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上)——基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实证数据分析为视角

本文针对民营企业在知识产权维权中是否存在"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的问题,以实证数据研究为基础,得出周期长并不突出,举证难与赔偿低的确客观存在的结论。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具体制度进行研究,探讨民营企业通过适用停止侵权、强化举证责任、创新赔偿方式、加大维权开支判赔力度的路径探索,以求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并针对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举措。

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若干问题(下)——基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实证数据分析为视角

本文针对民营企业在知识产权维权中是否存在"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的问题,以实证数据研究为基础,得出周期长并不突出,举证难与赔偿低的确客观存在的结论。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具体制度进行研究,探讨民营企业通过适用停止侵权、强化举证责任、创新赔偿方式、加大维权开支判赔力度的路径探索,以求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并针对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举措。

专利侵权诉讼中现有技术抗辩制度适用情况分析——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相关案件统计分析为例

本文对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成立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审理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中支持现有技术抗辩部分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支持现有技术抗辩案件比例增加、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涉及现有技术抗辩的比例较高、抵触申请可以参照现有技术作为专利不侵权抗辩事由。该院在适用现有技术抗辩制度过程中,贯穿着效率原则。审理涉及现有技术抗辩的专利侵权案件,如果侵权行为不成立,则直接不审查现有技术抗辩是否成立;将被诉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如果被诉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的方案相同,则直接认定现有技术抗辩成立。在司法政策学上,该统计结果反映进入诉讼的专利技术创造性不高,同时反映民事侵权诉讼对知识产权的高效保护和严格保护。

2023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版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23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版权纠纷案件3149件,其中,一审案件1773件,二审案件1344件,其他案件32件;审结版权纠纷案件1524件,其中,一审案件501件,二审案件1006件,其他案件17件。一年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较好地完成版权案件审判工作,审结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现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向读者介绍。

2015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自2014年12月21日开始受理案件以来至2015年12月31日，共受理著作权案件948件，其中一审著作权案件138件，二审著作权案件810件。所受理的一审著作权案件主要为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同一时期，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共审结著作权案件826件，调解撤诉结案率为28．6％（一审著作权案件的调解撤诉率为65．2％），

2018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18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5248件,比2017年(3784件)上升38.69%。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253件,比2017年(179件)上升41.34%,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4980件,比2017年(3605件)上升38.14%,其他案件15件。

2016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案例及评析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6年共计受理著作权案件1674件（其中包括一审案件104件，二审案件1569件，申请再审案件1件），较之于2015年的案件受理数，上升76．6％。所受理的一审著作权案件类型集中在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同一时期，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20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5284件,其中,一审案件527件,二审案件4757件;审结各类著作权纠纷案件6378件,其中,一审案件397件,二审案件5981件。审结案件中调撤案件1049件,调撤率为16,45%。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较好地完成全年著作权案件审判工作,有力保障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现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向大家介绍。

2021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21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8287件,同比上升56.83%,其中--审案件430件,二审案件6497件,其他案件1360件;审结各类著作权纠纷案件7316件,同比上升14.71%,其中一审案件432件,二审案件5529件,其他案件1355件。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较好地完成了案件审判工作,审理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有力维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2019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19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7677件,比2018年(5248件)上升46.28%。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325件,比2018年(253件)上升28.46%,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7346件,比2018年(4980件)上升47.51%,其他案件6件。2019年共审结著作权纠纷案件8298件,比2018年(3590件)上升131.14%。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241件,比2018年(129件)上升86.82%,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8056件,比2018年(3623件)上升122.36%,其他案件1件。

2017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著作权典型案例及评析

2017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3784件,比2016年(1674件)上升126％.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179件,比2016年(104件)上升72.1％,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3605件,比2016年(1569件)上升129.4％.2017年共审结著作权纠纷案件3590件,比2016年(1650)上升117.6％.其中一审著作权纠纷案件149件,比2016年(109件)上升36.7％,二审著作权纠纷案件3435件,比2016年(1541件)上升122.9％.审结案件中调解撤诉案件351件,调撤率为9.79％(一审案件的调撤率为41.61％),有效促进了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与运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现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向大家介绍: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与司法裁判规则的法律构造

关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损害赔偿偏低与适用法定赔偿过多两大问题。知识产权属于市场中的权利,确定损害赔偿时,应当依据市场交易规则确定价值。重塑司法保护的价值理念,必须坚持全面赔偿原则。构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司法裁判规则体系,实现司法定价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良性互动。以当事人自由选择赔偿方式为基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发掘知识产权价值。在法定赔偿适用方面,对侵权行为建立权重系数指标体系与赔偿金额分档计算标准,通过酌定因素量化设置以实现立法与司法宗旨。

