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书写的诗性力量——《雪山大地》笔谈

《雪山大地》在荣膺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一方面,该作品获奖前的市场冷淡与获奖后的销售热潮形成了一定的反差,成为当下非常独特的文化想象,提示我们重新思考现实语境中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问题。另一方面,带着不同藏地想象的阅读者进入文本后,会如何在自己的知识谱系中再度理解异域的自然地理和宗教文化,也值得我们关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深入讨论地方性知识、“在地性”书写以及中国性与当代性的建构等问题。

议中小城市大学生国庆黄金周出游及市场开发——以中山市为例

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在校大学生对于国庆黄金周出游的意向及看法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是旅游市场潜在的庞大消费群体,进而对中山市旅游市场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论关系的再认识

20世纪在思想上是一个重主观轻客观、重主体轻客体的时代 ,这样的背景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产生忽视史料的弊病 ,只有社会环境的改变才可能在整体上改变这种状况。学术工作存在“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两条路线 ,这两条路线都一样重要。“论从史出”的关键是“出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未能出论 ,是它的更大的弱点。

论古代雅、俗文学的互补与交融

中国古代文学向有雅、俗之分。过去，人们只看到二者的区别，却忽视了二者的互补与交融。该文分别论述雅文学对俗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学习和化用，并论及二者互补、交融的意义。

如何“文学”，怎样“叙述”——评於可训等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之“现代卷”、“当代卷”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的合法性问题及现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工作，近年出现了众多争议。面对进化论、新民主主义论、启蒙论、现代化论等曾对文学史编撰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学史观，学界在两个问题上做出了清醒的反省：一、如何“文学”，即哪些对象可以被承认为“文学”；二、怎样“叙述”，

浅析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设

近代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起始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本文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设及其学生的来源和毕业后的走向做些探索,意在说明师范教育的出现是时势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重视教育的结果.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发展,奠定了其在师范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文学是心灵的寄思——由《文学如何立心》谈谢有顺先生的文学批评

尽管中西方文论之间存在着“再现说”和“表现说”的差异，但二者对文学仍然存在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文学要展示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是来自心灵的寄托和思索。与以往的手工时代不同，在机器复制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层面存在普遍雷同，人们穿着同样的服装，乘坐同样的车辆，享用同样的饭菜，观看同样的肥皂剧，言说同样的流行语。

集体无意识原型、个人写作与文学经典的形成

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一种蕴藏着先天的潜能并需要内容去充实的形式。当代个人写作的自我局限表现为拘束于身体肉欲和生活现实,很少有作家把自己的笔触伸向更遥远的过去,在纵览历史的旅程中思索人类心灵和经验形成的奥秘。挖掘民族无意识的深层底蕴,在古老的原型中寻找我们民族最真实的话语,让文学成为穿越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民族智慧的集结地和民族命运的真实写照,在个人独特体验的基础上,运用一种自我的表述方式,我们才可看到中国文学的一条通往经典写作之路。

从历史人物潘美到戏剧形象潘仁美——兼说口述历史的特征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潘美是北宋开国功臣之一,但在陈家谷一役致杨业于死地,这一事实在史书中表达暧昧,而在民间口述历史中长期流传,并由此走样、变形,艺术形象潘仁美得以登上戏剧舞台。从历史人物潘美向戏剧形象潘仁美的嬗变过程,反映出口述历史的双重特性:口述历史往往是对官修史书的反驳、修正与补充,更能接近历史真相;同时,史书有意无意地遮蔽真相,恰恰给文学想象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在口述的场合,有时文学与历史共存于同一个母体,难解难分。

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

西方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本身的开放性要求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产生的背景。在这种无论是对物质还是精神的现代化的追求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遭遇到了“冲突”这种处境。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的,而冲突对立正是五四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内在特质。对立、反抗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解放、革命的需要,更是不回避中西、传统和现代碰撞的内心思想冲突的表现。其中既显示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简单、直线思维的欠缺和局限。

《老子》上德、常德、广德、玄德对价值二元论的超越之疏解

《老子》“上德”“常德”“广德”“玄德”等思想对价值二元论有着治疗与转化作用。通过对《老子》的上德、常德、广德、玄德进行探讨,并对章句进行疏解与融贯,我们可以认识到《老子》由“玄同之道”所领会延伸而来的“玄同之德”的内涵,即“消极澄清”和“积极讲明”。“消极澄清”在于厘清《老子》对儒家仁义礼智的批判治疗之心,不在于简单的反道德或纯粹的反价值。“积极讲明”在于阐述《老子》“和光同尘”的慈柔玄德观。《老子》在“德”加了“上”“常”“广”“玄”等独特修辞,目标在于治疗价值的暴力,活化道德的宽容性。

