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古典文学教育的进路与突围——专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方笑一教授

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者往往过于关注以文学审美为指向的文章,忽略了古代文学作品的实用性与功能性。对此,“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可能是解决问题的途径。高校古典文字的研究者、教育者们应尽量摒弃用现代文学尺度衡量古代文学作品的观念,引导学生通过读原典、学写旧体诗词,感悟中国古典文学本身的丰富性。此外,还需要重视古典文学教育中的学科融合,加强与历史学科的交流,同时积极拥抱新兴技术手段,让高校古典文学教育焕发新的活力。

章学诚《感遇》篇文本比较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藏庐江何氏钞本《章实斋文史通义》为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藏庐江何氏钞本《章实斋文史通义》与通行本《文史通义》存在较大的文本差异,其中尤以《感遇》篇为甚。何氏钞本《感遇》篇当是乾隆癸卯年的初稿,嘉业堂本《感遇》篇则是乾隆己酉的修改稿。《感遇》篇两种文本的差异,体现了章氏撰写过程中不断修改的历程,展现了他不同的学术倾向,实则是章学诚身世处境与学术思想变迁的体现。

宋太祖“以孙为子”考辨——兼析王继恩等“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传言

宋太祖尝将其年幼之孙(即德昭之子)迎入宫中抚育,并以孙为子,赐名德雍,与其父叔“联名”。太宗亦疑似存在同样情况。如此抚育皇室幼儿于宫中之事,其初衷似与太祖宋皇后、太宗李皇后未有子嗣相关。但此一“紊乱昭穆”之举,在宋初皇位授受之际产生微妙之影响,故太宗此后遂改德雍名为惟吉,恢复其皇侄孙身份。当太宗驾崩,王继恩等大臣谋阻止真宗继位而未成,但此后遂有其欲“谋立太祖之孙惟吉”之传言流布于世,神宗时与两宋之际分别发生的宗室异动事件,以及高宗选择太祖后裔继位,皆受此传言或显或隐之影响。

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开拓和创新——周瀚光教授访谈录

周瀚光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就锲而不舍地致力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他与袁运开合作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于2000年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被誉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见到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关于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力作".李约瑟在世的时候曾读到过那部著作的写作提纲.他在给作者的信中,盛赞该书的写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兴奋的进展之一".周先生早年钻研道家道教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中年转攻古代儒家与科技发展,在学术界较早提出肯定儒家对古代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观点,最近又推出新著《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对李约瑟否定佛教对科技促进作用的观点提出了商榷和批评.此外,他在中国数学史以及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论和中医逻辑学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管子·侈靡》篇研究——兼论《管子》的经济思想

《侈靡》是《管子》中一篇重要文章,以难懂著称。本文从《管子》全书出发,探讨《侈靡》真意,并对全篇作一综合性研究。

温庭筠诗词意境比较研究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也是词坛领域的"花间鼻祖"。在意境的运用上,他的诗与词都构筑了情景交融的纯美境界,又在传统的诗境之外开辟了新的词境。同时,他把乐府诗的风格纳入了词的意境,使诗和词分为两种文体。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之发现与研究——以上海图书馆藏叶景葵、顾廷龙往来信札为中心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发现及研究的过程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关于写本文献研究的经典案例,特别是叶景葵与顾廷龙、钱穆等学者间就此所展开的学术讨论影响广泛。现存于上海图书馆的叶景葵、顾廷龙两人往来信札,是还原《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之发现与研究的伟大历程的核心文献。此案例也有助于探讨笔迹对比与内容校勘这两个维度在稿本鉴定中的实际效用。

大夏大学1932年财政危机史实发微——以《王伯群日记》为中心

记载时间跨越三十年、有着百万字内容的稿本《王伯群日记》是近期出现的民国史研究的大宗资料,其中有王伯群作为民国政要参予国家决策的诸多珍贵记载,包括他参加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社会活动的详细情况。当然,更包含他作为大夏大学校长殚精竭虑为大夏大学谋发展的种种事实。文章梳理了稿本《王伯群日记》中有关大夏大学1932年财政危机的记载,还原了王伯群、欧元怀、何应钦等人在大夏大学内外交扰的困境下,不避险阻迍邅,同舟共济、戮力自救的历史细节,特别是在长期财政困境的逼迫之下,王伯群及大夏师生不畏艰辛,锐意进取,从而创造出民国教育史上"以极少钱收极大效果"的"大夏传奇"。

