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适老新蓝海守好最美夕阳红——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杨娟谈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

养老问题事关民生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要求。近日,围绕“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杨娟进行了深入解读。

金融业如何助力稳外贸稳外资——访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赵雪情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我国外贸外资面临复杂严峻形势。7月2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扩大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从四个方面提出15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血脉,对支持稳外贸稳外资工作作用巨大。本刊特邀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赵雪情围绕相关问题发表见解。

商业银行如何迈上“第二增长曲线”? 访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对大型商业银行而言也是难得的机遇。充分发挥优势,深入求新求变,有助于商业银行挖掘新的利润空间,迈上“第二增长曲线”202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银行业坚持稳中求进主基调,经营业绩可圈可点,服务实体经济工作成效显著。面临数字化转型浪潮,银行业该如何发力?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交易银行业务全球发展新态势及对中国银行业的启示

2008年以来,交易银行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国际大型银行收入增长的重要引擎。相对而言,中资机构交易银行业务起步较晚,在品牌认同度、收入贡献、科技应用及业务整合等方面相对落后。交易银行业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银行业应重点布局这一业务领域,并借鉴国际经验,不断提升交易银行业务的竞争力。

问题银行治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路径研究

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问题机构治理机制相对完善,有较为清晰的问题银行判定标准和完善的早期干预机制,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均有相应的恢复制度安排,处置方式也较为市场化,且处置效率进一步较高.相比较而言,我国问题银行治理实践较少,对问题银行的判定、早期干预机制尚不清晰,国内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恢复与处置计划也尚未全面建立,处置方式的多元化和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鉴此,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优化问题银行治理机制:明确问题银行的判定标准;形成完整的问题银行治理机制流程体系,明晰监管主体职责;扩大恢复与处置计划的覆盖范围,提高银行自救能力,丰富政府救助工具箱;丰富处置方式和提高处置的市场化程度,探索成立问题银行处置基金.

基于CBSI指数的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研究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市场风险有所提升背景下,为识别商业银行经营风险,预判风险走势,参考国内外风险识别研究方法,选取了商业银行风险指标(信用风险、效益性、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投资组合类指标)及经济增长类指标,构建商业银行风险压力指数(CBSI),分析商业银行整体及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变化,并采用ARMA模型进行预测。主要有如下结论:一是2020年前商业银行整体风险处于下降通道,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风险有所上升;二是分类型看,各类银行2019年底风险水平均出现抬头,2020年风险水平出现加速上升态势,预计中小银行将面临更大挑战。针对我国经济增速仍未完全企稳,同时全球经济金融环境波动加剧,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上升等原因影响,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中国储蓄率变化、趋势及影响研究

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也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但是关于储蓄率的高低,市场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在厘清储蓄概念的基础上,从宏观储蓄率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储蓄变化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并利用索洛模型测算了最优储蓄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储蓄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储蓄率变化对资本形成、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近些年随着经济、产业、人口等结构的转变,中国储蓄率开始不断降低,已接近最优储蓄率水平,2016年以来甚至还略低于最优储蓄率水平。参照国际经验,预计未来储蓄率还将低于最优储蓄率水平,未来需关注储蓄过快降低的风险。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存款保险与总损失吸收能力监管协调研究——基于存款保险基金计入TLAC的视角

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要求的实施,对全球大型银行经营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存款保险基金计入是TLAC监管框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实现TLAC达标、完善恢复与处置计划和提升风险处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全球大型银行的TLAC达标策略,测算了存款保险基金计入对中资G-SIBs带来的TLAC提升效应,并分析了存款保险基金计入对G-SIBs恢复与处置计划的潜在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G-SIBs实现TLAC达标过程中,分子策略和分母策略在不同阶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存款保险基金计入有利于推动中资G-SIBs实现TLAC达标,强化其在中资G-SIBs风险处置中的关键作用,降低中资G-SIBs在资本和流动性恢复阶段的资金成本,提升处置效率。当前,我国需要从确立存款保险基金处置地位、完善存款保险基金后备融资机制和丰富处置工具等方面入手,完善配套机制,促进中资G-SIBs实现TLAC达标。