《老子》“有无玄同”与“道物相即”的疏解

“有”“无”“道”“物”等是《老子》的最核心概念,通过《老子》第一章、第四十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章、第五十二章、第四十二章对之加以疏通理解,给予关系性的“消极澄清”和“积极讲明”。“消极澄清”在于指出《老子》不属西方形上学思维的二元论架构,因此不宜用上下纵贯两层的存有论模式(如形上/形下两层、本体/现象两层等模型)来理解《老子》的无-有、道-物、母-子的关系。“积极讲明”在于透过“有无玄同”之妙门、“虚用相即”之玄牝、“有无相即”之利用、“有无相即”之恍惚、“道物相即”之冲和等小节的疏理,来把握《老子》道行运动乃透过“即无即有,即隐即显,即虚即用,即道即物”的吊诡两行重玄性格。而这种吊诡两行重玄性格,有时透过“母子”来隐喻,有时透过“恍兮惚兮”来容状,有时透过“有无玄同”和“有无利用”来吊诡表达。总而言之,要融贯解读《老子》的“非二元性”思维(不二),并非要去外部寻求形而上的超越总根据(离二求一),而是有、无“异名”(二)又“同出”(不二),道、物“相异”(二)又“相即”(不二)。亦即透过“二而不二”的吊诡两行重玄性格,将更善解《老子》的玄妙之门。

《老子》的两行调中与微妙玄通之疏解

对于《老子》而言,天地之道(天之道),有其维持不断运转的力量原理,是透过“两行且调中”的互补互救,成就活动之道的均衡而生生。《老子》要我们保持“宠辱若惊”的两端警觉,也就是不偏执在“近名”和“近刑”的任一极端状态。宠辱若惊,也暗示了一种不住两边的中道调节修养观。《老子》用了九个比拟之辞来形容有道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人格特质与行事风貌。二十章中,“我”与“众人”的对比描述,非常形象地显示出《老子》中的真人特质与俗众品味的“差异性”。对《老子》而言,真正最为“天下贵”的珍贵智慧,乃是不住两边的“两行调中”之修养:“既不可”得而亲,“也不可”得而疏;“既不可”得而利,“也不可”得而害;“既不可”得而贵,“也不可”得而贱。这种“两端不住”的否定辩证,不只是消极地不住执于两边,它更要积极地以“调中”来促成两边对话与两行转化。

北京时期的秋瑾——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演讲

秋瑾可以说是晚清最有名的女性。自秋瑾1907年被杀后。有关她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她始终在人们的注视中。关于秋瑾的研究，无论是大的方面。如思想、革命。还是很具体的人生细节，都会成为论述的题目。甚至她的出生年份、死的日期，都有具体的讨论。比如她的出生，像这么有名的一个人物。距离现在又不是很久远，似乎本该非常确定，

《老子》“柔软化刚强”的自我转化艺术之疏解

《老子》“柔软化刚强”(柔弱胜刚强)的自我实践与转化艺术,并非仅属个体内在的修养,它总是考量到“非同一性”的力量共在,因此具有了共生哲学的公共意义。圣人的“抱一为式”,不强用自我偏执的有为来支配关系,宜调整为在关系连动的变化中,相互调适而丰富彼此。《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逆向思维”与“柔弱思维”,则反向显示出“日损”的“减法”或“后退”模式,带来“柔化强”的奇妙效果。《老子》充满对于“道”的虚位性修辞,旨在彰显道无为而任让万物去“自生自长”“自然而然”。对于《老子》而言,“物极必反”的众多现象,一再反映出“反者道之动”的吊诡运动与均衡之理。因而《老子》提醒我们,应该对事物活动所体现的反向运动(道之反动),保持着精微敏锐的觉察(微明)。《老子》的“柔弱”,是同时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都考虑在内,并思考两者“相反又相成”(不只是相反)的调节性。《老子》强调的“柔软”是一种能回应、能变化的内势动力。

庸常岁月在记忆中悄然开屏——浅析电影《孔雀》的文学性叙事风格

顾长卫的处女作《孔雀》荣获第5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着实让国人兴奋了一把。究其缘由，在商业气息日益繁盛乃至泛滥的今日，这部质地纯净略带忧伤的情感力作正是以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影像叙述时代。

文学的当下之想

谈到文学，读文学的我总是有些伤感。这种心情，与作为农家子弟出身的我，回望父辈们的辛劳与悲苦时的感觉有某种神髓上的近似；这也与作为中国人，追溯我们古代灿烂文明时忧伤与慨叹的心情似乎相同。放眼文学道路，似乎自古以来就很少有纯粹的文学家，中西皆如此。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创新的点、线、面、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在30多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突破《新民主主义论》、"重写文学史"讨论、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四个回合。先是在现代文学内部不断增添作为"点"的新作家;然后构成"线";然后把本来被认为不属于现代文学的成分添加到现代文学史中来,形成一种"面"的扩展;最后随着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版图逐渐扩大,形成了具有丰富性、立体感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