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平台建设与本科生研究性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索与实践——以南京大学经济学为例

为了切实推进本科生研究性教学,本文以南京大学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为例,探索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智库平台建设和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深度融合的思路和举措。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对本科教学平台、系列国家高端智库、国家级研究基地、省级实践示范基地等资源进行综合集成,通过优化顶层设计,构建了教学科研实践三元融合的支撑体系;建设实践平台,打造教学科研实践三元融合的现实载体;改进评估体系,重塑教学科研实践三元融合的反馈闭环;创新教学模式,探索教学科研实践三元融合的崭新体验,实现了智库平台建设与本科生经济学教学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南京大学经济系在南通城乡进行社会经济调研综合报告

一最近,南京大学经济系受省社会科学院、省社联的委托,並签订了议订书,根据省委宣传部、农工部、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提出的要求,为省委提出的“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方针的实施和具体化,提供某些基础资料和一定的科学论证,在系主任葛林副教授和马淑鸾付教授的带领下,组织六十余名师生,对南通市城区及其管辖的六个县,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调查从三月十一日至四月五日。

加快创新中心城市的一流大学支持能力建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从发达国家发展历史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国家科技创新竞争的决定力量。相比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我国创新中心城市数量明显低于对应经济规模应有的水平,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一流大学对创新中心城市建设的支撑能力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世界一流大学数量偏少、大学布局与创新中心城市空间偏离、大学对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不足以及人才培养重心过低等问题,从而阻碍了我国创新高地的建设。因此,必须加快建设以世界一流大学群体为支撑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尽快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赢得中美战略竞争的主动权。

耐心资本、数字经济与创新效率——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创新活动与融资活动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资本的特征与属性成为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重要因素。理论层面,将具有长期导向和治理作用的股权与债权置于“耐心资本”框架下,分析其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提出“耐心”是长期的合作关系与监督治理作用,而“效率”是对创新资源的有效利用,两者能够兼容,即长期导向能够促进效率提升。实证层面,基于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耐心资本有效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关系型债权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并且相较于建构创新,耐心资本更能促进高价值、高风险的模块创新。其次,耐心资本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缓解委托代理冲突,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再次,数字经济在耐心资本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过程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其中城市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强了关系型债权的促进作用,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更能增强战略型股权的促进作用。最后,耐心资本更能促进市场势力较弱、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如下:积极培育耐心资本,充分发挥耐心资本在降低信息摩擦、优化公司治理方面的优势;全面发展数字经济,为耐心资本参与制造业企业创新治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有效的工具;引导不同类型的耐心资本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市场结构的制造业企业有效匹配。

数字经济发展与“双链”融合驱动模式转换

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施路径,现阶段我国亟须从产业链“拉动”创新链转变为创新链“推动”产业链的融合模式,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选取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和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建立相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是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有效手段,并且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增强创新链“推力”,从而推动我国“双链”融合模式转变;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增强东部地区创新链“推力”和中部地区产业链“拉力”,展现出良好的促进“双链”融合作用,但是在西部地区由于资源挤占问题会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有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厘清产业演进发展规律,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

数字经济背景下工业绿色转型的协同驱动效应--基于系统动态行为视角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实现工业绿色转型的多驱动要素联动调控,厘清各系统要素的因果反馈回路,文章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不同情景下工业绿色转型驱动要素的动态效应和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物质资本与技术资本对工业绿色转型存在最佳协同驱动效应,且具有内在耦合关系;数字经济、能源结构、环境政策、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等要素均能显著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但人口要素的缓慢增长对工业绿色转型具有抑制效应;与单要素驱动相比,多要素协同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拉升作用最为明显,多要素协同的累积效应能够促使各独立要素形成耦合共同体,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企业家精神与南北经济分化

伴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呈收敛之势,以“南快北慢”为主要特征的南北经济分化现象日益凸显。基于2012-2021年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将南北城市企业家精神与相关经济指标进行两两配对分析,以直观反映企业家精神水平差异对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南北城市企业家精神水平不同是导致南北城市经济分化的重要因素;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是企业家精神影响南北经济分化的重要渠道;相较于非中心城市,中心城市所享受的企业家精神发展红利更加明显。基于此,解决南北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力弘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实现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平衡发展。

