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层次传统音乐教学的课程设置及其构想——以中国音乐学院为例(发言提纲)

“传统音乐课（或称‘民族民间音乐、民族音乐’）”在国内各专业音乐院校中都处在重要的基础课程地位,从1950年代至今已经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材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相对统一的体系。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体系主要是在本科层次的教学实践和经验上形成的。以建设民族音乐教育教学体系为己任的中国音乐学院,其传统音乐课程的教学亦体现出这一特点。

《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中的音乐史学问题及书写特性

2021年3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于润洋先生的《于润洋西方音乐史教学手稿》。文章追溯了该书写作的历史经纬,论述了该著作出版的历史意义,阐述了书写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对中外音乐史写作的个性特征作了回顾,阐述该书的问题意识,指出这部《手稿》既是于润洋先生学术问题的发源地,在当时也具有着西方音乐史教学和研究学术引领的意义。

《隋书·音乐志》所载北朝仪式歌辞的史源学研究

北朝音乐文献是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中保存状态最差的一部分,为了尽可能地恢复其整体面貌,以便支撑北朝音乐史与音乐文学研究,需要使用辑佚学、史源学以及编纂行为研究等多种方法。《隋书·音乐志》所载的梁、陈、北齐、北周四朝仪式歌辞,其记录体例有根本差异。记录最为周详的是北齐歌辞,其内容应直接来源于《隋书·经籍志》所载《齐朝曲簿》。北齐之所以产生了如此体例明确、内容丰富、结构整饬的仪式歌辞档案,是因为借鉴了南齐的歌辞档案体例。北齐的歌辞创作和歌辞记录都具有鲜明的南齐因素,体现了南朝士人大量入齐之后,北齐的雅乐制作有意借鉴吸纳南朝因素,以图呈现出不同于“洛阳旧乐”的面貌,进而标榜北齐的文化主体性的新动向。

何日君再来——当代(近现代)中国音乐关键词系列之二

《何日君再来》在当代(近现代)中国音乐史上是一首颇富争议的歌曲。本文从历史回顾着手,探寻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该歌曲命运的曲折变化;并从对歌曲的剖析着手,评价其歌词与曲调之艺术特点;从其产生的影响着手,评估它的艺术及社会影响;由此出发,澄清存疑的若干问题。从而认为《何日君再来》是“一首优秀的流行歌曲”,“在早期中国流行音乐史上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

应该正确评价中国音乐图像学的成就

作者认为罗永良的《中国音乐图像学鉴思》一文未能正确评价中国音乐图像学取得的成绩,其中有不少提法既不公正,也不严谨,故提出商榷。本文试图从研究对象、资料的使用和研究方法三方面指出罗文的错误。

两个怪胎——当代(近现代)中国音乐史重要“话语”解析之一

“两个怪胎”是当代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话语”。本文对“两个怪胎”的提出、音乐界的认识、赵的音乐审美趣味、“两个怪胎”的批评是否得当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考辨 ,认为“尽管这一提法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人们对这一提法及其提出者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误解” ,我们“应恢复其本来应有含义 ,承认‘两个怪胎’不是指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 ,不是对这二者的‘名骂’”。

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而奋斗——纪念南京会议召开30周年

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1980年6月13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正式在我国大陆提出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已经有30年。现在,我们应响亮地提出建立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口号,并为之努力奋斗。为达此目的,应做好继承传统、把握方向和面向世界三方面的工作。要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首先必须继承好两个传统,一是中国人综合思维模式的传统,二是民族音乐学从文化背景入手研究音乐的传统。要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除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综合思维模式和民族音乐学从文化背景研究音乐的传统之外,还必须牢牢把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向,而不要越俎代庖地去搞音乐人类学的研究。30年来,我国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问题也还不少。如果我们能继承好综合思维模式和从文化背景研究音乐的传统,能坚持民族音乐学以音乐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并能用"以中格外"的方法,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全世界,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就一定能建立起来,世界的讲坛上必将闪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灿烂光辉,我们也一定能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方言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中的实践探索及教学法意义

方言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字音调值影响旋律走向;念诵节奏韵律影响音乐重音及节奏特点;字词发音影响演唱咬字和音色特征;特色方言字词塑造了区域性的风格韵味。笔者结合教学实践,探讨了方言教学的四个步骤:方言念诵;方言调值与语音学测音分析;国际音标标注唱词;模唱体验。重视方言教学,将方言教学纳入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法,实际上是传统音乐教学方式的一种变迁,是传统音乐面对社会变革中的主动适应。

