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对六种全国外交、国际关系核心期刊 4年 ( 1995 -1998)中发表文章的实证统计 ,证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活动并不活跃 ,现状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 ;在研究方法上 ,研究人员尚没有摆脱对历史研究的依赖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有待加强。

中欧关系：学者认识上的差异──“走向21世纪的中国与欧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欧关系：学者认识上的差异──“走向２１世纪的中国与欧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林甦１９９５年７月，欧洲联盟委员会公布了题为《长期中欧关系政策）的文件，强调欧洲将大力加强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奉行统一的对华战略，改变欧洲在这一地区的落后形象。适逢其时，中国人...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

自古以来 ,安全都是国家安全 ,而非个体安全。对个人安全的忽视是造成国家间为无休止追逐权势引发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安全应从国家安全回归到安全最原始的出发点———个人安全。根据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

国际秩序观的分歧与管控：理解新时代中美关系

受"美国优先论"的影响,战后国际秩序面临着自确立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当前,国际秩序已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中美关系走向也将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受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外交政策演进与现实国家利益影响,新时代中国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存在明显的分歧差异,这使得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特别是亚太地区秩序领域竞争性因素不断累积上升。但鉴于中国维护国际秩序总体稳定、支持现行国际秩序内合理的、具有自由主义特征制度安排的观念立场明确,中美通过合作管控两国国际秩序观分歧,实现中美关系"合作性竞争"与"竞争性共存"愿景可期。

绿色的国际关系

冷战结束后,原先被核恐布及美苏意识形态对峙所掩盖的问题出现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全球生态危机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今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全球环境与发展会议,有160多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其中有6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席;中国成立了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态问题正在和军事安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这些国际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并列在一起,而且这些问题之间内在关系正被揭示出来。这正如早在1975年基辛格所描述的那样:能源、资源、环境、人口问题、空间和海洋利用问题已经与那些传统上构成外交议事日程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及领土竞争问题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

国际货币权力与地缘政治冲突

垄断资本走向全球化阶段后便逐步孕育了国际货币权力,国际货币权力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产物。进入新世纪以来,欧元崛起和人民币国际化使美元全球性货币权力难以为继,争夺国际货币权力成为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美元、欧元和人民币这三大货币权力板块之间的两条夹缝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重灾区,国际货币权力的走向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冲突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转型的"风向标"。

东亚区域合作的困境与方向: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东亚合作进程走过了12年,未来能否会走向统一的东亚共同体?必须认清目前的困境,即东亚经济上的密切联接与政治、安全的分离并存的二元结构,而如何取得统一的区域主义政治认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相同或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水平、意识形态或是价值观乃至互为依存的安全保障体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真正内在关联的区域共同体。东亚区域主义萌芽还很嫩,只有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缓慢滋长。对于东亚一体化来说,最有可能出现、也最容易为各国接受的就是多元化的模式。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机制建设非常重要,中国、日本、美国、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应处理好相应的关系,主要的努力是放在推动具有实质内容的功能性合作上。

关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探讨

1988年9月,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倡议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随后,中国政府多次发表谈话,表示要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努力。 国际政治旧秩序,是由帝国主义建立的。其具体特征是:强国控制世界,战争威胁人类,强权政治猖獗。

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和进程

一 曾经有人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鸟笼与鸟儿的关系。市场象鸟儿,既要让它活跃起来,又必须控制在计划经济的笼子里,才不致远走高飞无处觅。这个妙喻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后来又有人把“鸟笼经济”扩大到“鸟笼政治”,说民主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也象鸟儿和鸟笼的关系。

论国际政治理论的综合研究

当前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应加强综合研究 ,必须对国际政治理论进行综合研究 ;文章论证了国际政治理论综合研究的基本思路 。

国际体系转换的经济动因

国际关系体系的产生源于世界各国对于和平的渴望 ,但国家间实力对比与利益争夺却始终是其建立、存在、解体的最根本原因。最终对和平的诉求不可能单纯依赖更完美体系的建立 ,而应着眼于从根本上加强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与合理调节国家间的根本利益冲突。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因机制研究

当代国际体系处于加速调整、变动态势。基本呈现美国处于体系顶极,其他主要大国升至体系上层的复合状态。学界主要基于既有的"多极化趋势"、"一超多强"等共识思维来研究当代国际体系变动状况。国内学界和西方主流观点存在着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多极化趋势"加快和"单一顶极"时刻持续观点的对立。研究发现,国际体系本体仍在延续,以主权为基本国际原则,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仍然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但由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国际体系要素发生着明显的变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仍基本保持着。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维护——以中缅关系为例

中国的伙伴关系建设已经形成74对不同层次的庞大群体,但这个伙伴关系体系已经显现出组织松散、地缘政治考量不足等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在中国和缅甸的伙伴关系中得到充分体现。现在中国的伙伴关系体系已经到了必须要重视维持的阶段,中国必须要重点定位,以后的伙伴关系发展要重视地缘政治价值;已有的伙伴关系要选择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伙伴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经营和维护好伙伴关系。