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研究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通过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研究认为,虽然我国已经取得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胜利,但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可以通过变革农村产业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等方式,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同时强调了政府在推动农村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活跃度与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5个城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城市中,数字经济的正面作用更为突出。同时,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和科教资源状况对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具有差异性影响,市场化和科教资源水平较低的城市受益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提高创新活力,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结论深化了对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解,对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驱动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产业升级和进口贸易是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传导路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差距、教育水平、政策支持、通货膨胀是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随产业升级呈“边际效应递增”,随进口贸易额的增加呈“边际效应递减”,且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是数字经济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的长效作用机制。据此提出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中国民营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拥有极为特殊的历史使命。民营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激发创新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民营经济的发展仍面临市场准入限制、融资难和政策环境不稳定等挑战。为了促进民营经济更好地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政府通过多层级政策措施,优化市场竞争环境,鼓励企业创新,并保障其合法权益。未来,民营经济在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技术创新中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中的同群效应及其经济影响

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同群行为对居民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并讨论具体的作用机制和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同群行为对居民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证明在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中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特别是对于男性居民和城镇居民而言,风险金融市场中的同群效应表现更加突出。作用机制在于:同群行为能够缓解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中的信息不对称,为居民提供非正规信贷支持,扭转居民的风险态度从而促进居民的风险金融市场参与。进一步研究发现,同群行为不仅提高了居民高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重,同时有助于提升风险金融市场的收益率。此外,数字平台能够放大居民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中的同群效应。最后,同群行为提高居民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资金来源既有自身的预防性储蓄也有外部借贷资金。研究结论为破解中国居民的“有限参与之谜”提供了新视角。

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体系的二重性影响——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依托数字平台而展开的数字经济模式,打破了地理限制和信息隔阂,提高了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效率,重塑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体系产生了二重性影响:一方面,数字经济的低边际成本、高渗透性及高融合性等特点给收入分配带来了普惠性影响;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拉大了不同地区、行业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共同富裕视角来看,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规制和引导。

世界一流大学经济学人才培养

本文对世界一流大学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举措等进行了介绍,对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构建与时俱进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议。

大学研发、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将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和罗默的知识积累模型相结合的建模方法,用于测度大学研发及其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其显著的优势.基于2000～2008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大学研发及其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大学研发支出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其每增加1％将会推动经济增长0.069个百分点;其中,大学研发的直接投资产出弹性为0.058,而溢出效应的产出弹性为0.011.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产学研耦合力度,加大对大学研发的投入,为研究型大学培养专门人才.

从发展消费经济入手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最为可靠的内生动力就是扩大最终消费。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突出表现在: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超过其他需求;引领消费升级的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扩大;现代化进程中边际消费倾向具有递增的趋势。拉动消费需求并不仅仅涉及消费这一个环节,需要发展消费经济。消费经济是与消费相关的消费方式及与分配和流通相互联系的经济。发展消费经济主要涉及消费与流通(市场)协同,消费与分配协同,个人消费与公共消费协同。发展消费经济需要关注中上等收入阶段和数字经济阶段的消费业态创新。

南京市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研究

一、南京市经济结构现状和基本特征及其评价１．产业结构正朝着合理协调的方向发展，但调整缓慢。从总体上评价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通常是看它的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处于何种水平，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Ｓ·库兹涅茨在其名著《现代经...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更加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探索、走向更加完善的过程。基本经济制度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是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必然选择,也是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有助于消除制约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和制度障碍,而且有助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和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竞争,为各种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其贡献及参与分配创造条件,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完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以改革开放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潜力与动力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其中既有周期性、阶段性因素,也有结构性、体制性因素,需要通过激发经济发展潜力与动力加以应对。从供给视角看,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从需求视角看,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因素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成为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新因素。中国经济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经济增长潜力主要来自新型城镇化、逐步形成的人才红利、大国经济优势以及数字经济四个方面。同时,人口老龄化、能源资源约束、消费需求不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构成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释放的主要瓶颈。面对当前经济运行存在的困难和挑战,需要推动短期政策应对与中长期经济治理有机结合,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经济发展潜力,以高水平开放提高经济发展活力,以高质量创新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在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伯南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及其启示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伯南克凭借着对大萧条的全面深入研究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理论体系,领导美联储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复苏经济。本文从伯南克有关大萧条的研究成果入手,系统梳理他的经济理论、政策主张、监管理念,并吸收其科学成分应用到解释中国经济问题层面上来,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和调控体系,尤其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升监管效力和效率,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安全底线,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