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访谈: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与总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导师诸葛忆兵教授

题记：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电子资源的开发普及，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研究成果日益丰富。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如何更好地对民族瑰宝进行发掘和推进，笔者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诸葛忆兵教授进行采访。诸葛教授结合自己数十年研究经验，畅谈切身体会，从学习方法、文史打通、研究立场、选题以及超越意识五个方面对古代文学研究进行阐述，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特此辑录，以飨读者。

人能弘道,道不远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以下简称“国学院”)深刻认识到要想“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决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才是中国学术得以屹立于世界的坚实基础,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则是中国学术推己及人、比肩群贤的必要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所与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

成立于2005年5月28日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是新中国大学中首家以国学教育与研究并行的实体，实行六年本硕连读的学制。六年来人大国学院坚持“大国学”、“新国学”的理念，初步探索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国学教育创新机制，取得了累累硕果，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肯定。2010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教授的一封信中，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契约文书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人大博物馆所藏十余件于阗契约文书,极大地丰富了唐中后期的契约资料。就债权人利益保障条款而言,于阗契延用了高昌契、西州契中的基本内容,但是与此同时,于阗契自身也具备了鲜明的时代特色,那就是防范性条款的进一步完善与日益苛刻,并逐步与代表唐后期的敦煌契约相接轨,从而凸显了高昌契、西州契、于阗契、敦煌契这样的发展序列。

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

本文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指出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经历的特点,即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关注的"现实功利"态度,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胡适的国学根底很好,但他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很粗浅,却大力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而宣扬全盘西化;傅斯年大力推动"兰克史学",但他对兰克史学只是略知之无,他推动的其实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新版;钱穆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方正博大的途径,会通文史哲学,对西学采取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与会通,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反而有异曲同工之效。钱穆很多关于学术的论说,常常比著名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说早出了二三十年。这是很值得国人反思的。

钱与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三件于阗语—汉语双语文书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展出了一批古代文书,其中有三件于阗语—汉语双语文书,严格意义上,是两件双语、一件有于阗语注音的汉文书。第一件《桑宜没欠款》,馆藏编号GXW0107,所涉及人名大多是于阗文书中常见,年代大抵形成于8世纪末的30年之间,所记事件发生在古代于阗著名的杰谢。第二件编号GXW0038者,曾定名为《汉语于阗语双语契约》,但从剩余于阗文字判断,更像是下级对上级的辩状公文。于阗语部分出现催促交纳thauna"布;絺紬"的语句,亦反映出8世纪末古代于阗社会对纺织品的强烈需求。第三件是《杰谢首领勿劳便緤布契》,馆藏编号GXW0163,此件看似双语文书,实际上是一件有于阗语注音的汉语文书,虽然残破,但具备提示作用。本文主旨,在于解析这三件文书所涵盖的语言、历史信息。基本结论:从文书所涉及的人物以及事宜而观,这三件文书应属于一个时代,甚至可能出自同一处遗址,反映了8世纪后30-20年杰谢地区的生产、生活以及居民的构成,值得结合其他文献更深入探讨。

于阗镇守军及使府主要职官——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品为中心

本文以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镇守军为研讨对象,希望通过于阗镇守军的情况了解军镇制度在西域的发展。唐代于阗史研究,离不开和田出土的于阗文书,而于阗文书尤其是汉文文书,则多为军镇文书,对于研究于阗镇守军及更基层的军事单位如杰谢镇等,提供了最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于阗镇守军的很多问题尚不清楚,本文重点探讨了镇守军的主要职官。

粟特人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粟特语文书为中心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13件粟特语文书,是近年来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粟特语文书。这组粟特语文书年代可能为8世纪末,内容包括经济文书、书信等,是研究这一时期在塔里木盆地于阗王国活动的中亚粟特胡人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其中的经济文书和内容最长的一封商业书信,考察了粟特人在于阗王国及周边地区的商业活动和商业网络、粟特人与于阗社会汉人、于阗人和犹太人等群体的互动,以及这些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等问题,由此揭示出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粟特人在沟通不同地区之间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中古于阗社会多元文化汇融的现实。

永不磨灭的红色教育史——有感于《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再版

中国人民大学的成仿吾老校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集革命家、教育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的传奇人物。成老校长,于83岁高龄之际,回顾并口述中国人民大学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再到华北大学,最终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全过程,著成《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一书。本书记载的绝不仅是人民大学的校史,还是中华民族在"救国"阶段办学图强的红色教育史,更是曾饱经磨难与洗礼的民族和国家从黑暗中醒来,逐步走向伟大复兴的奋斗史。这为现阶段的中国办好大学和培养优秀人才,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思考和启迪,值得深读研究,琢磨体悟。

