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更需国企“进而有为”——兼评近期“市场能否调节”决定国企生存论的反作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都需要国企发挥积极作用,"进而有为"。以"市场能否调节"为标准来裁决国企的生存、活动范围,把这种存在严重分歧的新古典经济学表达作为中国的重要经济政策表达,不符合中央决策和国情,会进一步在政府内部和经济学界引发分歧和混乱,并对转变发展方式产生反作用。因此,建议政府按照中央有关决策,正确处理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中各类企业的互动关系。要发布专项文件,进一步明确国企在竞争性领域"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优胜劣汰"的功能,引导、支持和鼓励国企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日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列宁从未提出“‘国家辛迪加’模式”——二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

本文是对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系列评论的第二篇。其基本观点如下:第一,列宁从来不承认有一个先验的、普适性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没有去制造这么一个东西。第二,列宁曾借用"国家辛迪加"的比喻,表达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将努力实现马克思说的"人民管理制",亦即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这与吴敬琏杜撰的列宁"‘辛迪加’模式"风马牛不相及。第三,"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俄国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但并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任务,何来一个"‘国家辛迪加’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第四,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建立公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并存、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对外开放的混合经济体制,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列宁认为仅仅是"临时的办法"的、短期的"战时共产主义"。而吴敬琏对此却抑前扬后,是不公正和有特殊目的的。

高梁:军民融合是国家的高层次、高位战略,应加强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

开展军民融合，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应作为国家的高层次高位战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碍了辉煌的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关切，同时，我国也面临菁更为严峻的固防安全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马克思从未提出“‘社会大工厂’模式”——一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

在2010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改革教程》中,作者吴敬琏研究员声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或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或"体制"。其中首当其冲、源远流长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工厂’模式"。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在源头上就错了,所以,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命中注定要失败。"怎么办?"吴敬琏的逻辑结论是中国应当"向往""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第一,经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仔细考察可以看到,吴敬琏的这些观点是杜撰的,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因此有必要对其逐一据实加以评论、正本清源。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第二,吴敬琏在曲解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历史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欧美模式"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即其一是国有企业从竞争、垄断行业(含"关键性领域")退出;其二是建立不"受控的市场";其三是实行西式"宪政民主"。吴敬琏的这些改革主张,属于"华盛顿共识"的范畴。吴敬琏在阐述这些主张时,还不时以自己定义的"国退民进"、"自由市场"、"政治体制改革"来充当党中央的重大改革决策,这是非常不严肃的、反常的行为。第三,经过对西方经济学和世界格局的考察可以看出,吴敬琏选择的"欧美模式"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欧美模式"国家出于既得利益考虑,也明确反对中国复制它们的"模式"。本文是对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系列评论的第一篇文章。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学说出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其基本观点是: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己的理论是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他们从未提出关于未来社会先验的、普适的"模式"。相反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将由那时取得政权的人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措施。顾准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特点也是充分肯定的。其二,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所决定,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如吴敬琏所说,试图去"提出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遑论荒诞不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工厂"观点了。相反的,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后人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榜样。其三,据对吴敬琏"大工厂论"所依据的两个重要学术论据的考察和解析,它们都属牵强附会,不足为凭。因此,"大工厂论"者要注意学风。

“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不能救中国(上)——四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

吴敬琏杜撰一系列荒谬绝伦的"社会主义模式",其制度目标是让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他"向往"的"普世价值"和"欧美模式",要害是为"1%"的少数富人服务,最终使我国沦为美欧的附庸。本文是对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系列评论的第4篇。基本观点如下:第一,吴敬琏曲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精神和宪法的有关条文。第二,吴敬琏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属于"华盛顿共识"的范畴,基本内容是实现私人"自由企业制度"、不"受控的市场"、"宪政民主"。他还不时杜撰党中央的重大改革决策,误导公众。第三,从西方经济学层面看,吴敬琏主张在我国实行"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只是为"1%"的富人服务,并且最契合美国的私利。而从学术方法角度评论,吴敬琏主张"欧美模式"的种种说法,也是对西方经济学和欧美现实的一种规避性表述,且非常片面和矫情,缺乏说服力。第四,国家曾公开表态,坚决反对中国复制"欧美模式"。这证明了吴敬琏关于我国应搞"欧美模式"的说法是空头支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需国企发挥积极作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正确地在产业结构和企业层面推进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这客观上将以竞争性领域为重点展开。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在当前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国企要"退出"竞争性领域或"一般竞争性领域"。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夏小林研究员不这么认为。

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历程不容篡改——三评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

