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适用中的双重标准问题研究

双重标准和例外论是国际法中的重要议题。尽管国际法的普遍适用得到广泛认同,但某些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将自己的标准和意志强加于他国,对自身和盟友采取宽松的政策,而对其他国家则采取严格的标准。这种做法破坏了国际法的公平性和一致性,对国际法治产生负面影响。国际法中的双重标准与选择性适用问题涉及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偏见、政治动机和地缘政治考虑等多个因素。关于双重标准的讨论往往涉及对虚伪以及国际法秩序的公平性的争论。本文旨在对国际法中的双重标准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并揭示其背后的潜在问题。历史上,国际法在很多时候是为西方国家利益服务的。当前,西方国家在国际法中频繁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不仅损害国际法治,也扰乱国际秩序。这表明正确认识与及时解决国际法中双重标准问题的重要性。

国际航权自由化的困境及其纾解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试点开放第七航权,但如何实施开放第七航权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航空自由的变迁规律决定了国际航权开放具有自由化特质、主要以航空运输双边协定的模式展开以及若干航空运输大国主导的特点。国际航权开放主要包括美国的积极推动和主导、欧盟的谨慎融入以及亚太区域的积极跟进。然而,国际航权自由化面临着国际航权开放融入多边体制步履维艰和全面惠及各国的国际航权自由化的多边体制尚未形成的困境。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背景下,中国应该通过凝练成熟的谈判范本以确立中国主导国际航权开放双边体制的主导地位,以试点开放第七航权为基础和原点推动国际航权开放的区域性多边体制,以及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法律基础细化国际航权开放的制度设计和实施。

国际法视角下美国涉台法案实质与反制机制探析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重大核心利益,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也是中美博弈的焦点。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涉台法案的形式为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不断试图拓展中国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为反制美国这一行径,需以国际法为视角和切入点,对美国涉台法案的历史渊源、立法概况、法案实质及其背后所体现出的美国霸权主义干涉策略展开梳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手段,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和以《联合国宪章》与联大2758号决议为代表的国际法秩序。

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的体系化防范

中资科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日益遭遇严峻挑战,相关挑战主要表现在国际秩序重塑与国内发展转型交织下的法律规范钳制、政府规制束缚和媒体舆论博弈等合规风险谱系。鉴于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域,体系化防范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涉及认知、话语、规范和实践等关键环节,牵涉面广、要素众多,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而需渐进式系统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既是商业合规的核心要素,又与认知、话语、规范和实践等关键环节紧密相联,可为推进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防范提供坚实支点。宜系统集成多梯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区域制度安排对话功能,类型化归纳不同群体核心诉求,全生命周期追踪东道国规范政策演进,重视多媒体舆情归集和分析等,从而倾斜性纾解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各种挑战。

论国际条约在我国行政处罚中的适用——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77号的思考

国际条约在我国行政处罚领域中的适用问题鲜少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177号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在我国,直接适用条约模式较为普遍地得到采纳,但亦有少量规范采纳了间接适用或混合适用模式。在行政处罚领域,由于规范的缺失,国际条约能否得到适用以及如何适用均没有定论。国际条约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有法理、规范、价值三方面的支撑,对其适用具有增加法律依据、拓宽执法视野、积累实践经验三方面的功能。具体到适用路径的选择问题上,结合我国目前的法治情况,国际条约可作为执法依据、解释基准、裁量因素三重角色在行政处罚中得以适用,籍此促进国际条约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与弥合。

国际商事仲裁中CISG适用之进路探析

CISG在兼具司法性与契约性特征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存在多元化的适用路径。在当事人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情形下,当事人能在相关规则允许选择非国家法时直接约定适用CISG,且此种选择的性质是作为实体问题的准据法还是作为当事人约定并入合同将对CISG的适用效力产生影响。在当事人未合意选择准据法的情形下,仲裁庭是否有义务适用CISG取决于对仲裁性质的认识,在主流的混合理论下,仲裁庭可能存在适用CISG的义务,但义务来源于对当事人合意的服从而非CISG缔约国之义务。此外,在主流的混合理论下,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时,仲裁庭宜通过间接适用路径援引CISG,同时应尊重实体争议准据法所属国对CISG第1(1)(b)条的保留。

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的认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效控制条款解释及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条款中“有效控制”的规定语意模糊,国际海底管理局秉持监管控制解释思路,致开发资格标准过于宽松,纵容了“借壳开发”行为。单一监管控制标准混淆国籍与有效控制概念,强化发达国家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支配地位,严重违背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有效控制条款解释与适用,应借鉴国际法中对资源的实际管控能力与国内法中对经营管理施加影响的经验,引入经济控制要素,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综合运用条约解释方法。构成要件可参考领土主权中的有效控制,分为排他行使控制权意愿的主观要件与存在监管控制和经济控制的实际联系的客观要件。后者判定应采取实质性审查立场,以监管控制为原则,经济控制为例外。其中,经济控制以实际控制人、利润分配流向及申请主体中主要经营管理机构及人事控制机构成员所在国逐步判断。中国正处于深海立法的探索阶段,应充分利用法律解释工具,为深海治理议题贡献中国智慧。

