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教育与政治知识生产: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另一起源——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中心

中西遭遇之后,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构有政治学院与政治学系两条路径,其中根据地依托旨在教育训练干部的政治学校,通过教学与训练,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知识。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例,其教员结构、讲义教材构成的政治知识生产,以及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知识党员化与党员知识化”的知识传播,为探寻中国政治学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线索。考虑到1949年前后政权变更背后的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的延续性,抗日军政大学以政治教育为形式的知识生产与组织建制,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另一起源。

共生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性特征之一,而自然具有三个维度:一是不包含人在内的自然界的自然;二是个人存在层面的自然;三是社会存在层面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理所当然地包含三个层面:即人与万物的共生;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精神存在的共生交融;社会(或民族、共同体)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交织共存。中国儒道传统的共生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论根脉,其中万物一体的思想、自然的理念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式现代化自然与精神二元、传统与现代断裂构型的关键。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人类正在从西式现代化走向共生新时代或共生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陈荣捷、萧萐父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陈荣捷与萧萐父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又有相近的学术旨趣。陈荣捷不仅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的传播与介绍方面有不可忽视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哲学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如形而上学、认识论、宗教信仰,以及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家哲学,且在以上问题的考察中,都作出了引人瞩目的建树。萧萐父既在宏观层面主编了《中国哲学史》,对儒释道三家以及中国哲学的整体领域,都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又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具体论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王夫之等历史人物作了独到的研究,由此取得的成果,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在晚明思想以及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研究方面,萧萐父也作了创造性的研究。他指出,从晚明开始,中国思想界已出现具有启蒙意义的观点,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现代化有一种内生性的动力。以“照着说”和“接着说”的交融为进路,中国哲学研究需要统一历史的视野与理论的思维,加强中西哲学之间的沟通和比较,以及关注社会之源与思想之流的关系。

中国近现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问题

我国文化史的研究,长期是以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为主,能够涉及城市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内容很少。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推动,学术研究日益繁荣,我国史学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扩展。史学界继城市政治史、城市经济史、城市社会史的研究热潮之后,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日益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使得文化史的研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展。尽管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未尽人意,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推进,也有不少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因此,这个研究领域可做的文章还有太多。借2007年暑期成都召开"第二届中国近代大众文化研讨会"之机,我刊约请了几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请他们就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发表见解,阐发自己研究中的认识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以期通过对问题的讨论,推动"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思想的现代衍化:传统制约的多重面向

中国现代思想既以广义的社会思潮为内容,又通过不同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观念活动而具体展开。从社会思潮看,马克思主义无疑最为引人瞩目,这一思潮的引入和传播,又与中国传统思想存在内在关联。就总的价值方向而言,中国文化中天下大同和天下为公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理想之间存在契合之处。中国传统思想以群体价值的实现为指向。同样,马克思主义注重群众运动、强调以人民为主体,二者的以上一致也使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很自然地得到认同和接受。突出践行是中国文化另一个传统,它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实践具有相关性,这也从另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沟通提供了某种根据。引申而言,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也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内在制约。从宏观层面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变革转向思想领域的人物,便可以注意到金岳霖这样专业哲学家的作用,后者从个案方面,展现了中国思想在近现代的衍化过程,其中的哲学思想,也渗入了中外、史思的互动。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变迁中,以上思想格局依然得到了延续,蒙培元先生的哲学,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例,尽管他与金岳霖先生在哲学的深度和广度上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但在注重理论问题与历史思想的交融方面,又有相通之处。

政治文化和民主的本土基础——中国现代思想家的一些思路

政治文化涉及“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范畴;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双重要求。在如何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加强民主的本土基础方面,包括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内的不少中国现代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路为我们今天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启发。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笔谈

在自主、创新、开放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朱承在新时代中华民族新的文化使命中,接续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三者之间存在着逻辑递进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接续”是为了“建设”,“建设”是为了“开创”,接续中华民族古代文明是为了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向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而言,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视角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文化生命体。我们不是简单地接受孔夫子或马克思,而是对它们有所继承和发展,促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孔夫子和马克思的有机统一。我们需要跃入“古今中西”各种要素氤氲化醇的大结构。古今中西,和生新体,即由旧体之和而生出新体。“新体”是生之成,“和”是生之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离不开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对现代文明开展批判性的集体学习“。生成”正在凸显为新时代思想的基本词。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近代转向

