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度学术动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创建于1951年．是中国高校历史学学科教学和研究中心之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形成从本科到博士后（包括继续教育）完整的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1981年，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两个二级学科进入第一批博士点行列．1984年和1986年，世界史学科和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先后被批准为博士点。1994年，华东师大历史学科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设立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获得历史学科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此后增设了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历史社会学、国际冷战史、海外中国学博士点。历史系目前共有9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暨硕士点以及历史学科教学论硕士点。2007年，世界史学科和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成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世界史学科还进入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行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度学术动态

2010年,华东师大历史系在全系教师的努力下,于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实现新一轮学科建设各个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9年度学术动态

2009年对于华东师大历史系来说，是收获的一年，发展的一年。在全体教职工的努力下，本系在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为迈向下一个发展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度学术动态

2008年对中国和全球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2008年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来说也是前进的一年，收获的一年。在全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历史系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术会议报导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1月30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大会共收到中外论文50篇，来自世界10多个国家的60余位专家学者会聚丽娃河畔．就当今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现状、特点和发展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度学术动态

2011年，华东师大历史系开拓进取，在科学研究、学术交流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本系的学术实力，扩大了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简介

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合称“四史”。尽管彼此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都以历史学为基础,可视为一个亲缘学科群。它们在时段上前后相续、彼此重叠、难以切割。从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看,“四史”之间各有侧重,但也存在交集,很难构筑起区隔彼此的疆界。可以说,“四史”之间的学科边界彼此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中共党史还是新中国史抑或改革开放史,都可纳入社会主义发展的宏观历史和整体脉络之中。质言之,“四史”在论域和时段上都无法明确界分,理应对它们展开整合性研究,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厘清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

首届全国历史学本科生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由华东师大历史系发起，上海市对外交流学会、我校教务处、团委、历史学系和青年史学社联合主办的“百年复兴之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首届全国历史学本科生论坛”，于2009年11月在我校召开。

历史学本科拔尖人才跨学科培养的模式建构与实践探索

从学科分合趋势、现实需求、回归中国学术传统三个层面观察,跨学科理应成为“新文科”理念的核心要素之一。斯坦福大学基于工科跨学科学习提出了知识孤岛—了解—欣赏—理解的路径。作为对该路径的改进,本文针对历史学跨学科学习提出了知识壁垒—意愿—理解—借鉴—反哺的IACUB模式。在此基础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历史学本科拔尖人才跨学科培养方面设计了跨学科讲座(“历史+”跨学科对话)—跨学科短课程(“史海新舟”跨学科讲堂、“跨学科卓越大学生夏令营”、跨学科野外实习)—跨学科课程—跨学科课程群“四步走”策略,旨在推动学生实现从“知识壁垒”到“意愿”乃至“理解”的飞跃。初步实践和反馈评价表明,该策略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研究的理论思考

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的发展应将全球化、人文与进步等因素注入唯物史观中,将精神的追求与知识的生成看作是历史学的功用,将整体系统的观点与文化史的观点作为认识论,将比较的方法作为普遍的方法。

红色文化何以在中国落地生根——瞿骏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史学社的演讲

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大历史事件合流促成了近代中国的巨变。这种巨变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日趋增长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具体从何而来,又为何会日趋增长?对此,前人已有非常多的研究和解释。但随着新资料的披露和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不少问题可以获得新的推进。

传统史学的现代转换:从历史文章论看梁启超史学与章学诚的联系

章学诚论历史文章,主张"仍纪传之体参纪事本末之法",以"陶铸群言"为核心,逐步施以"决择去取""陶熔变化",并强调"情"之参与的重要性。梁启超则推崇以事为中心的"合传"体裁,论"史才"分组织与文采两部,"组织"又分剪裁与排列两个环节,"文采"则包含对情感力的阐说,处处体现出与章氏史学的联系。可以说,梁启超对历史文章的阐说展现了传统史学在新史学语境下的转换路径,为进一步评估传统史学的当代价值、探究传统史学现代转换的方式与方法提供有益借鉴。

国家对社会的顺应和社会的国家化——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

汉唐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虽来自社会,国家往往直接间接地顺应甚至屈从社会的要求,但国家并非简单、直接地跟随社会亦步亦趋,而是以各种形式,将发端于社会领域的经济、文化现象,盛行于民间的依附关系,崛起于草野的社会势力,整合到统一的政治秩序之中。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可以"社会的国家化"概之。

