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中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访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

当今社会建设的影响力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更是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推到一个更为重要的关口。正是在应对现今众多的实际挑战中，曾经作为历史概念的社会建设，如今成为与十三亿人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实概念。结合十八大报告，解读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时代内容，在把握当前社会现实背景下，探索如何进一步深化，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发展进程。这即是备受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与社会治理在现阶段亟须探讨的重点。本刊就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有关问题专访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

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历史、战略、未来--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访谈

郑杭生（1936-），浙江乐清人，出生于浙江杭州，成长于浙江余姚。现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评审组组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组召集人，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在社会学理论上建树颇多，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四论。这四论被认为是＂在世界上提出了具有东方学术品格的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社会学理论＂，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在社会学界被称为是东方＂社会运行学派＂，他本人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之一。有学者认为，他的社会学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兴起＂。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中国人口均衡发展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要转折性变化之际,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重视人口素质,以“提质”替代“增量”,以“人才”替代“人力”,充分发挥凝结在人口自身的素质要素的作用,使更多民众更好地享受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享受高品质生活。长期均衡发展是人口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口均衡发展不仅体现在人口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依存制约以及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适应,还体现在代际间的传承永续。年龄结构失衡是当前人口非均衡发展的突出表现,应聚焦结构失衡,弥补制约人口均衡发展的短板;同时充分发挥作为人口结构中坚力量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作用,通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以及推动人口均衡分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助力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给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新的挑战,同时在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变化等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对亿万老年人生活带来的深刻改变。本文通过对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老年人状况的分析,揭示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地区差异与社会保障压力的联系、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在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上带来的变化等。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老年人状况已经出现了多个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城镇老年人数首次超过农村老年人数,首次成为全世界百岁老年人最多的国家,首次有半数以上的老年人自评身体健康,离退休金养老金首次成为中国老年人的最主要生活来源。这些巨大变化为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以及应对措施研究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生育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导致总人口中年轻人数量减少,老年人口相对增加,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上升的过程。现在中国的社会人口结构已经呈现出老龄化的状态了,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为控制人口大幅增长而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人口仍在以每年570万的速度增长。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必然,并将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趋势。一边是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一边是人口平均寿命延长。针对中国老龄化问题,分析现状,分析原因,分析对策,十分必要,这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是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忧不惧:理性面对中国人口发展新形势

中国当前面临生育主导型负增长,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面对中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关键是应对低生育率导致的少子化。需要把握2050年之前的关键节点,针对导致低生育问题的根源,一体考虑婚嫁、生育、养育、教育问题,建立完善多部门联动、全人群覆盖、全周期保障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需要跳出以人口总量评价国力强弱的传统思维模式,聚焦人口质量要素,积极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质换量、以质增量,提升人口质量,实现人才红利,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

2000-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区域不平衡性的演变

基于200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相关经济统计数据,剖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格局和区域不平衡性的变迁。自2000年以来,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高龄化趋势明显。21世纪初中国人口老龄化自西向东阶梯式上升的区域格局在20年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0年老龄化省区差距主要来源不再是地区间差距,而是跨区域的超变密度,2020年又重新转变为地区间差距。近年来,省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相较于21世纪初明显减弱,根据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以将各个省区分为“高老龄化程度-高经济水平”“高老龄化程度-低经济水平”“低老龄化程度-低经济水平”“低老龄化程度-高经济水平”四种类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生育、死亡和迁移流动3个因素在不同时点、不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平均预期寿命在各个时点对省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起到重要的正向贡献;生育政策放宽后,生育水平的分化对老龄化进程的差异贡献显著;2010年以来,人口流动深刻影响着人口老龄化区域格局。

1982-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死亡数据质量评估——基于广义增长平衡法和假想世代消亡法

