把握清廉浙江建设的政治方向,奋力推进清廉浙江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清廉浙江建设的综合效应,努力实现清廉浙江建设的全域推进,不断厚植清廉浙江建设的红色根脉,成为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的“重要窗口”,对清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数字技术驱动科层组织领域化运作的逻辑——基于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分析

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如何运作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提出“领域化运作”的概念阐释数字政府运作逻辑的倾向,即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愈来愈按照模块化或系统化的思维构建决策与行动的策略和方式,以强化对现实问题的整体性回应,表现为行动模式由条条分割到块块融合、组织关系由线性联系到交互网络、功能价值由追求部门绩效到整体效能等。“领域化运作”倾向是对传统科层组织部门化运作的超越,有助于增强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回应,但也面临着科层体制惯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技术简约与现实复杂之间张力的束缚。领域化运作逻辑拓展了数字政府治理的研究视角,为理解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变革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条块关系:理解中国府际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

条块结构是我国政府组织体系的基本构成,条块关系是对中国府际关系的形象化、概念化和学理化表达,是当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条块关系的演变发展与国家体制的建构及其改革同频共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条块关系必将继续成为政府改革和公共治理的重要议题,清晰界定条块关系的内涵,系统梳理条块关系的主要争论,深化对条块关系的规律性认识,重要且迫切。从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视角解读中国特色条块关系,既要基于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政府改革实践的历史与现实,也要上升到公共管理研究的普遍性理论关怀。条块关系或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和研究贡献于公共管理普遍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

城市风险治理的机制跨越——基于“技术—社会”的耦合路径

40余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转移了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催生出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城镇。不仅如此,城市化趋势还将安全带入城市治理的核心目标。现有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划分为两个方面:基于城市运行的技术治理以及基于城市发展的社会治理。前者试图通过工业时代的技术防范、后工业时代的数字孪生等工具及时模拟并发现城市运行的机制性障碍;后者则尝试通过关口前移、溯源治理等手段及时识别城市发展中的过程性障碍。但是技术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人在技术与社会之间流动,城市风险治理必然形成从技术到社会的机制跨越。城市是人的社会存在的空间,城市安全归根到底是人的安全,是内生性的城市社会的安全。因此,以城市安全为目标的风险治理需要告别技术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分歧,使城市发展更加契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整体逻辑、多重困境与优化策略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应急管理日益成为复杂开放的系统工程,凸显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已有关于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大多以单个或部分侧面展开探讨而难以管窥全貌,缺少一个能够将各向度难题统合起来考量的整体性理论框架。从“理念—结构—过程—功能”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结合典型突发事件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理念失范、结构失稳、过程失序、功能失效等困点。要突破上述多重困境,须依循理念内化、结构进阶、过程闭环、功能总成的完善进路,既为理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总体布局提供全景解释,也为实践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中华伦理文明创新

中华伦理文明创新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基础和题中之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需要伦理支撑。以和谐共生、万物一体、大道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特质的当代中华伦理文化是具有伦理文明意义的伦理创新,对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至关重要。人类文明新形态应当是一种新的伦理实体,在伦理道德、伦理制度、伦理关系、伦理秩序、道德情感、伦理文化等方面具有新的特征。应该以和谐共生、万物一体、大道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的生长点,从伦理道德、伦理制度、伦理关系、伦理秩序、道德情感、伦理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推进中华伦理文明创新,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伦理支撑。

地方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实践功能与推进路径——以温岭委派民主监督员工作为例

作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的新定位,政协协商式监督在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浙江温岭市政协委派民主监督员的创新实践研究发现,地方政协协商式监督的运作模式具有监督主客体的真诚沟通与相互合作这一重要特征,在保障和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质量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此间,政协的广泛性、包容性、客观性和贯通性等独特优势,构成了地方政协协商式监督的过程性实践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但囿于可操作的功能定位不够明晰、制度建设尚不系统和多元主体缺乏协同等因素的阻滞,实践中也仍面临若干发展问题。至少还须从完善宣传、沟通和反馈等机制着手,探究如何进一步激活地方政协协商式监督效能的方案。

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逻辑与实现进路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未来生产力形态,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抓手。为此,构建了“要素-产业-生产关系”分析框架,探讨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进路。具体而言,在要素维度上,新质生产力弱化要素空间粘性,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平衡性;在产业维度上,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迭代升级,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协同性;在生产关系维度上,新质生产力催生了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生产关系,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然而,面对新质生产力布局过程中,区域的体制机制僵化、产业“路径锁定”和公共服务不完善等现实堵点,需围绕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从区域重大战略、板块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出发,通过要素市场化建设、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和城镇公共服务提升三方面,优化生产要素、产业和公共服务布局,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更好赋能区域协调发展。

家乡社会学的争论焦点与田野价值——基于农村研究的视角

家乡是社会学的研究场域,家乡社会学是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就家乡论家乡”从来都不是家乡社会学的初衷,家乡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要“跳出家乡看家乡”。家乡社会学为农村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与调研区域,却遭遇了诸如代表性薄弱、价值中立困难、可能存在诚实性问题等批评。学界需要对家乡社会学的田野价值进行再认识,充分理解家乡社会学的必要性、便利性与开放性,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偷懒”“虚构”“不认真”等倾向。家乡社会学的合法性根源于“家乡感”的科学价值,家乡感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情怀、责任感与使命感等动力要素。通过持续地总结提炼,一整套家乡社会学的经验与方法完全可以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产力系统与新质生产力阐释

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力三因素和生产力影响因素在概念上作了明确区分,并以系统方法来研究生产力的各个组成部分。诸多影响生产力系统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力三因素,另一类是影响生产力三因素种类与结构的因素。梳理马克思生产力三因素理论与七大生产要素分类有助于把握好各种生产力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联系,完整阐释七大生产要素在新质生产力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颠覆性技术、前沿性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科学系统与技术工艺系统。新能源、新材料、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生产力三因素及其优化组合是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系统,由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组织系统。新质生产力系统是基础科学系统、技术工艺系统、生产要素系统、产业组织系统的有机统一和高度融合。

地方政府如何吸引人才?——基于政策营销视角的混合研究

地方政府围绕人才资源展开竞争已成为理论研讨焦点。既有研究关注到了政策营销对于“竞争人才”的重要意义,但尚未对营销效果发挥的作用机理展开深入分析。对此,从营销人员特征切入,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二十多年的浙江为调查场域,依托扎根理论研究和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混合研究表明:营销人员特征对人才政策价值营销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益感知在营销人员特征与人才政策营销效果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政策获取意愿在营销人员特征与利益感知的关系中、利益感知与人才政策价值营销效果的关系中均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可为政策营销工具在人才政策领域的运用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地方政府利用营销人员自身优势激发政策受众的自我意识,继而提高人才政策效应。

中国公益慈善“强国家—强社会”发展模式及其构建路径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需要理清公益慈善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现有研究在阐述公益慈善“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时大多将其分开讨论,而公益慈善“强国家—强社会”发展模式强调“强国家”与“强社会”之间的强互动关系。构建公益慈善“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中国特色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推动公益慈善“强国家”与“强社会”互为依托、彼此嵌入和相互赋能。鉴于当前中国公益慈善“强国家—强社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公益慈善“强国家”压缩“强社会”发展空间、“强社会”难以与“强国家”形成有效互动以及“强国家”与“强社会”彼此割裂等问题,须强化政府的引导支持和自我革新能力,提升公益慈善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和创新活力,并持续推动公益慈善中国家与社会的协调互动,从而形成发展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