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行业收入差距、民营企业发展与城乡分割——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钊教授访谈

肖兰兰（以下简称肖）：陈教授,您好。能有机会对您进行访谈,我深感荣幸。您长期以来坚持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特别是近期在中国的城乡与区域发展、行业收入不平等、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等问题上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期待您的这些研究能够解答我们日常观察与思考中的一些困惑。例如,我们常常听到说一些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那么,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未来又将如何变化？在今年的两会上,民营企业家代表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的言论——＂政府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政府行为、市场整合、工业集聚与地区差距──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学逻辑

要完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就应该在既有的文献和我们自己有关中国地区间差距和地方政府行为的系列研究的基础上,用一个一以贯之的经济学逻辑在市场整合、工业集聚、地区差距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些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之间建立联系,解释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地理、政策和历史因素,展望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未来中国市场整合与工业集聚的趋势,提出区域经济合理布局的政策构想。

中国城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的城乡发展伴随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内部形成"二元社会"分割以及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些特有的现象。户籍制度是导致上述现象的根源,反映出城乡政策制订中城市倾向的特征。这种扭曲的城市化过程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日益积累,也使得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制度变迁成为可能。理解中国的城乡发展,需要在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型基础之上,增加城乡分割形成与演变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当代中国经济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研究——改革开放30年政府转型与经济发展分析框架

文章试图分析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依次研究了该发展模式的特征表现、成因机制、利益相关方和转型路径。产出最大化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以及围绕这一目标的政府间行政性垄断竞争是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发展模式的根源所在。从高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向低社会成本-低产品成本模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需要。成本模式转型的关键点在于政府,但转型的速度要考虑相关各方的承受能力,温和转型更为可取。

组织内部结构与社会体制变迁: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本文拓展分析了Acemoglu和Robinson所忽略的平民革命组织的集体行动问题,认为革命组织的集权领导是解决其集体行动问题的一个方法,并且这种集权决策会对革命后的政治体制选择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在穷人不同质的假设下构建了新的社会演进模型。比较分析表明,在组织集权决策的约束下,革命组织的集权决策导致民主化更难以阻止革命的发生,而更容易产生一个新的集权体制社会。

站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潮头——记著名青年经济学家张军教授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证人,张军教授利用中国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不仅为传播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作出了贡献,而且为国际上正在兴起的“过渡经济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经济疫后恢复几何

2024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5%,相比年初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的预期上调0.4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有所改善。那么,中国经济疫后恢复程度究竟如何?是否已经回到正常的增长轨道?在中国经济恢复过程中,又有哪些支撑或拖累因素?接下来政策该怎么调整?本文分别做出分析并得出结论。

集聚、多样性和地区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实证检验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本文通过构造国民经济产业分类标准C门类制造业中类产业间共同集聚指数、产业内集聚指数等作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专业化指数和企业规模来计量和解释不同产业集聚结构对劳动生产率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内集聚和产业间集聚都对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的表现是不同的。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频繁的调整时期,其中市营县、撒县设市、市辖区的调整、撤县(市)设区和行政级别升格构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形式。由于经济发展与行政区划的关系协调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行政区划的设置及其变动的合理程度,因此行政区划的调整状况,将直接影响行政区划的效率和功效。本文以1983—2005年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为例,对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内容及模式进行分类归纳,并仔细探究了各类行政区划调整背后的原因。

为了控制收入差距的共识:经济学贡献了什么?

近年来,关于收入分配不均的成因,学术界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但对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的研究却很少,并且就公平而谈,公平很难在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上取得共识。本文基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对收入分配不均的三大影响(贫困、社会流动性、经济增长)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分析,通过综述经济学家已得到的看法,为控制收入差距的政策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收入分配不均对健康、社会资本、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及政策含义。

身份认同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身份认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指人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类型,即所说的身份;第二层特指一个人对自己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身份认同具有激励作用、组织文化作用,同时拥有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起到类似于制度的功能。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特定政治结构。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干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区层面的研究