国际投资协定中安全例外条款的“自裁决性”问题研究

随着地缘经贸斗争日益尖锐,越来越多国家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设置具有“自裁决性”的安全例外条款,以维护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及东道国规制权。“自裁决性”的安全例外条款经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而获得广泛认同,但目前国际投资协定中尚未形成统一规定。由于国家安全概念的开放性,导致实践中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诉性、“自裁决性”以及审查标准存在解释及适用分歧,从而加剧了投资仲裁的正当性危机。通过厘清投资仲裁庭在安全例外条款的审查标准以及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现状,为我国完善投资协定中安全例外条款的规定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相应建议。

国际人权条约在各国法院的可适用性问题研究

当前,一些国家在实践中面临公民个体以国际人权条约作为准据法在国内法院主张权利救济之情形,这也引发了各国对国际人权条约在本国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争议。对于该问题,各国法院往往从条约解释的角度切入,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和分析路径,出现了肯定性和否定性两极立场分化。回溯可适用性的法律原理,可以发现各国对国际人权条约在本国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判断实际呈现出一种共性的逻辑:一方面对特定人权条约的可裁判性进行显性评价,另一方面则对该条约在客观上是否适合由法院适用做出隐性考量。各国当前的立场分歧主要源于对“条约是否为私人主体创设了诉权”和“条约是否对缔约国施加了具体义务”两个问题的不同结论。基于此,结合相关人权条约的约文及缔约背景,可以从私人诉权、缔约国义务以及具体国情三个角度进一步归纳特定人权条约在国内法院可适用性问题的具体标准。

探究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条约选购问题及防范

条约选购无论是从投资者的实践,还是从国际仲裁案件的数量来看,都已成为现代投资领域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文章第一部分对于条约选购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总结了条约选购问题形成原因和不利影响,这是探究条约选购问题的前提。第二部分通过梳理国际仲裁中的各类案例,整理了影响国际仲裁庭识别条约选购问题的三个标准,根据这三个标准分析了仲裁庭对于条约选购的态度,总结得到条约选购问题并不是非法行为,国际仲裁庭甚至天然地会倾向于保护投资者,更多地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由此引出第三部分,即国家能够减少因条约选购问题带来的损失的三种主要的限制方法,并对三种方法进行利弊分析,以期给未来国家的条约缔结实践提供一定的建议。

国际投资协定的规则困境与转向——涉气候ISDS视角

为解决涉气候投资争端的裁决困境,应在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中,引入气候领域的“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作为理论基础,纳入气候序言和气候例外条款,并具体化投资协定中待遇和征收条款的认定标准,以促进国际投资领域中投资者利益与气候保护的平衡。

国际投资仲裁中紧急仲裁制度适用:实证检视与完善路径

近年来,随着国际投资活动的兴起,投资仲裁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紧急仲裁规则旨在弥合争端发生和提交法庭之间的时间差,确保临时措施得以执行,同时保障紧急仲裁员的独立地位,尽量减少司法机构的干预。然而,紧急仲裁作为一种比较新的机制,在起步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投资条约纠纷中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寻求紧急救济措施,因此紧急仲裁是否适用于投资条约纠纷值得重视。本文对紧急仲裁程序规则进行比较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仲裁案例,为投资条约争端中的紧急仲裁提出完善路径。

国际软法作用和局限之反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治理在缺乏“世界政府”的前提下成为有效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机制。而全球治理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规则之治”。其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法规则外,还产生了一类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却可以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规范,这种规范被麦奈尔勋爵最早使用“软法”这一概念来概括。作为一种国际规则,国际软法自身“瑕瑜共存”,既有示范、解释、中转、补充和重构的积极作用,也存在权威性不足、结果不确定、加剧国际立法碎片化的局限性。对此,我国要充分利用软法,增强我国在国际法治构建中的话语权,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治中的地位;同时,也要通过国际软法来指导国内立法,促进国内善治,顺利实现法治建设的目标。

