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城厢古城保护利用的再思考——以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为例

城厢古城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个地方城市特色与价值内涵的体现。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是四川省保存较为完整的县级古城,极具活态传承的样本价值。在系统梳理城厢镇历史文化资源、脉络基础上,针对当前古城保护利用中存在的发展定位不精准、格局不完善、文化体系不健全、文商融合不显著、宣传特色不鲜明的问题,提出城厢古城在保护利用中应明确古城发展定位、完善古城空间格局、构建古城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推进铁路港古县治完美融合、打造天府古城宣传特色标识的发展思路,为城厢古城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

本世纪30-40年代．四川宗教界、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了解西藏、研究藏文化的热潮。因其“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增加汉藏团结、不为外人所用”的鲜明目标．紧扣时代主题．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传统的藏学研究拓展了思路．推动了我国藏学研究这个古老学科和现代人文科学的接轨．意义深远。

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及其创新意义

跨学科研究包括学科方法、学科间方法和跨学科方法三个层面。历史学的跨学科方法属于学科方法范围,是现代历史学的重要方法,也是历史学自身历史结构的必然。在过去100多年中,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发展,跨学科方法本身则有待总结。

丁宝桢与四川机器局及其历史价值

丁宝桢创办四川机器局坚持不用外国人,依靠本国的技术力量,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成绩卓著,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四川机器局是富有近代文明气派的新事物,它的建立在四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别于自然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标志着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四川机器局以其自身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有力地推动了四川近代工业的发展。四川机器局陆续将生产的大量军用物资用于国防建设,在加强我国西南边疆国防建设和抵御外辱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丁宝桢以执著追求中国近代化的爱国精神投身于办近代工业企业,他为促进四川近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开创四川近代工业的有功之臣,一位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

辛亥革命与成都旗人社会生活变迁研究

旗人作为清代特有的社会群体,必然是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所受冲击最大的社会群体之一。随着各种特权的丧失和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民国时期的旗人群体日益边缘化,成为了城市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成都旗人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们的历史命运既有体现其群体共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紧密的与其所在城市、区域的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相连,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传统酿酒业对抗战社会经济的贡献——以四川酿酒业为中心的分析

1937年四川酒税约占全国酒税收入的1/4,从此奠定了四川酒业大省的地位。40年代,四川酒税一度占了全国酒税的2/3,是除关税、盐税、统税之外的第四大税源,是货物税中的最大税源。主产区的酒税往往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50%以上,非主产区的酒税也占到当地税收的前3名。同时,酿酒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产品的转化、农民的就业、新兴城镇的建设,并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建设及抗战需要。酿酒业因此成为了抗战时期发展迅速、表现突出的行业,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传统酿酒业对抗战社会经济的贡献——以四川酿酒业为中心的分析

抗战中,1937年四川酒税约占全国酒税收入的1/4,酒业大省的地位从此奠定.40年代,四川酒税一度占了全国酒税的2/3,是除关税、盐税、统税之外的第四大税源,是货物税中的最大税源.主产区的酒税往往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50%以上,非主产区的酒税也占到当地税收的前3名.同时,酿酒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产品的转化、农民的就业、新兴城镇的建设,并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建设及抗战需要.酿酒业因此成为了抗战时期发展迅速、表现突出的行业,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百年古蜀历史传说研究述评

自20世纪疑古运动兴起以来,围绕古蜀历史的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古史辨派带来的挑战进行了回应,其中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尽合理之处。本文就学者对“古史辨”的回应进行了梳理,取其有代表性的论述,从方法上加以探讨。最终,经由对学术史的回顾,提出古蜀历史的重建,离不开对材料的主观诠释;学者应继承“古史辨”的成果,充分利用新材料,从而继续推进古蜀历史的研究。

“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演进和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伊始,就开启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建国后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理解,并有意识地运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提供了历史镜鉴,储备了思想资源。十八大以来的文化实践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最终实现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升华。“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智慧。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精神及历史上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纳,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适宜的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之间的高度契合,则是“第二个结合”得以实现的内在动因。

近百年来扬雄研究论文综述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西汉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扬雄的著述，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始，历代公私目录书，多有著录；选编（如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和笺注（如清代学者汪荣宝《法言义疏》、戴震《方言疏证》等），代有名作；作品流传，更是长盛不衰。近百年来，在继承发扬传统学术的基础上，以现代学术理念对扬雄进行的评论和研究，由出版社出版、学术期刊或报纸的文化学术副刊发表，以及近十多年来的网络发布（主要是硕博士论文），更是硕果累累，成就斐然，其中，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讹至2017年底，包括大陆及港台地区、国外汉学者的研究成果，论文超过400篇、专著25部、硕博士学位论文40余篇。现就近百年来公开发表的扬雄研究论文，拟从扬雄事迹研究、扬雄的哲学思想研究、扬雄文学业绩研究、扬雄《方言》研究、相关文献研究等几个方面作一简要的论述。又以改革开放近40年发表的论文为综述的重点。

