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

本文作者从魏晋士族制度的起讫时间、中正评士的标准及其变化、士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士族制度的瓦解原因等方面对魏晋士族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 ,并认为近年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所依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 ,即门第和婚宦 ,是值得商榷的。

论民国初期的山东军阀

从192年1月至1928年4月,北洋军阀在山东统治了16年多。统治山东的军阀政客依次为张广建(1912年1月兼署巡抚,3月改称都督)、周自齐(1912·3～1913·8)、靳云鹏(1913·8～1916·5)、张怀芝(191·5～1918·11)、张树元(1918·11～1919·12)、田中玉(1919·12～1923·10)、郑士琦(192·10～1925·4)、张宗昌(1925·4～1928·4)。这个时期,若按统治山东的军阀派属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是袁氏党羽(张广建、周自齐、靳云鹏)统治阶段;从1916年至1925年是段祺瑞皖系军阀势力(张怀芝、张树元、毋中玉、郑士琦)统治阶段;从1925年至1928年是张作霖奉系军阀势力(张宗昌)统治阶段。尽管政权更迭,花样翻新,但统治者都是割据一方(山东)的地方军阀,不仅有着一般军阀的共性,而且有着地方军阀的特殊性,有些特性更具典型性。细细分析归结,山东军阀有以下几方面的特性。

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2006年4月17日,一场由刘平教授发起及其与包弼德教授共同主持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会议室举行。该对话围绕着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人类学的由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状况以及台湾的人类学研究等主题展开。而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的问题,更是汇聚了来自多方的不同声音。这样的交流和交锋,对于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着可以预期的启示作用。

文化旅游，苍山的另一张名片

苍山位于山东省南部．地处泰沂山脉向徐淮海平原过渡的中间地带。多样化的地理构成．众多的河流湖泊．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为古人在此生活栖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早在秦汉帝国形成、华夏文明初备的史前至商周时期．这里就出现了发达的远古文化与文明．也成为今日苍山一笔独特的财富。

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

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是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之处:它在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衰变的基础上,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同时又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其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宗族的分野日渐清晰;二是其居住形态从"聚族而居"发展为"宗族聚居";三是宗族政治、军事功能的消褪;四是近古宗族的萌发。

关于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

以往学界用以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诸多概念和范畴,如"五种生产方式"说等,基本都来自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唯独缺少产生于中国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而在理论模式的建构方面尤为贫乏。事实上,全部中国历史的进程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运转的,国家权力决定并塑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中国国家的核心权力是土地国家所有权;周至清间社会形态可分为四个递进相续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

周代拜礼的演进

周代的拜手、稽首、拜手稽首、再拜稽首等拜礼,其形成和时兴有先后早晚之分。西周时期流行的最高礼节是相对简单的拜手稽首;春秋时期演变为更繁复的再拜稽首;到春秋战国之际,礼仪活动中又出现了"升成拜"即在堂下堂上重复进行的再拜稽首之礼。周代拜礼由简趋繁不断升级,是君臣关系和尊卑意识的发展在礼仪领域的反映。理清从拜手稽首到再拜稽首、"升成拜"的演变脉络,可以为相关文献的历史断代提供一条新的标准。

论清朝前期国际贸易政策中内外商待遇的不公平问题--对清朝对外政策具有排外性观点的质疑

自19世纪以来欧洲主流学术界认为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具有闭关性和排外性的观点,一直被我国学术界所接纳和认同。所谓"闭关"的观点,虽然揭示了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的根本属性,但它却是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强加于清朝的话语霸权;若从英国本身自17至18世纪末曾连续颁布的排他性的《航海条例》等法令看,当时英国指责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虚伪性显而易见。如果对清朝关于本国商民出海贸易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基本政策、关税征收和具体管理措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清朝采取的是有利于外国商人却不利于本国商人的海外贸易政策。因此,清朝政策并不具有排外性。从本质上看,清朝在海外贸易方面对本国商人与外国商人采取不同待遇的政策取向,是"重农抑商"和"怀柔远人"两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评议

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有一个产生形成乃至破产消亡的历史过程,既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也有其历史的暂时性。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有着明确的政策目标,也有着明显的政策缺陷和必然的执行失效。这一传统政策对当今社会也不无启示。

大辛庄遗址及其出土刻辞甲骨的研究价值

济南大辛庄遗址最近又令人惊喜地发现了商代卜辞甲骨(其一由4片缀合含31字).从此有关大辛庄一带发生的商代故事、殷商帝国的东部历史,又可能由文字记录直接解读了,商文化大辛庄类型研究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今拟结合以往的资料,先谈几点认识,再着重谈谈这里出土的卜用甲骨.