一部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前沿的重要学术著作——读冯文慈师《中外音乐交流史》有感

冯文慈师撰写的《中外音乐交流史》是迄今见到的第一部系统论列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学术著作。该书史料丰富扎实,写作手法新颖别致,研究成果富有独创性和启发性。其中在涉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作者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匡谬正误,以扎实的史学功底为依托开创新说,借鉴新的研究方法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所用。从这方面看,它又是一部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前沿,推动该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

“全球化”和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的建设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已成为民族音乐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介绍了国外有关全球化讨论的情况,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应当倡导文化的本土化和多元化。作者提出目前我们应当在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和占领西洋音乐“知识平台”的同时,打造中国人自己的音乐“知识平台”。为了完成这一工作,我国音乐学家必须努力学习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并尽快建立一个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教学体系。

民族音乐学的理念转型与中国经验——以“路学”视域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为例

民族音乐学自产生起,无论早期的比较音乐学,还是20世纪50年代肇始的民族音乐学,都在不断寻觅并构建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跨学科的理论架构。回顾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40年历程,从追随音乐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到进入21世纪呈现多学科间对话与方法论重构,折射出业界始终追求的学术自觉与理性反思。文中将作者近年关注的亚洲北方草原音乐置于“路学”大视野乃至周边更为广泛的区域和社会空间加以跨界族群研究为本,论证民族音乐学主体性的跨界审视与整体建构、跨学科方法论的交汇渗融以及“路学”与流动性多点叙事集合的新趋向,从而揭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方法论引领和学术格局,进而反观其学科理念的综合性转型与中国经验。

西方音乐术语的中国化误释与创新

本文针对西方音乐术语在中国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误释与创新现象,进行了实证考察和分析,指出术语的误释是对学术的伤害,而术语的创新是对学术的贡献,并以转调、主音作为误释的例证,调式半音体系作为创新的例证,进行了术语层面及学理层面的阐释。倡导对西方音乐术语求其真、辨其义、赋其意义。避免术语层面的误释,发挥学理层面上的创新,推动音乐学术的发展。

传统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音乐继承与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讨会”感言

中国的民族音乐有其自身内涵和文化载体,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通过反思历史,正视异族音乐交流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找准民族音乐文化内涵之依托,牢牢抓住,重视传统教育与学习,学者们揪心的民族音乐文化丢失的问题,似可找到解决的办法。

中国唢呐音乐的文化审视

在我国众多的传统器乐形式中,唢呐音乐可谓是俗乐中的俗乐。说它俗,主要是指以下几个方面:1、它的生存和发展紧紧地和民俗结合在一起;2、它的基本“恩主”是社会各阶层中文化层次最低的农民及城镇市民;3。

从文化学角度看中国婚丧礼仪中唢呐音乐的生成背景

自从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以来,它一直担负着两种功能:1、审美功能。它满足人们娱乐方面的要求;2、实用功能。它满足人们心理上其他方面的要求,如将音乐用于军事、仪仗、民俗等,以壮声威,或以示隆重。 唢呐音乐是兼有这两种功能的。在社会生活中,它的实用性功能更为突出。虽然随着社会的变迁,唢呐在军乐、仪仗等方面的一些功用消失了,在宗教的应用也历来不多,但在民俗中的应用仍很广泛,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可缺少的。正因为有民俗作为托身之所,唢呐音乐才得以生存。

故土、传媒与革新——拉赫玛尼诺夫的三重音乐天地

毋庸置疑,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是20世纪严肃音乐领域作品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他在艺术及学术领域所引发的争论与他创作受欢迎的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俄罗斯、西欧和美国,是作为拉赫玛尼诺夫最为重要的三个艺术栖身地。俄罗斯的文化根基、美国的唱片及电影市场,以及欧洲对于音符革命的思想冲击,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世界。文章通过比较拉氏与斯克里亚宾、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这三位俄罗斯同胞的音乐风格,探究拉氏音乐特质及他在历史中的地位、评价等话题,进而观察20世纪以来西方的政治社会生态。

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与研究:特性、理念、方式

“中国传统音乐”，就其代指—个学科研究领域而言，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称谓，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晋的概念。当然，今天它已被音乐学界广泛认可，即便是刚刚入学的音乐学系新生，也能自如地回答出它包括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以及宗教音乐；“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也已经召开了四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