康巴文化研究的“六度方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藏文化是高原文化、"缺氧文化"、抗争文化。在藏族传统历史地理概念中,将整个藏区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即通常所说的"藏区三部"或"藏地三区"。康区亦称康巴藏区,在此范围内所孕育生长的康巴文化是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本文在简要梳理学界关于康巴文化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经纬度、海拔度、水量度、日照度、物产度、交融度六个维度对康巴文化进行分析,我们称之为"六度方法"。该方法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知识体系,涉及生态学、文化学、地理学、气候学、民族学等内容。"六度"之间也有一定内在联系,并非完全独立。我们可以通过这六个维度全面、综合地评估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产生的基础条件。本文旨在将康巴藏区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观照,探究康巴文化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与动力,并对康巴文化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及研究内容提出新思路。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等级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唐代是巴蜀地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和完善。城市的空间分布也更为广泛,然其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局限、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以及交通条件的变更,都成为制约唐代巴蜀城市空间分布的要素。

城市建筑体的历史价值和时间性要素保护

城市场所空间是由"不变的"纪念物与"可变的"一般性城市建筑体共同构成的,二者作为图底关系共同构成了城市场所空间的整体特性与气质,因此在对一般性城市建筑体进行维护与更替时也应当对其承载历史信息的时间性要素加以一定的尊重与研究,在条件的许可范围内保护期时间性要素,使其承载的历史价值得以延续。

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当代保护历程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傩文化的的历史命运就是面具文化的历史命运。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经历了从早期的历史宠儿、中期的"弄潮儿",再到近现代的"弃儿"。改革开放以来,面具文化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照,又成为当代的"幸运儿"。30多年来,这个"幸运儿",得到了多方面的保护,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两套集成的编写工作;加快了傩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研究的步伐;与傩文化相关的民俗活动、演出活动得到恢复,业余表演团体逐步建立,面具制作工艺的传承得到延续;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功能,采集和收藏各地遗存的面具,并向广大观众展示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的风采;通过"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深入,一批与面具文化相关的傩戏、傩舞、傩祭等被列入国家级、省级、地区(市)级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等方面。

“解手”的传说与明清“湖广填四川”

流传于全国各地的关于“解手”的民间传说 ,皆认为它的起源与历史上的移民迁徙有关。但在归源于哪一个具体历史时代上 ,却有较大的分歧 :四川以外地区一致认为 ,“解手”是明初强制移民政策的产物 ;唯独只有四川地区将其归于清初。本文从四川地区存在一个明代洪武大移民时代 ,毫无例外会出现强制移民现象 ,而清初四川不具备推行强制移民政策条件的比较研究中 ,认为四川地区把“解手”传说归源于清初 ,是由于混淆了发生在明、清历史上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的性质 ,是“附会”

离异与回归--从土客对立的社会环境看客家移民的文化传承

作者对客家文化研究者较少注意到的土客对立的文化根源及其突出表现形式作了较深入的分析,认为客家先民的"文化优越感"及严酷的土客对立客观环境,使得客家人实际上偏离了文化大融合的主流,选择了崇尚武化的道路,由此造成此后客家人社会落后于汉民族的主体文化进程,也使得他们在土客矛盾时多采取械斗的方式。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经济利益的驱动,土客对立逐渐消解,客家人向汉民族主体文化回归,这种回归在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江口沉银”遗址发掘后对张献忠研究的几点思考

"江口沉银"考古的遗址发掘,使张献忠话题经多年沉寂后,重新走入学者视野。在新的考古材料呈现后,如何用新材料、新方法,从新的视角探讨张献忠,也成为学界思考的问题。考古材料无疑是重要补充,谱牒、民谣等民间文献也是应加以重视的宝贵材料;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张献忠,是以往学界较为忽略的方面;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张献忠,并将其放在中国乃至世界背景下进行考察,也是未来张献忠研究的必然趋势。

试论宋代四川市场

宋代四川是四川历史上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黄金时期,其发达的经济培育了典型的封建市场。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探析宋代四川市场一、市场类型;二、市场等级体系与市场网络;三、市场发展趋势。

近30年来三省制研究综述

三省制是我国古代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我国古代中央官制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我国封建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隋唐的三省制度,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涉及到的问题广泛,研究的范围也随之而扩展,但形成热点争论的问题不是很多,有些问题仍需研究探讨,在引用史料方面还需进一步挖掘材料,在研究方法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史学研究中的探史义、明史法、挈史旨——简论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

刘咸炘是民国时期一位卓有成就的川籍史学家。《太史公书知意》是其巨著《推十书.论世》的首篇,也是"前四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篇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史法不明久矣",并针对传统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探史义是史学研究的核心、明史法是探史义的关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挈史旨是史学研究的归宿等一系列观点,在民国时期的新史学领域颇具特色,对当代历史研究也具者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