国际航空货运代理人责任制度研究

近年来,航空货运代理的职能随着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发生了很大转变,货运代理人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定义,开始以多种身份参与航空运输活动。有时是当事人代理人,有时是运输合同当事人,在业务顺利开展的情况下其法律地位并不存在争议,而一旦出现不确定因素或突发情况,则会大幅增加相关交易主体的经营风险,实践中已经发生多起货运代理的纠纷。因此本文针对航空货运代理企业的法律的制度不完善导致货运代理企业法律地位模糊,责任承担界限不明的问题,运用实证研究分析的研究方法,剖析航空货运代理企业的法律地位、适用规则,并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论国际商事仲裁虚拟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冲击

后疫情时代,以虚拟听证为代表的虚拟现实技术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广泛引用,对原本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义为核心的国际商事仲裁传统制度造成了冲击,形成了仲裁机构权力相对扩大的现象。一方面,其体现为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仲裁庭权力发生分歧,并诉诸法院解决纠纷之时,法院在事实上驳回了当事人的诉请、支持了仲裁庭的诉求;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虚拟听证作为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提高仲裁效率的关键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和当事人追求的公平之间出现碰撞。因此,为了缓解仲裁当事人和仲裁机构的矛盾、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冲突,应当从实质上规范仲裁机构的行为、从形式上增加仲裁机构的公信力,在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对仲裁庭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多边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适用的完善路径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是我国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对外联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特色多边合作机制。该多边合作机制将诸多国家联系起来,牵涉多方利益,相较于硬法,国际软法是目前维系其秩序的妥善规则。但由于国际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天然特性,“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中国际软法效力和实施问题受人关注。关于效力问题,本文认为制定“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软法规则应注重各方利益的平衡以及注重规则的专业科学性,减少软法特点带来的效力局限性。关于实施问题,本文认为构建与软法规则配套的基础制定、机构、组织才能更好的发挥软法的作用。

国际环境领域的软法治理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环境领域的治理离不开国际合作,在法律领域如何加强国际环境治理是人类面临的必修课题。在国际环境领域中,软法是一种重要的造法机制,软法治理已经在国际环境领域得以实施。从环境领域开始进行国际合作时,国际环境软法就以国际组织决议、宣言、行动计划等形式存在。在国际环境条约、协定等硬法中,也存在软法性因素。国际社会的治理环境和硬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使得软法治理适应治理现状,软法的示范作用和补充作用也体现此种治理方式的优越性。在当前国际环境领域出现诸多软法治理现象的情况下,我国也应当积极应对,以在国际合作中促进环境保护,谋求人类共同生存。我国首先应当明确国际环境软法的实施方式,其次也要协调国际环境软法和硬法的关系,发挥硬法和软法的作用。

论国际税收秩序演进中的法制输出

法制输出是发达国家建立和维系传统国际秩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以国际税收信息交换制度、税收争议解决机制和全球最低税制度的发展为代表的国际税收秩序演进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由发达国家以经合组织为平台,通过法制输出推动其国内立法国际化,建立符合其利益的国际标准这一传统路径。与“长臂管辖”或“国内法域外适用”相比,法制输出不仅有利于形成输出方旨在实现的国际标准,而且可以避免与他国法律效力之间的冲突。法制输出背离了国际法的生成逻辑。在当下国际税收秩序变革的关键时期,我国应充分认识法制输出对国际税收秩序走向的影响,增强我国在国际税收秩序变革进程中的主体意识;提升涉外法制建设的广度和深度,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构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税收治理新平台。

论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由于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商业主体开始重新评估彼此之间的业务关系,甚至不得不采取措施终止合同,从而产生大量急需通过仲裁解决的商业纠纷。而单边经济制裁对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准据法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会带来法律风险,其中,资产冻结制裁限制可能会阻碍仲裁机构收取费用,且在仲裁过程中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进行。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缺乏豁免机制,也容易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员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仲裁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应像法院一样将经济制裁纳入准据法范围。我国法院应坚持支持仲裁原则,审慎采用公共政策保留,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及经济制裁的外国裁决。

论国际法语境下软法的理论边界与发展路径——以国内法与国际法比较为视角

在全球治理中,软法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比较国内法与国际法,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软法的理论边界和发展路径。软法之所以“软”,是因为没有法定责任及制裁;之所以可以被称为“法”,是因为它能够产生调整实效。在国际法语境下,软法分为一般意义上的软法和特殊意义上的软法。前者可以独立发展,后者负有“由软变硬”的使命。在接受软法兴起的同时,应当警惕软法泛化现象——一方面,不能把没有法定责任及制裁的国际文件一概界定为软法,因为这会损害软法的权威;另一方面,既不能放弃特殊意义上的软法,也不能忽视一般意义上的软法,因为这会加剧国际法效力危机或者阻碍国际社会的法治化。中国应当通过发展和繁荣软法,促进人类法治理念的革新,具体路径可以是有的放矢地参与或建设国际组织,也可以是通过强调技术中性和经济规律,提高软法规范的理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