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戏剧与当代高校戏剧教育发展——兼谈厦门大学“中文有戏”演出季

大学具有戏剧艺术发展得天独厚的文化生态,追溯我国校园戏剧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它不仅推动了作为舶来品的话剧艺术的本土化、现代化,还往往为批判反思现实、彰显时代精神发出文艺先声.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中,校园戏剧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点,具有了不同的社会意义.

林语堂与厦门大学

众所周知，林语堂是著名的作家、译作家和语言学家，但他在教育园地上孜孜砣石乞的创业精神却鲜为人提及。 林语堂早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任教。1926年5月，林语堂携眷南下。应聘厦大人文科主任。他的夫人廖翠风的娘家就在鼓浪屿，他的二哥林玉霖在厦大哲学系任副教授，其弟林幽任外语系讲师。

鲁迅“厌弃”厦门大学吗?

多年来,学界流传厦大苛待鲁迅,故而鲁迅厌弃厦大而去之说;但鲁迅1929年在北平的演讲词,却说在厦大是“极爽快的”,二者之间的是非正误,应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考证后方可做出判断。诸如林语堂说逼鲁迅搬到“理学院大厦的地窖”,与史实存在出入;陈敦仁描述鲁迅掏出铜板拍在案上怒斥校长,和顾颉刚的版本有别等当深入辨析,在文中一一展开。鲁迅离开厦大原因,略有八点:鲁迅自述的与现代评论派的冲突;厦大校方薄待鲁迅;林语堂的国学院削减经费说;急于和许广平相聚;向往南方的革命;气候环境不适应;教授的自由流动性;专事教书或创作之纠结。此八点不存在何为“主导”,聚为合力,随生活之流运行。鲁迅说他和厦大是一种“‘缘份’,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论也”,此语可为总结。

中国恩德文化的范畴体系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就是以施恩-报恩法则规定人际关系,其中社会的管理者是施恩者,被管理者是受恩者、报恩者。恩德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建立了不同的伦理范畴。在家庭领域形成了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妻贤的伦理规范。在社会领域形成了以友敬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尊上恤下、敬老爱幼、朋友互信的伦理规范。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以忠顺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君明臣忠、官良民顺的伦理规范。这些范畴都体现了恩德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体系。

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对三本教会厦门话语料的考察

比较19世纪传教士编写的厦门方言语料和现代厦门方言可以看出,一百多年来,厦门方言常用基本词变化不大;一般词汇则约有半数发生了变化:或成为历史词汇,或精简合并,或义项改变。厦门方言词汇的各种变化,体现了词汇系统的内部竞争及其规律,也是厦门的社会生活各方面演变的结果。

“十七年”文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十七年"主流文学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并非单纯的生态伦理所能有效阐释的,而须对其如何获得表述及表述背后复杂的知识背景加以探究。一方面,人视自然为他者,将二元对立的战争文化心理引渡至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在精神与技术两个层面上对抗和征服自然;另一方面,自然参与对"祖国"与"人民"两个现代集体主体的构建,自然风景隐喻民族国家的整体形象,并具有建立民族国家普遍认同的功能。总体而言,"十七年"文学缺乏对现代性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并未给自然独立价值留有的足够空间,也少有自在、非功利的自然形象。

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构建——日本《现代中国语学》(1908)的意义

后藤朝太郎《现代中国语学》(1908),是日本乃至于世界范围内最早系统建构现代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著作。它从对重实用、轻理论倾向不满开始,认为只有系统建构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才能使汉语研究真正进入到一个科学的境地。"序论"对汉语特质、汉文字和汉语的关系,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汉语现状加以讨论。"本论"是核心部分,对汉语标准语、北京官话音韵、北京官话文法、口语和文体语比较、汉语方言分布及特点等进行论述。"结论"论述了现代中国语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汉语进行历史观察的必要性等问题。重新认识《现代中国语学》在汉语语言学史上的学术价值,评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汉语语言学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对今天建立科学的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

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北美印第安神话中,自然界的万物都蕴含着神灵,都有非凡的神力,人与自然万物共存共生,相通相融。在万物共存的平衡系统中,人是有决定力量的主角,但人却始终不敢恣意妄为,因为人对自然有感恩之情、尊敬之意和畏惧之心。在这三者的基础上,人与自然万物最终相互理解,相亲相爱,真正融为一体,人与自然也真正达到了和谐。

从客体性到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西方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