创投基金的国际经验及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启示

创投基金是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重要力量,致力于为初创期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是新兴产业获取融资的重要渠道。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进入关键阶段,中国亟需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加快推动卡脖子技术、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和成长,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投基金在全球各经济体科技创新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期,主要经济体均在加码支持本土科创企业,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成果不断实现突破。对此,我国需重视发挥创投基金作用,强化政策顶层设计,打造各地微观创投生态圈,拓宽创投基金募资来源,提高耐心资本支持比例,畅通股权投资退出路径,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战略引导和资源撬动作用,培育优质国有创投基金,加大投资战略性、引领性、前瞻性科技领域,推动科技强国、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加快实现,同时重视吸引海外创投基金,着力解决科创企业在成长早期融资难困境,促进高新技术升级、颠覆性创新成果加快落地。

推动中国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近年来,随着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中国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牢牢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中国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是人民币国际化全周期参与者和重要推动者,具备政策先发、规模及结构多元化等优势。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受益于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又可以从强大的货币、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人才队伍等四方面增强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优势,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未来可通过加强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协调配合、完善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管理、支持实体经济开展跨境业务、丰富离岸人民币生态体系、提升中国香港人民币枢纽的辐射能力、加强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中国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高质量发展。

中国“碳中和”的城市协同路径研究——基于“碳达峰”异质性的门限模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氧化碳(CO_(2))排放逐渐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本文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的基础上,通过拓展的EKC曲线探究了中国247个城市的CO_(2)排放路径问题。研究表明:人均GDP对城市CO_(2)排放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非对称倒“U”型关系,碳达峰点后的EKC曲线趋势较缓。城市异质性研究发现:(1)能源型和重工业型城市是中国CO_(2)排放的主要来源,受工业结构的制约,这两类城市需要在经历两阶段碳排放不断增长的趋势之后,才能实现碳达峰目标;(2)轻工业型、技术型和服务型三类城市均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末期实现了碳达峰目标,之后两阶段CO_(2)排放开始呈现递减趋势;(3)技术型城市较好地协调了经济增长和CO_(2)排放之间的关系,轻工业型城市维持了经济发展的低碳运行,人口集聚使服务型城市面临严峻的生活领域碳排放问题。因此,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积极探索城市间的协同路径,发挥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技术引领和辐射作用,推动轻工业城市的绿色高效发展,使能源型和重工业型城市加速完成产业转型和升级。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及未来提升潜力

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全球海洋支点”等高层引领的一系列战略对接为基础,中国与印尼在基础设施、关键矿产、电子商务等代表性领域形成了特征鲜明的合作模式。印尼是东盟第一大经济体,自2014年佐科总统上任后,印尼政府围绕振兴制造业、改善基础设施、发展海洋经济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推动印尼经济稳定增长,也为中国与印尼在新能源汽车、电子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合作创造了空间。2024年印尼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相关政策有望保持延续性。未来,中国应进一步推动与印尼的多层次沟通与合作,拓展两国共同利益,为两国企业深化合作提供更多的支持。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的周期性特征研究

把握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周期性特征,有利于寻找到更有效的金融监管政策。在需求端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常常被当作经济刺激的工具,所以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呈现逆周期特征。在供给端视角下,金融体系的顺周期传导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呈现顺周期特征。因此,不同的研究视角推导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周期性特征不同。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衰退(繁荣)会导致城投债发债规模减少(增加),所以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是顺周期的。基于供给端视角制定金融监管政策,有利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技术变革下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鲜明标识,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在此背景下,高质量“走出去”是题中应有之义。当前,电动汽车品牌及其产品在加速走出国门、积极探索全球化新航路的同时,所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风险逐渐上升。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欧盟、美国、东盟等主要出口目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行梳理,并探讨中国电动汽车“走出去”所具备的机遇。研究发现,欧盟针对性反补贴调查已使中国电动汽车“走出去”的步伐放缓,且未来绿电壁垒和原产地原则将进一步趋严;除大力补贴本土生产车型外,美国本土供应链建设进程进一步加快。产业技术变革为中国电动汽车提供广阔的全球市场增量空间,垂直供应链规模化效应为其“走出去”提供高质量发展基础。因此,可参考日本汽车企业通过紧跟市场需求、搭建政商关系网等方式拓展国际市场,并完善售后体验等增值服务,提前规划科学合理的减排路径,推动中国电动汽车产品、品牌、技术的全面“走出去”,从而巩固中国电动汽车的产业优势、助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新西兰FTA的影响因素和效应--基于例外部门的实证研究