政府干预因素是否与资源利用效率密切正相关,并进而导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资源之咒"(curse of resources)现象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干预低效率与"资源之咒"现象、经济增长率低下是密切相关的。接着在此基础上利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paneldata),对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资源之咒"的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控制住海港距离、政府干预等因素后,"资源之咒"的命题在中国并不明显;2.资源因素与政府干预因素在我国不是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负相关关系。

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与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四位数行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3年中国四位数行业制造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外部性的两种重要形式——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从整个制造业来讲,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我们就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是否存在产业间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地方化经济在大部分产业都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仅有少数技术含量相对高的产业支持城市化经济。

FDI经济学:东道国的视角

本文在回顾FDI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 ,从东道国的视角对研究FDI的已有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梳理。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体现在市场结构、金融、溢出效应及福利等方面 ,而东道国的成本状况、经济技术水平、金融市场完善与否及汇率体系也影响着FDI的总量、分布及溢出效应的大小。文章还同时从增长和转型的视角阐述了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

经验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这无疑违背了传统的绝对收入效用理论。但是,引入相对收入理论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变得毫无意义,而另一种理论试图将欲望集引入效用函数以此来解决收入与幸福的悖论。如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怎样才能增进人们的幸福。

我国政府供给偏好决定的一个经济学解释——政治均衡与经济效率

政府供给偏好包括政府供给的规模偏好与结构偏好,它们是社会各方政治影响力相互冲突和竞争的结果。我们通过构建“执政能力函数”,从最简单的消费者集团与纳税人集团政治影响力制衡模型,到多集团、多政府供给项目下的政府供给结构决定模型,再到官僚控制下的政府供给偏好决定模型,逐步阐释了政治均衡决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属性,进而说明,相对于市场,政府供给规模和范围边界的收敛趋势会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供给偏好的形成具有更多的动态特征,从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来看,公共决策的民主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治均衡的低效率,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均衡决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属性,因此我国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核心重点不在于公共决策的完全民主化,而在于协调政府供给范围调整与市场经济深化的进程和路径。公平竞争、自发扩展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市场“内生型”政府供给偏好形成的基础。

经济学创新中的几对关系

我想围绕为什么需要强调中国问题研究？怎样从中国问题研究产生理论创新来展开讨论。我觉得这里面有以下几对关系需要讲清楚，不然可能产生很多认识误区。中国研究跟理论创新是什么关系？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又是什么关系？国别研究和一般贡献是什么关系？现在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又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管理者不看好"经济学"?

管理者常常不能理解经济学在决策上的用途。我想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里决策的逻辑完全是在一个为了帮助经济学家而不是管理者更好地理解管理决策这样一个概念框架里发展起来的。而这样的概念(边际分析)只有经济学家才懂得，管理者却永远不清楚。

中国企业所得税的有效税率差异研究——基于财务报表附注数据的分解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对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差异的形成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如下:第一,近年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不断推出,其中税基式优惠的增长尤为明显;第二,随着优惠规模的扩大,企业的有效税率普遍下降,但企业间的税负差异也随之扩大;第三,税收法定的制度因素对有效税率差异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中,适用税率的大小是决定企业有效税率高低的关键因素,而税基调整项中的暂时性差异是有效税率差异的最主要来源。本研究强调,未来的税收政策应更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同时考虑企业认知能力的差异,税制设计应避免过于复杂和碎片化。

改革、政策的相互作用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本文验证了经济开放、非国有化、财政改革等经济政策及其相互作用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1)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外资的利用)是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因素,但这一现象在西部并没有表现。(2)财政改革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从经济活动中的退出显著地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压缩预算外支出的比重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特点在西部较为显著。(3)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财政改革等经济政策在影响经济增长时是相互作用的。非国有化政策并不独立地影响增长,而是通过影响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对增长的作用而影响增长的,而这个情况主要在东部有所表现。(4)在控制了经济政策及其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后,区域经济存在着“条件收敛”的趋势。(5)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东部取得了更快的增长绩效,而中部和西部的增长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6)西部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东部、中部有显著的差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在西部显著地低于东部和中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国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