西方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以相应哲学范式的历史演变为基础。古代西方哲学关注实体本体论,具有客体性特征,古代西方美学因而表现为客体性;近代西方哲学关注认识论,近代西方美学表现为主体性;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生存论,现代西方美学表现为主体间性。从客体性到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变,勾勒出西方美学体系的发展脉络,是今天建设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自成体系。第一,哲学上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对立引发了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并峙,以《诗学》为代表的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美学是正统的理论;第二,文学的定义是“生活的批评”,其内质是对人生、历史的透视,具有伦理价值的严肃性;第三,文学的人性首先针对的是由历史现代性激发的“物性”所造成的人文精神沦落,其次才是阶级性问题;第四,文学的创作是心灵的合规则的秩序与活动,它遵从的是文学的纪律;文学批评应注重文学活动的审美自律,而不能过于关注“他律”。这一古典主义理论的源点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关于大学教材的学术性和学术创新——《美学》写作经验谈

由我撰写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美学>已经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这部教材的写作过程中,我最深切的体会是,学术性和学术创新是大学教材生命力之所在,必须重视大学教材的学术性和学术创新问题.

试论《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音系的性质

本文通过对《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音系的考查描写和比较分析，说明《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音系既非南音亦非北音，它代表的当是明代中后期的官话音。

《五音通韵》的音系拟订问题

《五音通韵》是清代前期一部配有较完善韵图的等韵著作。它改良了反切,注重反映时音,计有19母12"摄",重视韵书与韵图的配合,是清代等韵著作中非常典型的一部,具有较高的语音史、音韵学史、韵书史以及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前人对它音系的构拟基本反映了明末清初北京语音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音位化构拟,这有益于对它与当时语音关系的判定。

新媒体艺术传播与言意关系再审视

自古而来，人们对言意关系的探讨始终不绝于耳，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观点：一曰“言不尽意”，可追溯到《周易》；一曰言以“足志”，发端于孔子。在古代媒介贫乏、技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言不尽意”之说似乎更占上风。而当历史发展到互联网络的今天，各种新的媒体频繁出现，这一观点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论程度副词{太}出现的时代及其与“太”、“大”、“泰”的关系

从传世典籍来看,战国时期始有程度副词{太},同时"太"字已用来记录程度副词{太}。然而,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出土简帛资料表明:在字与词的关系上,程度副词{太}和记录它的"太"字出现的时代并不一致。西周时期已有程度副词{太},表示程度过甚。这种用法是从程度副词{大}表程度深引申而来的。不过在东汉中期以前,程度副词{太}在出土文献资料中多作"大",或假借"泰"为之。程度副词{太}写作"太"是在"大"、"太"二字分化之后,时间不会早于魏晋。典籍中"泰"作程度副词属假借现象,即"大"、"太"假借"泰"为之。这种现象集中在两汉时期,魏晋以后逐渐消失。

人称代词“予”的出现时代及与“余”、“舍”的关系

从出土文献来看,第一人称代词"予"在汉代才出现。在此之前,"予"的前身是"舍"。西周早期"舍"就从"余"中分化出来,承担"余"的本义"赐予、给予"。大约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舍"还成为与"余"有别的另一个人称代词,这个人称代词到了汉代写作"予"。"予"的字形有两种来源,其中一种来源就是在"舍"下加"■"变成"舒",再由"舒"字分化出"予",即。■"予"与"余"非同词异写的关系,二者在出现的时代和来源上都是不同的。今本《尚书》中有第一人称代词"予"不能证明周代就有第一人称"予"。在出土文献空前丰富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出土文献将汉语史的一些问题真正置于历史的时空当中,还其本来面目。

北京话入派三声的规律与北方官话间的关系

北方方言的入声一般都有规律地归到其他的舒声调,但北京话是个例外。在北京话中,清声母入声字好象毫无规律地派到四个舒声,无法跟其它方言对应,而造成尤其是南方方言使用者学习上莫大的困难。本文以历史音变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说明北京话的清入字在一定程度上,归并的其它声调是有规律的,但是也受到邻近方言的影响。同时也指出,北京话入声字的演变跟其它北方方言有根本上的差别,《中原音韵》不是北京话的祖语。

论厦门时期鲁迅哲学思想的转换

鲁迅思想是一个复杂、多向度的整体,它包括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因此从政治斗争或"概念泛化"等单一视角的切入,都无法达到对其完整的把握。1927年1月,在厦门大学生活了四个多月的鲁迅前往广州,如他自己所说的"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细加探析,即是从原本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视"众数"为"庸众"的尼采超人哲学,逐步转换到劳动工农是"世界的创造者"的新的哲学基点上来。

论汉语词汇的多元系统

汉语词汇是一个多元系统,包括词汇的构成系统、词汇的生成系统、词音的组合系统、词义的延展系统、词语的层级系统、言文分歧的交叉系统、词汇的空间分布系统和词汇的历时演变系统。汉语词汇的多元系统由语言内部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而形成,体现了语言的共性和汉语的特性,研究这一多元系统在理论和应用上都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