唐代于阗的童蒙教育--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习字文书为中心

本文主要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所藏和田汉文文书中的习字部分进行分析,通过研究习字文书的内容、形式,进一步讨论文书的写作时间、习字者以及年代背景等相关问题,从而了解唐朝统治时期于阗的汉化教育以及中原文化对于阗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新出《妙法莲华经》梵文残片二叶

近年有一批新发现的出自和田的婆罗谜字体文书,部分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其中两叶可确定为《妙法莲华经》梵文写本残片,其与同样出自和田地区的早先所谓"喀什本"《法华经》在内容和字体方面都相当一致。本文对这两叶残片进行了转写及比定,并对相关梵文写本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国学与现代中国

国学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在现代命运多悲.然而,历经磨难,生生不息,在今天的生命力更得到激活。

国学:传承传统文化的大学问

"国学"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传统学问,但从教学与研究体系看,它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对现有文、史、哲为主体的人文学科建制的有益补充。一方面,在学科建制上,表现为对现代学科体制的检讨和反省;另一方面,在价值选择上,重视对传统积极质素的继承弘扬。国学教育注重经典研读,主张知识与价值并重的特质,使之成为大学人文教育的有效载体,其效用不仅限于人文学科的专业培养,而且对于当代大学教育中与文化传承、人格涵育等相关的人文通识教育具有积极的辐射作用。

追求“有中国的中国学”的学术力作——《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评述

中西哲学范式不一,问题意识不一,叙事模式不一,哲学与文化形态当中的范畴、概念性质与特点当然也迥然有别。西方哲学与文化形态有自身一套独创性的范畴体系,比如本体论、理念、存在、物自体、绝对精神,等等。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也存在诸多独创性的范畴、概念,譬如阴阳、道、器、理、欲、气、天、心、性、命、仁、义、诚、信、忠、孝、敬、中和、体用、

新时代“胆剑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笔谈

纵观历史,可知原先长期僻处于东南一隅的越国,之所以能够在春秋晚期脱颖而出,全方位迅速发展,全面崛起,以致于改写了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的版图,其领袖越王勾践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位霸主,顾盼自雄,睥睨天下,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无疑是精神力量的凝聚与释放,这股强大的力量,人们称之为“胆剑精神”,它的充沛天地,它的一以贯之,蹈厉张扬,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始终给后人提供着弥足珍贵的启迪。在今天,春秋越国勾践君臣身上所体现的胆剑精神,依然是我们从事新时期各项事业过程中所必须借重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传承胆剑精神并结合新时代的需求加以弘扬光大,是我们作为稽山镜水子弟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使命。当然,要尽这份职责,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历史上的胆剑精神内涵和价值进行深入的考察,我个人认为,胆剑精神的核心内涵与主要特征,概括起来说,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彖传》与中国文学

《彖传》是《周易》的重要部分,它与《周易》的其他内容共同构筑起这本群经之首的思想智慧与精神意蕴。《彖传》对于中国文学的审美判断、人文化成、言说方式都形成了极其重要的启悟作用。对于它的这些功能与作用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中国文学的深层结构。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理解中国:作为研究方法的西夏学——索罗宁教授访谈录

索罗宁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有口皆碑的好老师,为人幽默风趣,为学一腔赤诚,为师循循善诱。多年来他一直致力西夏学研究,在整理并分析西夏汉传和藏传、汉藏圆融佛教文献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为西夏译本和辽金元时期的汉藏传佛教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他从“汉藏圆融”的传播路径中获得中西圆融的启示,为推动西夏学乃至中国国学不断走向更加科学、更加前沿的阵地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帝国”概念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实体的指称方式,有“王朝”“帝国”异说。以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为研究主题之一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同时使用两种说法。有学者强调,在研究中,不应称王朝为“帝国”,以为清末之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帝国”之说,并建议有关“王朝”的研究应避免使用“帝国”“国家”一类“具有现代西方涵义的词语”。就此有必要讨论。中国古代文献“基本没有‘帝国’一词”之说,是不确实的。而实际上“王朝”这一语词在历史记述中也并未见普遍通行。其实,“王朝”概念同样会面临“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而“国家”一类词语使用较早,汉镜铭文已有实例,恐怕不宜理解为“具有近现代西方涵义”。也许我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于“帝国”“国家”一类词语,应当允许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学术论著中使用。

从中国传统文献学学科建设反思数字人文发展的逻辑进路

数字人文目前存在争议的主要焦点包括但不限于其学科定位及合法性不明、学术体系不够成熟、学科内部方法论缺失等问题。在所有的人文学科之中,古文献学同数字人文在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等多个层次表现出高度的平行相似之处,也曾长久面临着学科定位及合法性、学术体系建设、学科方法论等诸方面的质疑。文章在初步论证二者可比较性的基础上,探析历史上古文献学的学科建设经验能为数字人文发展提供何种有益启发,反思在有关路径指导下完善数字人文理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