形象、性格与命运:口述历史内外的张学良及其人际关系初探

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有不同的版本,其相较于档案资料的生动性而为我们勾勒出了张学良的鲜活形象。实质上这既是张的形象也是张的性格,正是这样的性格造就了这样的形象。这种性格使得张学良往往能够做出惊人之举,并由此决定了他的悲情命运。被幽禁后的张学良尽管不得自由但仍因与国民党高层的良好人际关系而保存了他生命的延续。宋氏兄妹尽管未能保证张学良恢复自由,但是他们仍对张学良处处维护,不忘旧情,雪中送炭,使张学良及其家庭度过了不少难关。孔祥熙也对张关怀有加,除常通信以慰张学良的孤寂之外,也为张家排忧解难。而作为西安事变中"受害方"的蒋介石则对张怀着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情,宽严相济,在生活上对张关照有度。在某种程度上说,张学良的交友有道,实为保命之方。

论历史叙事的“关联性”——以史学案例来复核曼德尔鲍姆的一个观点

曼德尔鲍姆在《历史知识问题:对相对主义的答复》一书中强调:陈述之间的关联性、陈述与陈述的连结组合,都依据于史事本身的“关联性”,而非其他。将此观点复核于史学实践,便可发现,史事的“关联性”对历史叙事的制约作用被曼德尔鲍姆夸大高估了。就实际情况来看,史事及其“关联性”对历史叙事至多起到一种“羁縻”的作用,使其不至于“奔轶绝尘”,而未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硬性、唯一性的制约规定。至于影响和制约着历史叙事的另一个方面——来自于史家自身,则为曼德尔鲍姆所忽视。

第三届“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历史与现实”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及周边国家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开放，研究者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不断扩大。为准确地勾勒出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档案文献解密和开放的总体状况，2014年和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先后举办了两届主题分别为“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档案收集与整理”“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新史料与新视角”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拓宽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领域研究的史料源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史海津梁:历史辞典与中国近代史学

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浪潮中,历史辞典汲取域外辞书资源而发生,顺应新史学思潮而发展,成为历史著述的新形式。时人围绕历史辞典的编纂多有创议,也作出了初步探索,有《中华历史地理大辞典》《中国历史小辞典》《历史小辞典》三部专科辞典面世。历史辞典汇集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在史学成果的再生产中订正旧学、增益新知,拓展了向社会大众传播历史常识的广度,对于形塑国人的历史知识系统和世界历史图景也有助益。

返读经典: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现实”重建(1921-1949)

1921年至1949年间中共党史的很多内容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联,近年来直接的互动与彼此的激荡亦很多①。不过,面对这段历史具体研究成果之海量与原始史料之庞杂,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利用这些成果和史料真正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推进区域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史研究

中国幅员辽阔,地缘政治条件和周边环境非常复杂。能否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到区域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在众多的周边国家当中,中国与朝鲜、韩国、日本这三个东亚邻国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但也正因如此,历史问题常常成为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焦点。

民国温州:一个区域历史的变化脉络

民国时期温州的历史变迁,是了解20世纪中国历史演化的一个特殊案例。自晚清开埠之后,温州成为上海经济文化的辐射区,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传统文化,加上澎湃而兴的新学浪潮,使温州学人成就斐然,也使中西文化兼容的风气也已开始流行,并影响全国。1912年后,由于政治变化剧烈,温州的“边缘性”使其能保持一定的政治稳定,并与统治中枢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但至1920年后,温州也成为不同势力竞争的焦点地区之一。沿海优势使温州在经济上能够得蒙其利,无论是外向型手工业制品出口、民众出国谋生还是舶来品输入都变得更为方便,也使温州更容易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文化教育层面,由于新旧交织、人才辈出,温州一度成为浙江省文化的“高地”。1937年后,温州也因其区位特点,成为东南沿海存留时间最长的通航口岸,其进出口贸易量大幅提升,机器工业生产越来越兴盛,为之后温州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民国时期,温州社会文化风气丕变,新兴社团崛起,国家与民众关系也出现较大变化。温州的地理区位、自然经济结构与民国以后全国政治局势的嬗变,建构了民国时期温州的历史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