美盟友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QCA分析

美国自2017年底开始将中国明确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此之后不断加大联合盟国遏制中国的力度,但这种联盟遏华战略的效果存在国别差异。本文基于美国48个盟国2018—2021年的数据,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 QCA)对影响美国盟国与中国和美国相对关系变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对盟国的拉拢和盟国对美国的军事安全依赖并不能完全阻止美国盟国与中国关系的相对改善,在特定条件下,这两个因素反而会促进美国盟国相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美国盟国积极开展的各种外交工作和合作项目不能保证一定能够相对改善与其的关系,但如果不这么做,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几乎一定不会改善。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能够显著相对改善中国与那些被美国积极拉拢但对美国军事依赖度不高的美国盟国的关系。对于那些与中国伙伴关系层级较低但美国对其拉拢力度也较小,或者对美国军事依赖度较高的美国盟国,中国对其的经济影响力能够有效对冲美国战略拉拢的影响。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美盟国战略、更有效地缓解甚至化解外部战略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同其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建设

自1993年在对外关系中首次使用"伙伴关系"一词至今,中国已经与数十个国家建立起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发展环境。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显露出许多中国"伙伴关系"自身存在的如语言表达复杂、定位不明、关系复杂等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政府提出并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后,因位于"一带一路"线路两翼的许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汇聚着民族纠纷、宗教矛盾与领土争端等问题,也是大国激烈角逐的地缘战略上的关注点,这给中国的"伙伴关系"建设与发展带来了新的需求与挑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推行也为中国"伙伴关系"的建设、维护与发展带来了极佳的机遇。在力推"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中国可对现有的"伙伴关系"予以重新定位和维护,形成层次分布合理、符合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实际的伙伴关系体系,从而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提供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与前景

"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是安倍政府提出的旨在促进日本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项战略,其在推进中不断扩展投资地域和领域,参与实施机构不断增加。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既受其外交、安全战略的驱使,也暗藏争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主导权之目的。日本虽在诸多方面具有优势,但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实施也存在资金不足、审核标准严苛、附加人权环保条件等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推进前景并非一片光明。

试论浙东学术与浙东藏书关系

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同等为代表的浙江史学派的形成,有其政治、社会等原因,但毫无例外,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他们都拥有大量的藏书,例如黄宗羲有续抄堂,万斯同有寒松堂等。黄宗羲为学术研究还四出访书,曾得范氏同意破例登天一阁,"悉发其藏"得读未见书;又赴绍兴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抄书,后又得读南京黄居中千顷堂、常熟钱谦益绛云楼等江南著名藏书楼所藏图书,为其学术研究搜辑资料,他的学术成就和藏书楼关系甚为密切。黄的弟子万斯同和后来全祖望等浙东史学派的学术成就几乎都与丰富的藏书有关。故而,浙东学术和浙东藏书事业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蒙国际贸易依存度比较分析

蒙古国计划经济时期与转型时期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较高,但计划经济时期对外贸易依存度保护相对稳定,转型时期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中国已经成为蒙古国最为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国,双边进出口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存在不断提高的趋势,波动性较强,面临不平衡性和波动性双重风险;通过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协定可以稳定双边贸易关系并控制贸易风险。

试析新“两超多强”格局与中国国际战略的适应性调整

冷战后,国际战略界有关国际格局的认知中,一度流行“单极说”“一超多强说”等观点。然而,经过冷战后30年的磨合、演变,时下的国际格局开始向以“两超多强”为基本构架的新格局过渡。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加上一大批“中等强国”(包括一般性大国、地区大国等),再加上影响力日增的一大批国际组织,将是新“两超多强”格局中的主要行为体。与20世纪以来相继出现的多极格局、两极格局(也可以认为是第一个全球性“两超多强”格局)、多极化格局以及所谓“单极”格局、“一超多强”格局相比,呼之欲出的新“两超多强”格局确实有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在新“两超多强”格局架构下,21世纪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较之以往也将有诸多新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经贸、金融与科技竞争将替代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竞争,愈益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主要选项;以全球化继续向前推进为背景,霸权主义及“零和”竞争等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糟粕将不断淡化、淡出,国际合作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将获得新动力,并将不断发展、强化。

中泰关系四十年

本文依照不算历史旧账,着眼于未来的精神,对四十年来中泰关系的曲折发展道路进行了回顾和分析。作者把这四十年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8年,由最初的相互隔绝通过亚非会议的接触出现了有限的缓和;1958—1969年,是对抗时期;1969—1975年,双方逐步调整政策,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5—1989年,中泰关系健康迅速发展,开创了友好合作的新时代。在对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引出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主要经验教训:第一,友谊的基础是相互接触、理解和信任。第二,不搞革命输出,把政党关系同国家关系相区别。第三,和平中立政策是第三世界中小国家谋求国家安全稳定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