使用1982~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应用广义增长平衡法和假想世代消亡法,考察1990~2020年我国人口普查中死亡数据的覆盖率。以1982年普查数据为基础,使用广义增长平衡法的结果显示,1990~2020年普查5~79岁男性人口死亡数据的平均覆盖率由84.25%波动下降为79.86%,女性由81.16%持续下降为71.71%。假想世代消亡法的估算结果则在同一时期内显示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估计所得的2020年5~79岁男性死亡数据的覆盖率为84.46%,女性为77.21%,略高于广义增长平衡法。在修正死亡率后,基于广义增长平衡法重新估算的2020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较为接近。广义增长平衡法和假想世代消亡法在不主观选择模型生命表和死亡模型的情况下,提供了评估普查死亡数据质量的可行性方法,所获得的估算结果为准确了解我国人口死亡状况提供参考。

大学生驾考情况分析及驾考动机调查研究——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

采用定量方法,以中国人民大学四个学院大一至大四四个年级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结合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得相应的数据信息。依照研究目的,研究的因变量为大学生“学车情况”和“学车动机”,进一步细分为“学车意愿”“拿照时间”“学车经费”“学车效果”“学车目的”几个方面进行深度分析。总结本研究的不足,并对大学生驾考及驾校提出建议。

人口学方法的传承与演变——兼论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

人口学方法的传承体现在人口分析和人口研究两个方面,前者聚焦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后者注重人口系统内、外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人口分析方法着重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方法的独特性塑造了人口学作为社会科学中偏重实证分析的学科属性;人口研究方法着重回答“为什么”和“会怎样”的问题,方法的交叉性使人口学成为一门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学科。从人口分析和人口研究两个方面对人口学方法的传承进行系统梳理,特别关注其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挑战及相应的演变,认为由于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性特点贯穿人口学发展的始终,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为人口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人口学学科发展展示了广阔空间。

试论中国人口转变特殊的社会经济机理——人口控制自我稳定的经济学作用

中国人口控制不仅产生了特有的经济学机制——自我稳定生育率的经济学作用 ,而且也彻底改变了一般意义经济发展在人口转变中的作用 ,因而全面形成了控制型人口转变特有的社会经济机理。该机理将继续对稳定我国人口控制成果 ,实现控制型人口转变提供巨大而有力的支持。

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基于“成年转变”的理论框架

青少年时期是从儿童到成年的过渡期,正处于“成年转变”阶段。文章基于“成年转变”理论构建了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的分析框架,以“七普”和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聚焦我国10~19岁青少年人口规模和构成的状况和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青少年的在校状况与不在校青少年的失学模式,在此基础上考察青少年早婚早育状况、流动特征和就业情况。数据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教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不在校青少年高中毕业及以后离开学校的情况增多;青少年早婚早育现象仍然存在且有所回升;青少年空间流动性加强、长距离流动减少、趋于向中西部分散;16~19岁青少年就业更多地集中在低声望、低收入的行业或职业,经济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文章建议应该关注青少年成年转变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巩固教育发展成果,提升流动青少年受教育质量;治理青少年早婚早育问题,保障女性青少年发展权利,促进不在校的流动青少年融入当地社会。

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分析——基于CLASS 2020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提出的“暴露水平—敏感性—适应能力”脆弱性分析框架,综合已有研究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相关影响因素,构建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识别出高、中、低三种社会参与脆弱性特征的农村老年人,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出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脆弱性类别的相关因素,并结合雷达图展现不同类型风险人群的脆弱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脆弱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仅有少部分老年人群的脆弱程度高且内部差异大;高龄、文化水平低、健康状况差、无配偶、所在村居没有老年活动场所或设施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在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脆弱性。不同特征的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脆弱性差异是由暴露水平、敏感性及适应能力三个维度共同作用导致的,其中高暴露性是识别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弱势人群的重要依据,而低适应能力则是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较高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未来应根据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的脆弱性类型及表现,从个体、家庭及社会不同层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以降低高风险人群的脆弱性,防范中、低风险人群的脆弱性进一步上升,增强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能力。