本文是对吴敬琏"社会主义模式论"系列评论的第三篇。基本观点如下:第一,斯大林坚持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反"左"反右,主要是反右,实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目标,实现了强国富民的赶超战略。第二,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斯大林长期坚持利用新经济政策中的积极因素。苏联经济实际上是采用"混合经济体制",其集中性较强,备战色彩较浓,是应对严峻环境的适时选择。特殊的环境和时间因素使斯大林没有来得及对具有"备战"特征的苏联经济进行改革。斯大林强调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根据各自国情进行探索,并不认为苏联是"终结者"。第三,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总结经验,展开理论分析,主张变革,是他之后一系列更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实践行动的奠基人之一。第四,吴敬琏说,斯大林"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国家迷信"严重等,经不起事实和逻辑的检验。吴敬琏批判和否定"斯大林体制"的目的,是为了否定国有经济,并由此而及其他。

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决策不容篡改——兼谈“十二五”时期竞争行业国企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重大决策之一是国企布局"有进有退","竞争性领域中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要吸引多方投资加快发展","优胜劣汰"。3年来,由著名公众人物和主流媒体联合出面,说中共十五大决定"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和"国退民进战略"的异常现象层出不穷。国企改革发展面临"问题舆情"。2011年即"十二五"伊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研究员又连续发表文章和谈话,继续歪曲中共中央的国企改革决策。这种误导在客观效果和逻辑上有利于私有化,继续增强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力,加剧两极分化,体现的是"普世价值"。并且,在这里吴敬琏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自相矛盾。他说过,中共十五大报告决定"国家只需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但是难道他真的不明白,这里面就包括了竞争性领域的一些重要国企?孔子曰:"‘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竞争、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紧迫。"十二五"时期以竞争性领域为主展开的结构调整和企业兼并重组,已经对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即进一步要求国企凭借技术等优势做优做大做强。这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关于竞争领域国企发展的决策。中共中央国企改革重要决策不容篡改。

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发展和自主创新

全球化时代,民族工业的概念并未过时,我们不能放弃技术独立和经济独立的建国理想。不仅要看到全球化给我国科技和工业体系带来的机遇,更要看到挑战,要始终保持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的行动能力和意志。发展战略产业是推进结构调整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本质是强调学习和创新的统一,个体和整体的协调,开放性和内部凝聚力的协调,应从被动引进,向立足自主、有条件、有选择引进转型。

基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人民币价值判断

随着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人民币汇率水平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企业以至个人都开始发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就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但是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尚未放开，人民币汇率还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因此通过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判断并确定汇率水平是有必要的。不过，在选择何种理论对人民币汇率水平进行评估时必须慎重。因为如果选择的汇率理论不适用于我国，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人民币汇率影响经济广泛的今天，就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各国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和管理

任何主权国家，对外国资本都不可能完全开放。发达国家总是要求别国开放市场，却防止外国资本势力对本国渗透扩张。“资本全球自由流动”从来就没有付诸实行过。

加快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关于当前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些思考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再次指出,要把"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促进"六稳"的重要举措,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竞争力、释放国内市场巨大潜力。我们要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六稳"大局的高度看待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转变发展方式需要系统性的思考

转变发展方式的目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突出矛盾。近2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加工业的拉动和国内基础工业扩张的支持。这既决定了我国工业的结构特点,也是导致国内分配差距拉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目前的发展格局与结构是既有的发展路径长期实行的结果。这一发展路径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也形成了特定的利益格局与思维惯性,使人看不清环境与条件的变化和调整的必要性。而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空间已近极限,产业升级迫在眉睫。要实现产业升级必须要确立"从成本优势转向争取技术优势"的战略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主导,发挥国有企业应有的作用,把握市场和政策指导、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平衡。

外资在我国第三产业的渗透情况

外资占领国内高端零售业——物流业 众所周知，近10年外资超市店已占领各大中城市零售业主流地位。外资超市的扩张就是外资物流网的扩张，就是对国家流通网的占领。主流舆论喜欢谈“入世”的好处，却不愿提及外资对我国经济命脉的侵蚀和威胁。

我国对外开放中产业安全的基本态势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日渐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保障我国产业安全，才能保障民族产业的发展，保存国家综合实力，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目前，就对外开放的尺度问题，学界争论颇多。我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大发展，无疑，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但如果本国产业在开放中不加选择地吸收外资，就有可能丧失本国产业的产权、国内市场的份额乃至给本国产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本刊编辑部组织了这组文章，希望能帮助读者全面动态地理解开放、发展、安全三者的关系。虽为一家之言，但所论及的问题值得关注。

我国重工业行业的外资并购形势

我国重工业中，矿山、能源（煤油气）、电力、钢铁、石化、铁路装备等大规模、集中度高的“国家命脉”类行业，仍在中央企业旗下。而其他非中央直属企业所在的化工、建材、矿山勘探、装备制造行业，则因缺乏统一的行业规划，在地方大力吸引外资（包括并购性质的投资）的情况下，呈国有、民营、

外资对我国一般加工业的压制和并购

由于重工业有较明显的战略色彩，外资在我国重工业领域的并购行为受到较大阻力。而轻工业的开放程度较高，外资扩张势头较为明显。另一方面，轻工业门类众多（包括44个子类），且多数具有劳动密集性质，故外资在我国内市场不可能做到“通吃”，各门类的情况差别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