明代科举研究述评

回顾和评述了近百年来明代科举研究成果,对其存在的问题做出了思考,并尝试阐明对明代科举进行深入研究的新思路。

阮元本《十三经注疏》误刻六则——兼谈古籍校勘中参校对象的问题

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校勘精审,号称善本,是学界使用的通行本,但是其中也偶有误刻现象存在。本文就笔者所发现的六则误刻,多方参校稽考,为之辨明,并纠正北大整理标点本的误读以及校勘之缺陷,藉此以说明校勘古籍应在有所甄别的前提下广泛参校与之相关的各类书籍。

论闻一多的诗人气质对其唐诗研究的影响

在唐诗研究领域,闻一多以他敏锐的目光、丰富的想象以及异乎寻常的对美的感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拓宽了后辈学者的视野。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本人独具的诗人气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兼谈“非审美化的形式研究”

人文学术与当代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从晚清以来,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文学术又面临新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人文学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在今天有了重新总结、重新提炼的机缘,中国经验的理论提炼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从消极意义上来考虑,人文学术面临的压力空前巨大,不仅来自社会意识形态,而且来自学术体制内部。

书籍史视阈下的《琉璃厂书肆后记》研究

民国元年（1911），寓居海上的缪荃孙根据自身早年的访书见闻，继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之后，撰写了叙述同治、光绪年间北京琉璃厂书业状况的《琉璃厂书肆后记》。本文就书籍史的研究维度，贯穿以相关史实，诠解缪氏《后记》，以期揭示其社会文化史意义。

新时期以来赵抃研究评述

论述了新时期以来有关赵抃家世、生平、交游、诗文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评述了目前赵抃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从赵抃诗文集的整理、年谱的重新编纂、晚年的思想和诗学渊源等方面指出下一步深入研究赵抃的方向和意义。

宋代科举策问形态研究

宋代科举考试中的策问并非简单等同于一个或几个问题,而是拥有一定的文本形态。在问题之外,提问者还会叙述相关内容,这些内容与问题用一定的结构绾合在一起,构成整个策问的文本。宋代常科发解试策问形态的变化趋势是篇幅逐渐加大,形制由骈转散,结构程式化倾向日趋明显,作者主观立场由隐而显。省试策问的形态变化与之近似,但南宋时期篇幅明显增长,甚至接近千字。殿试策问以皇帝口吻写成,程式化程度更高,主体部分通常由五项内容构成,形式上骈散结合,提问的视角和措辞都比较宏观,更好地体现了策问的征询性功能。

唐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有趣问题——浅议贾岛的“由贬而仕”

贾岛是一位创作风格独特的诗人。他一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最终却因为受到某种惩罚而获得了官职。而文献资料却对此问题一无涉及,这不能不说是唐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文章在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及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论证,认为这一奇特现象的产生与唐人为何看重进士科以及贾岛个人的性格两方面有着重要关系。

马德新《朝觐途记》研究

《朝觐途记》是我国清代著名回族学者马德新于公元1841年至1849年前往阿拉伯朝觐、游学的沿途日记和见闻录,是马德新亲历阿拉伯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交通状况、民俗风情后,留下的一份珍贵记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朝觐途记》的版本源流、文献学意义。

《诗经》研究史鸟瞰

本文认为二千多年来《诗经》研究中有两条分列的线索——经学和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平面上它们有时水乳交融，有时泾渭分明，在整个历史的纵轴上，它们又有时携手并肩，有时分道扬镳。纵横交错的进展，画出了《诗经》研究史的鸟瞰图。文章认为，《诗经》研究的萌芽期是先秦；《诗经》经学的形成与极盛期是两汉，《诗经》研究的统一期是唐代；《诗经》研究的变革期是宋代，《诗经》研究的衰落期是元、明二代，至清代出现了振兴鼎盛期。

苏轼判杭词研究

东坡词作开创之功,世所公认,其影响后世之深远,亦为可叹。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创作了其词作生涯中的早期作品。学界对这类判杭词的研究,多不为重视。本文试从苏轼判杭词创作概貌、原因、意义等方面予以分析。揭示此类判杭词具有应歌体的浅近体式以及蕴涵的一些笔意深折的政治情怀,为后来苏轼革新词风提高词品、指出向上一路,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