再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阅读《乡土中国》的新探索

在我们重新去阅读费孝通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时,当是以深入认识此书背后作者的写作方式为开始的,借此而成为理解乡土中国自身发展历程的一种独特方式的新发现,并寻求一种在观念中存在的乡土中国来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知识探索的独特性路径的梳理。还需要从清楚地析分出《乡土中国》一书的剖面图而去追溯此书背后所隐含着的可能的人类学原理,而这种原理的核心的核心就在于其对乡土本色的发现和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要从一种变化的语境之中去探索乡土中国自身的文化转型的发生,这自然也体现出了日益融入到了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意识也正是费孝通一生之中从《乡土中国》一书为开始而一以贯之地试图要去予以揭示的。

郑杭生先生的韦伯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

郑杭生先生是最早认识到韦伯研究的重要性并对韦伯社会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中国内地学者之一。他坚持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理论自觉,对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加以深入研究和借鉴应用。他在对韦伯“价值中立”思想的系统阐释中确立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正确方向,在建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受到韦伯“理想类型”等思想的启发与影响。在与韦伯“传统—现代”分析框架对话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社会共同性”“新型现代性”“新型社会主义”等概念和命题。郑杭生先生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对韦伯研究的重视和对韦伯思想的借鉴应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设仍有重要启迪意义。

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内涵、特征、困境及应对

在“迁徙中国”时代大背景下,本文聚焦父辈从农村流入城市而自身出生或成长于城市的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关注他们的社会融入。与流动人口一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入的内涵有所变化,并呈现出以下特征:经济融入水平提升但与城市户籍居民仍有明显差距;生活融入意愿强烈且实际互动也更加频繁;文化接纳能力更强同时仍重视家乡文化;外乡-本地双重身份认同并存亦有双重身份共缺。尽管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水平明显提升,但往往仍面临着“融入城市不易”“离开城市困难”“双重意义的边缘”等困境。从教育和就业两方面入手,强调政策的支持和引导,是纾解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群体社会融入困境的可能有效方式。

重构中国人类学的自主性——基于世界性文化转型视角的自我观察

人类学作为自诞生之日起就内嵌着世界性传统观念的学科,面向世界性文化转型的中国人类学,可以说是面向一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格局。中国人类学起初明显带有“海外嫁接”的特色,照搬而来的西方人类学理论基础与中国具体语境相结合的实践中,诸多中国本土的文化特征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忽略与掩盖。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重新唤起一部分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视,其延续千年的开放性、包容性自在经验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具体转型实践,可作为建构中国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块基石,进一步更可为世界性文化转型的观察和共建奠定基础。人类学的学科思路中蕴含着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框架,由我者出发朝向异己的他者投射出遥远的目光,以他者之存在觉察和印证我者。因此,中国人类学是在一个世界大舞台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而有的一种自主性的自觉超越,是一种建立在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世界性意义的自主存在。

老龄化发展对我国人口健康转变的影响

使用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死亡率数据,应用因素分解方法考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及其对健康转变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进入老龄化的时间相对较晚,但老龄化速度相对较快,人口老龄化已成为难以逆转的人口发展趋势。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倍增期间,我国传染性疾病和伤害的粗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但非传染性疾病的粗死亡率呈增长趋势,而且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国家。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的疾病负担,未来我国死因别粗死亡率将呈增长趋势,面临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增大的双重挑战。

生态与社会二重性: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环境社会工作新方向

社会工作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社会工作的发展也需要回应现代性的矛盾。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发展是现代性的一对重要矛盾体,当代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应当回应这个问题。为此,需要将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两个主体的调适与融合作为驱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作为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发展新的开端和指引,对环境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所遵循的价值观、工作法则做出新的解释,进而构建中国本土环境社会工作实践的新取向。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新特点及相应养老政策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高潮期,迅猛的老龄化趋势将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叶。在老年人口规模不断膨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社会养老负担日益沉重的背景下,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点:老龄化速度将在"十三五"时期明显放缓,为中国完善养老政策、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机遇;空巢独居老人规模庞大,亟需实施家庭支持类政策推动家庭养老功能再实现;新一代老年人文化水平更高,且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为"智慧养老"和"资产养老"理念的落实创造了条件;更加宜居友好的老年生活环境,将有助于老年人口自理状态预期寿命的延长,进而有望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老年照料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