社会正义抑或经济效率：论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公司制的推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转变思想,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中心,在国营经济事业中积极推行公司制度。首先是以接受的沦陷区日伪企业为基础组建了一批国有独资大公司;新《公司法》颁布后,据此将其大部分改组为有限公司;在1948年币制改革过程中,又将部分改进为股份有限公司。此种转变涉及到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等基本价值判定,关乎重大经济与政治问题,引起了多方面的争论。处于复杂而矛盾心态下的国民政府谨慎而保守,在公司制的推行过程中更多地选择"有限公司"的形式,采取了大量保留措施,使得政企分开的意义大打折扣。尽管如此,它在探索国营事业经管体制的现代转换上,仍具重要意义。

释张家山汉简《历谱》错简--兼说“新降为汉”

《张家山汉墓竹简.历谱》一、二号简为整理者所编之错简,同时整理者亦未能认出二号简乃是独立的年份月朔简即高祖四年月朔简,因之建立在错简基础上的一切结论都是错误的。如南郡地区之归汉,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在高祖五年四月,而是在高祖四年之八月;《历谱》"新降为汉"的记录,并非如有的学者之所谓标志着"王朝交替",而是墓主个人的重大政治历史关节,具有特殊的政治寓意。此《历谱》并非单纯的历谱,而是个人的政治历史人事档。将国事与家事合一,这是当时书写私家历史的普遍的民间版本。

两宋三衙诸军都城驻扎考

两宋三衙诸军皆驻扎于京都,担负扈卫帝王、卫戍都城的重任。北宋殿前诸班直之殿前指挥使扎营皇宫之内,其他班直则主要于宫城东西两侧的里城、外城扎营,呈拱卫皇宫之势。殿前司诸军多驻扎于开封外城之西南部,尤其是外城西南门安上门以里邻近地区。马军司、步军司诸军则主要驻扎于开封外城之东南部及开封南郊地区。南宋三衙诸军在临安的驻扎,以城郊为主,其整体态势是东西并重,尤重城东,以城北、城南为辅。最精锐的殿前司诸军十三个军当中的游奕军、选锋军、前军、后军、右军、护圣步军共六个军,以及策选锋步军、神勇步军、水军之大部、中军步军一寨,都集中驻扎于临安东门候潮门、新开门、崇新门、东青门和艮山门内外的城东与东郊。中军步军一寨驻扎东便门以西、皇宫南门附近,直接拱卫皇宫。殿前司中军、左军、策选锋马军等部分兵力驻扎在临安西门钱湖门、钱塘门内外的城西与西郊,北门馀杭门外则驻有神勇马军、护圣马军各二寨。步军司诸军五个军都驻扎在临安城西与西郊,特别是钱湖门内外的铁冶岭、钱粮司岭以及临安西北郊的西溪等地。马军司诸军六个军本驻扎于西溪,移驻建康之后其主力五个军驻扎于建康东门、南门之外城郊各要地,一个军驻扎于城内,以行宫为中心与建康都统司诸军呈互相制衡之势。

唐代刑部尚书的法学素养

唐代可考的127位刑部尚书中,没有一人出身于科举明法科。但是,未经受律学馆的专门教育,并不一定意味着该群体法学素养缺失或者低下。他们多出身于刑法世家,由于家学熏陶与环境影响,可以受到法学知识的长期浸润;仕途履历中又多曾在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等机构任职,经历司法实践历练,具备丰富的司法经验。对朝廷法典的制定和不断完善作出了实际贡献,并且不惜犯颜执法,为维护法典实施的严格公正竭尽全力。为官清正严明、秉公执法,具有良好的禀性操守和突出的任职表现。刑部尚书这一群体法学素养较高,表明唐代官员选任时对担任司法职务者的专业素养颇为重视。

大辛庄出土刻辞卜甲之管见

最近,在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从商代文化堆积内发现卜甲刻辞,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这一重大发现在甲骨学研究中的意义自不待言.我们认为,其学术价值已经超出了甲骨文本身,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去分析和认识.

清朝前期与英国海外贸易政策的初步比较

本文从造船和海洋航运政策、对本国海商和外国商人的政策、对进出口的管理措施和关税等三个方面,就清朝前期与英国海外贸易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清朝与英国在海外贸易政策上的差别,从政策倾向性上说是一种限制海外贸易和促进海外贸易的根本差别。

施政方略与大唐气象

大唐气象有着多方面的形成原因和具体表现，其中唐代统治阶级进步开明的施政方略既是原因之一，也是表现之一，主要包括唐代统治阶级励精图治的雄心、开明进取的思想、顺势变法的改革创新、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海纳百川的开放气魄以及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