论证明妨碍规则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适用与完善

知识产权诉讼中,证明妨碍行为打破了诉讼双方攻防状态的平衡,阻碍了诉讼程序的正常开展,为衡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证明责任分配,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需要进一步明确证明妨碍行为的构成要件,在现有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研究相应对策,妥当弥补既有规则的适用漏洞,审慎适用证明妨碍排除的制度和司法技术,切实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量和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论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针对因技术调查官角色定位不明确带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困境,通过微观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制度变迁观点,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比了域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知识产权审判技术事实认定中辅助角色定位的优劣,并结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运行数据,同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述中国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角色定位。技术调查官应定位于法官的"技术助手",在各项具体职责中恪守"有限参与"原则,止于技术事实认定边界。

市场价值视域下的知识产权侵权赔偿

市场价值是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统一。从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问题的地位、性质、特点以及理念等方面阐述侵权赔偿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理论思考,强调保护知识产权的实质就是保护权利人对于知识产权超额利润的正当利益。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究(广东)基地,阐述研究基地进一步优化侵权赔偿实现市场价值的探索条件,并提出侵权赔偿实现市场价值的若干探索路径。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立法检视与司法适用——兼论我国《民法典》第1185条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构建

我国法律引入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正当性需求,实现对权利人利益双重保护目的,维护实质正义,并能够威慑与预防侵权。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也是域外法成功经验的总结。《民法典》《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均已规定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我国应当以《民法典》制度框架为依托构建与完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律规范设置构成要件应避免规范冲突与语义模糊,注重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与统一,为司法适用提供法律依据。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保证在司法裁判中正确适用。法定赔偿具有补偿和惩罚的双重属性,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应当注重体系化解释,实现以良法保障善治的司法保护目的。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及制度完善

我国业界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论述涉及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法系。相关研究主要在反垄断法框架下进行,基本认为知识产权滥用的法理基础是民法“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概念和规制逻辑体系似有不洽。同时,限于反垄断法领域研究使得对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的关注有失偏颇,司法实践中对反垄断法之外的知识产权滥用问题认识不足,甚至立法过程中出现条款间的混乱,也限制了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规制体系的全面完善。考究知识产权滥用概念及其理论依赖路径,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应回归知识产权作为拟制无体财产权的垄断特性,并区分这种特性在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和作为法律制度的知识产权法不同层面的不同作用。我国知识产权滥用规制体系构建应基于知识产权这种特性及其在不同法律层面的作用机制,充分发挥法律体系的作用。

持续侵权状态下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兼议知识产权诉讼停止侵害执行力的扩张

既判力的核心要义在于阻断当事人对既判事项再争议以及禁止法院对既判事项的再判断。对既判力理论及其法律效果认识上的分歧,加剧了知识产权持续侵权诉讼中重复诉讼、事实预决效力识别的困难,由之引发的裁判相反、法律适用不统一远非孤例。借助真实个案切入,结合指导案例,对"后诉审理前诉期间持续的同一被诉行为"和"前诉已决事实对后诉可否产生免证效"两大常遇难题找寻裁判依据、法理支撑,阐明取舍观点。切换思路,对停止侵权判令作扩张解释,使前诉判决执行力延及知识产权存续期间,被诉侵权人如有异议时须以执行异议或确认不侵权之诉对抗执行,以有效缓解权利人因反复证明而致的对立情绪、及时化解纠纷。

广州故事:知识产权法院多棱镜

站在人类膜拜自然尊重历史的大视野,我国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发展完善的历史选择,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长期实践的理性探索。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为样本,述论知识产权法院在技术调查官制度、法官遴选制度以及法官作为审理者负责案件的审理和裁判等改革事项,为什么需要,如何可能,传达出另一种厚重与透彻。

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构造研究——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商标法通过拟制方式赋予注册商标以专有权利。注册制度在商标法中具有重要功能,但注册商标并非当然取得商标权。商标恶意注册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引发法律适用风险。域外国家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我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体系在法律规范设置、法律制度安排及法律体系构建方面均有不足。商标法应增设规制商标恶意注册一般条款、商标使用义务、禁止商标权滥用原则、完善保护特定主体民事权利等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引入“阻碍竞争”法律条款,民法典应规定滥用商标权或者恶意诉讼的侵权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通过协同保护加强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