中国近代曾经发生过文化精神的转向 ,即对发展的动力性的追求 ,它是中国社会获得现代性的重要条件和标志。这一历史性转变在哲学领域 ,曾经由不同的哲学派别 ,从自然界的客观法则、主客体交互作用、德性主体的确立和创造性等路向作了理论建构。现代社会需要自身的动力 ,现代动力式文明的弊病则需要批判。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强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与中共党史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也有鲜明的自身的学科特点。在这一学科建设中应该发挥其研究优势与特色,明确研究视域,不断拓展学科发展的基本支撑点。

现代中国思想前提与责任观

现代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怀着对中国负责的责任感,探索中国的变法、革命、富强之路,由此累积起现代中国思想谱系。许多思想家把拯救中国危机和开拓现代思想的责任放在"少数人"身上,他们作为责任主体既要负责地思想,也要对思想负责,既要有责任心,也要有责任能力。如果我们把现代中国思想看作是一个探索中国道路的思想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探索过程的背后有一种支撑力,即对现代中国及其思想的责任承担。正是这种责任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背景性前提之一。

翻译—阐发与严复造天演论：中国现代思想生成的一个面向

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在英文世界中也许只是一篇讲究学理的普通公众演讲稿,但严复修辞达旨,造出一部转变时代风气、产生意识形态效应的文献,即《天演论》。考察中国现代思想及现代化进程,不能不注意到从“Evolution and Ethics”到《天演论》的“翻译-阐发”现象。从“Evolution andEthics”到“天演论”,不是漏译了“伦理学”,而是改变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从而引出了一种不同于赫氏伦理学的严氏伦理学。“天演”将演化提升到了天道的地位,而演化又是在进化的意义上得到理解。然而,赫胥黎所理解的演化,除了上升进化之外,尚有退化、盛衰消息循环,以及类似于章太炎所标举的苦乐善恶俱分进化论等复杂的面向。对于这些面向,严复或者略而不译,或者改易原意,或者在案语中引斯宾塞加以反驳。严复的当务之急,乃是要缔造一种信仰,为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业提供精神动力。学问不妨矛盾复杂,但行动指南必须简单明了。演化的纯粹单义性,天道的超越神圣性,这两个因素都有力地缔造了一种天演宗。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问题导向的主要环节与意蕴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一方面,运用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坚持问题导向的主要环节,作出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回答。一是善于回答大党独有难题;二是善于回答人类共同问题;三是善于回答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四是善于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在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的实际问题基础上,阐发问题导向的认识论意蕴和方法论意蕴,更好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道理。

王夫之与中国哲学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具有总结的意义。以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形而上的问题为关注点,王夫之强调对世界的考察需要联系人自身的存在,由此扬弃对世界的思辨构造。同时,通过将有无之辨转换为隐现、幽明等论题的辨析,王夫之克服了把虚无或虚妄绝对化的趋向。以阐发儒家“诚”的概念为前提,王夫之对虚妄不实的存在规定作了否定。在伦理学上,与“无我”说相对,王夫之肯定了道德主体(“我”)的存在,并将现实的主体视为身与德的统一;“身”表征生命存在,“德”则包含综合的道德品格。与肯定自我相关,王夫之反对人的物化,并肯定了合乎普遍规范的人格境界。在肯定新民的同时,王夫之又注重如何使普遍之理与特定的行为情境结合的问题。通过辨析理欲,王夫之既确认了普遍规范的制约,也关注于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在认识论上,王夫之首先对能与所的统一作了肯定,并将形、神、物三者的交互作用视为知觉发生的现实根据。通过考察格物致知,王夫之分梳了感性与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肯定了二者的动态统一。除了以上方面,王夫之在哲学上的思考还包含丰富内容,其考察所及,既关乎事、理、势的关系和性命之辨,也涉及对传统的心、性、情等问题的理解,相关论述围绕中国哲学的论域,从更广的层面展现了对古典哲学的反思与超越。

