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协同治理创新模式研究——基于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的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域治理范畴。作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创新的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前海、横琴、南沙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三个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形成了强调法定机构治理的“前海模式”,强调政府政策工具的“横琴模式”以及强调社会复合主体治理的“南沙模式”。对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表明,权责定位和利益关系、任务型功能治理、政府注意力差异性,决定了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的主体、手段和机制各有侧重。因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需要创新运用行政、法律和市场综合手段的治理模式,需要建立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再到评估的系统完备治理机制,还需要深化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向纵深发展。

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南沙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2023年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要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2023年4月28日上午,以“加速南沙开放开发打造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为主题的第53期“广州新观察”学术圆桌会议在暨南大学举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其本质上是开放型经济和创新型经济。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和创新能力最大的区域,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良好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加快形成以内生增长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深化粤港澳三地创新合作和推动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重中之重的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异质性吸收能力约束下FDI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了静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异质性吸收能力约束下FDI对出口复杂度的差异化影响,发现FDI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吸收能力门槛效应,吸收能力越高,其促进作用越大。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在FDI技术溢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只有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门槛时,FDI对本地出口复杂度才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金融发展是本地企业对外资技术模仿和二次创新的重要保障,FDI对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随着金融发展的提高而提升。FDI大量流入却未能很好地促进我国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地区吸收能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本文还发现,FDI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融资方式、产业类型以及FDI来源的差异而不同。本文研究结论对“十四五”时期推动外贸外资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CEPA与现代服务业开放:基于制度距离视角的分析

服务业开放本质上是制度型开放。CEPA是中国内地签署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服务贸易协议。CEPA及其后续协议持续扩大对中国港澳服务市场开放,注重提高透明度、推进标准一致化和加强信息交流,在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将CEPA现代服务贸易开放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其对内地与香港双边现代服务贸易的影响,并从经济、法律、贸易以及营商环境四个维度构建制度距离指数,探讨CEPA促进双边现代服务贸易增长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CEPA显著促进了内地与香港双边现代服务贸易的增长;CEPA主要通过缩小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自由度制度距离和法律制度距离,促进双边现代服务贸易增长。

产业集群效应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广东省制造业集群的调研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广东省关于“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调研及问卷数据,检验了产业集群归属是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同时探究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等不同情境下产业集群效应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有利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并提高数字化转型成效,且集群内的企业主攻生产制造环节更能充分发挥效能。产业集群的效应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特征、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以及企业技术特征三个方面体现出异质性,更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薄弱、中小民营和“专精特新”等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机制分析表明,产业集群通过共享技术研发、培训服务、同源供应商和订单分配等途径推动数字化转型,反映出集群的知识溢出、资源共享和交易匹配等三大效益机制。该研究以一手调研数据拓展了现有文献中对产业集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方法;以机制分析揭示产业集群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和阶段差异,印证并深化产业集群理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企业“不敢转、不想转、不会转”,推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有效途径。

读懂东亚 读懂全球——《互联世界:东亚电子产业和生产网络》新书推荐

电子产业是最具代表性的在全球尺度上组织生产的产业之一,同时也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曼切斯特关系学派(Manchester School)的重要创始人杨伟聪教授新著《互联世界:东亚电子产业和生产网络》基于全球生产网络2.0理论框架,通过扎实的实证分析,对电子产业中最为重要的四大细分领域(即半导体、个人电脑、手机和消费电子)在21世纪10年代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呈现、演进历程及其驱动因素作出了系统的刻画与细致的解析。

土地价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遗传匹配的微观证据

土地价格高企已成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间接区位因素。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国家信息中心地块交易数据,运用遗传匹配算法,实证检验土地价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价格上涨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加。一方面,地价上涨影响企业跨期购地决策,使企业在当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替代策略;另一方面,土地具有生产要素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地价上涨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抵押额度,进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城市和地块层面的异质性均会影响地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在排除内生性、避税行为影响以及更换核心被解释变量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异地购地和租赁土地不能完全消除高地价带来的成本和竞争压力,企业仍然具有国际化经营的动机。本文结论为企业合理配置要素,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解释性理论及其对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的意义——《地理学的理论和解释》新书导读