中国—新西兰FTA是中国签署的首个同时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等诸多领域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FTA),也是中国和发达经济体签署实施的第一个高质量FTA。本文从政治经济分析的视角对中新FTA的发展以及实施效果进行了梳理,以协定文本中的例外部门为研究样本,通过构造“国家战略决策假说模型”和“国家战略与行业集团互动博弈假说模型”,对影响中新FTA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解释了国家核心战略、特定利益集团政治影响力以及进出口行业特征等因素对FTA例外部门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出于国家和社会全体利益的考虑会将某些工业行业纳入FTA例外部门。同时,中央政府的战略必须与行业集团的政治经济诉求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导致FTA政策的顺利实施。

如何推动我国产业工人队伍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国际启示和中国现实

产业工人作为支撑制造强国战略的主体力量,对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产业工人规模都发生了先升后降的变化。从长期来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决定了产业工人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通过规模、质量、动态性和社会环境四个维度,衡量产业工人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情况。由此发现,国内产业工人群体存在规模过早下降、老龄化加剧、供需错配等规模和质量问题,同时也面临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制约、社会地位不高等动态性和社会环境问题,限制了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持续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尊重和崇尚“工匠精神”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产业工人向生产性服务业转移等方式能够有效推动国内产业工人队伍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建议:做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和人才储备,保障各生产环节发展、转型、升级的劳动力供给;对因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而失业的产业工人,应积极完善工人转岗转业相关工作;对流入服务业的产业工人,应着力保证合法权益和能力提升渠道;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为制造强国建设持续输送大国工匠;营造对产业工人充分尊重的社会氛围。

四大城市群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比较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大城市群建设持续深入,已经成为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的重要“范本”。本文通过梳理对比四大城市群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的特征,对未来强化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科创中心建设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银行境外发展的红色基因

作为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先驱者,中国银行开创了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先河。自1929年在伦敦开设第一家海外分支机构——中国银行伦敦经理处开始,中国银行的全球化发展已近百年。中国银行的境外机构虽然身处海外,依然时刻心系祖国,自觉融入中国革命和崛起的大局中,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红色血脉源远流长。

我国房地产企业风险特征与化解机制研究

房地产企业是中国房地产风险形成与传染的重要媒介,通过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演化特征剖析房地产行业风险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学术研究视角。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持续攀升,资金来源中的自有资金占比显著下降,以预售资金为主的负债和以房产、土地为主的资产期限错配问题愈发严重。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企业通过表外负债、隐性债务隐藏负债规模,部分房地产企业组织架构混乱、薪酬缺乏风险约束机制,存在较突出的公司治理问题。房地产企业风险的释放产生了明显的风险传染和顺周期效应,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在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的举措中,相关国家和地区推进房地产企业轻型化转型、健全债务处置机制、完善公司治理、建立流动性救助机制等效果显著。我国应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处置机制,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城商行股权结构特征及优化机制研究

打造稳定、合理的股权结构,对完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意义重大。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持续推进,银行业对民营资本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股权结构因此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股权集中程度稳中趋降,民营、异地和金融机构第一大股东明显增多,股东身份不透明、出资不实等乱象增多,关联交易、股权质押规模不断上升等特征。本文研究发现,不同股权结构的银行,其经营绩效会呈现出明显差异:股权结构适度集中的银行绩效较好;国有和外资股东控股的银行,经营较为稳健;非金融企业股东控股的银行经营业绩表现不佳。针对我国中小银行股权结构暴露出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明确功能定位,引导银行理性健康发展;借鉴国际经验,优化银行股权结构;强化金融监管,治理银行股权乱象;积极应对经济周期冲击,修复银行资产负债表;培育优质股东,打造银行股东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