探寻历史意义的中国进路

基督宗教的历史意识内蕴着一种基于时间与永恒保持恒久张力和间距的终末论结构,现代性意识将此结构转化为内在主义的历史过程。于是,单一线性机制的历史叙事构成西方历史理解的核心,其本质是将终末论的历史完成转换为历史过程中的终极完美,于是有了历史完成即历史终结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基于历史意义不能在历史内部得以解决的历史虚无主义病理。这种历史意识的自我转换在于将历史从开端与终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面向由连续和断裂组构的无尽、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国思想正面这一开放历史过程,并不诉诸超越的绝对普遍性,而是探寻在历史内部理解历史中意义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中国思想构建基于天经、地义、人情组构的具体的历史普遍性,以“天下归仁”转换西方的自由为本的历史进程叙事,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构建多元文明的共生秩序。同时,基于中国思想传统,可以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希腊“人学真理”和以色列“救赎真理”的“中道真理”;中道的生存真理基于仁的横向原理和中的纵向原理,构建了中国的“精神性天下”的根基。

回到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政治学史研究的概念建构

历史研究特别警惕从概念出发,用概念或理论裁剪过往事实,因此它采取叙事而非分析的写作模式。然而,在处理学科史的研究对象时,它仍然有可能落入从概念出发的窠臼。这里的概念是指后来形成的研究对象的名称或符号,历史学研究者由此研究对象名称而回溯其早期发展过程。殊不知,此符号本来就是一个概念或历史建构的产物,由此符号出发,已经无意识地陷入前面所说明的从概念出发的研究过程,使历史研究变成用概念裁剪过往事实的学术过程。因此,史学研究强调不断的“再历史化”过程。

文化主体性建设:以“我”观之

不论处境如何,始终同时保持刚健精神和忧患意识,乃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本色。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需要不断发挥本色成就大我。大我是文化共同体之“心”,它无形无象,遍在于不同的个体,将其统摄为一个有机整体。文化主体性建设,需要激发文化共同体之大我作为时间性的存在,增强以“念”留持过去、预期未来的能力。以“念”留持过去,发乎行,则是尊重、珍惜、传承与弘扬文化传统。文化主体性建设要求我们用“工作坊的方式”而非“博物馆的方式”将传统文化“据为己有”。文化主体在时—空之中生成壮大,一方面通已往将来于念之中,从而成为时间性的存在,另一方面通东西文明于念之中,从而成为世界性的存在。为中华建现代文明,为人类开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

深入研究阐释“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阐释“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可以从时代意义、思想意义、方法论意义展开。“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出的时代之问,“第二个结合”以“魂”和“根”定位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超越了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有力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就现实状况来说,“第二个结合”对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问题上存在的三种疑虑作了澄清;从历史考察来说,“第二个结合”相比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三次思想解放,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以“化学反应”的比喻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相结合”的,深刻揭示了历史根由、内在机制等内容,具有方法论意义。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重构及其现代意义

通过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进行重构,可以论证“有教无类”并不会因为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对现代多元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教无类”不是关于受教者的事实判断,而是关于施教者的价值判断,要求施教者平等对待具有不同个体背景的受教者。“有教无类”既不属于精英教育,也不能被解释为平民教育,而更接近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其目标不是站在统治者维度的“化民成俗”,而是培养“君子”。将“君子”和“君子之德”借以解释为“良好公民”和“公民道德”,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揭示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在公民道德教育层面对于现代社会可能的意义和价值。

以名表实而成知识——儒家知识论的一种合理研究进路

中西交通以来,正如中国有无哲学,中国有无知识论亦成为一大问题,其中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知识”概念。若我们暂时悬置目前流行的“反向格义”的诸做法,秉持一种“以名表实而成知识”的“正向格义”思路,或许会打开一个新的视野。在名学即中国知识论的理解架构中,对儒家之“名”三重内涵的深入考察直接关涉儒家知识论的诸多议题。首先,名分义涉及儒家知识的来源,名分作为超越的原则包含了一切儒家的真知识和真观念;其次,名分义可以构成一种名分知识,而先秦儒家对名分知识何以可能以及如何推论等问题均已有所思考和回应;最后,以名分知识为内核的道德知识与非道德知识的关系关乎儒家的现代化,而在这方面,对涉及儒家知识获取方式的名言义和名声义的审查有利于厘清其中的问题。总之,通过“名”的观念重新疏通儒家的知识论,不失为一条可行而合理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