当前,人文地理学界存在着理论发展“各自为营”、缺乏互馈与融合的问题,极为缺乏一个不同领域和流派能够对理论的概念和如何发展理论展开讨论与反思的共同基础。基于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杨伟聪教授的力著《地理学的理论和解释》(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承前启后,展开了对人文地理学当代主流理论的系统性梳理和批判性反思,并指明了未来理论建设方向。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与共建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为深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强劲动力。文章使用熵值法量化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运用WWZ方法对共建国家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价值链参与进行了分解,并探讨了贸易便利化对“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的促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技术溢出两种机制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和贸易利益获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口岸与运输效率、海关与边境管理、规制环境均对全球价值链参与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电子商务、口岸与运输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区分不同国别类型,贸易便利化对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参与的促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距离;区分不同行业,贸易便利化更能提升中技术行业的价值链参与程度和贸易利益。本研究对于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科创走廊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作为区域创新网络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科创走廊正在成为引领世界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加快科创走廊建设,要抓住我国城市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制造业产业链集聚的优势,对标国际领先的科创走廊,在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强化产业链联动、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等多方面发力,不断提升科创走廊的科学技术活跃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

新时代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实践和成就背后的发展逻辑需要有新发展理念进行解释和总结。西方学者曾经提供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理念,例如中心地理理论、增长极理论、集聚扩散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就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五个维度阐述了我国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和刻画了新时代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态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尊重城市群发展客观规律,立足我国城市化的特色优势,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推动有利于强化中心城市引领作用的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城市群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政策探讨——专题导语

城市是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后,快速的工业化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我国城市化进入了快速推进期。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18%快速上升到2020年的63.89%,年均增速达到1.11个百分点,至"十三五"末期.

粤港澳大湾区非对称要素流动与市场一体化建设

“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处于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域、三种货币的独特制度环境,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在粤港澳三地呈现非对称流动特征。港澳市场上的非原产地商品进入内地受到关税限制,内地人员进入港澳相对受到更严格的出入境管控,港澳资金进出内地受限,内地更为强调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粤港澳大湾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进一步厘清粤港澳大湾区非对称要素流动的基本特征,理解非对称要素流动的底层成因,辩证看待非对称要素流动与一体化的关系,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可从提高要素密度、缩短流动距离、减少市场分割和促进机制联动四个方面,促使要素更为便捷地流动,为构建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经验借鉴。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制造业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2011—2021年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其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大湾区城市群的情况则相反。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劳动技能结构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环境等维度存在差异。各地应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完善城市群内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联动,健全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创新体制机制 提升湾区一体化水平

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一体化市场的分工协作和高度整合的协同发展是湾区经济形成的基础性因素。与国际典型湾区和国内城市群一体化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有“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的特殊制度环境。如何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框架内,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促进要素流通?从经济学角度看,可以把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看作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消除阻碍商品和要素流通的障碍,推动各城市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发挥湾区经济强大的集聚外溢效应,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

“一带一路”能否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介效应分析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际循环的应有之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近7年,其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究竟如何仍有待科学论证。文章基于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并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视角探讨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升了我国GVC地位,且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提升GVC地位的重要途径;并且,当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GVC地位的提升力度(1.94%)依然高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0.09%)。进一步,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结构具有门槛效应,新基建投资占比超过23.11%以后,其对GVC地位的中介效应才能凸显。实现基础设施的"双轮驱动"作用,需进一步加大对新基建的关注。上述结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科学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促进我国GVC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底层逻辑与推进策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和条件,梳理其互联互通的发展演化,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要素流动、区域协调、社会资源优化、“一国两制”理念新发展等层面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底层逻辑,并梳理了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历程,即经历了的守望相助、分散协同、整体联动到共同治理。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能源、水资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特征,发现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一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能源安全保障体系逐步构筑、防洪与水资源配置体系逐步加强,“数字湾区”进入快车道,但跨区域政策、市场、管理、信息等协调和互联互通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致使某些基础设施协调合作效应低、通行成本高。基于此,文章从规划治理、协调机制、数字新基建、广深双城引领等方面阐述了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推进策略。

经济体特性与澳门海洋经济创新发展

澳门是典型的“微型经济体”,博彩业不断扩张导致劳动力、土地等稀缺资源产生支付和转移效应,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学中“荷兰病”的病症,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适度多元是各界一致认同的“药方”。但是,澳门产业多元化尚存两个矛盾,即固有矛盾和产业结构衍生的矛盾。文章结合澳门海洋经济的历史特性和现实条件,认为海域开发是澳门解决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进入“十四五”新发展阶段,澳门需要创新发展路径,从制定海域总体开发计划、加强政府行政主导、从主导产业挖掘新的增长点、加快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挥葡语国家“蓝色伙伴关系”等方面推动澳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切实解决或缓解产业多元化的两个矛盾,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澳门抵御风险能力,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智慧城市建设对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是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塑城市发展模式,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探索。基于2006—2016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从全球价值链(GVC)攀升这一新视角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并探讨其相关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提升我国城市全球价值链地位,这一作用在试点当年即发生,且表现出逐年循环累积的现象。机制检验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城市创新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三种途径释放出政策红利。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存在非均衡特征,大中型城市、中西部城市以及一般行政等级的城市更易于释放出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