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文章基于湖北省人口普查数据,选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人口老龄化指标,运用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等分析方法,探讨2000—2020年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并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实现了由年轻型到深度老龄化的转变;湖北省县域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程度先减弱后增强;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重心呈现不规律移动,在钟祥市和天门市之间迁移,重心移动速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根据单因子探测结果可知,人口死亡率是影响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大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显示,人口出生率与人口死亡率的交互作用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解释能力最强。

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研究

非认知能力是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并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支撑。基于现有文献较少探究非认知能力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现实,根据CFPS2016微观调查数据,构建指标体系并测算了农民工非认知能力,进而研究了其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主要通过社区融入效应、就业稳定效应和心理资本效应显著地提高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非认知能力对女性农民工和中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市民化能力指标选取的可靠性,分别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替换因变量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基于生活水平的教育回报性别差异及其变化研究——婚姻教育匹配模式转变角度的解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等值收入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结合婚姻的教育匹配模式转变,考察我国不同教育水平人口教育回报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化原因。研究发现:2006-2017年间,相比男性,女性在个人收入上处于劣势且未有改善,其生活水平由优势转变为劣势;同低教育水平女性相比,高教育水平女性在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性别地位上"跌落更深";婚姻的教育匹配模式改变可用于解释不同教育水平女性的生活水平性别地位变动差异;高教育水平男性从教育同质婚中获得的好处远多于女性,使高教育水平女性在生活水平的性别地位变动上"跌落更深"。本文据此从优化女性受教育环境、改善受教育女性的舆论环境、支持劳动者平衡工作与生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大转折时期的中国人口政策新取向:无为而治与积极有为

中国的人口发展态势正处在一个大的转折过程之中。人口政策继开放“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后必将适应新的变化格局而作进一步调整,由此进入一个“后计划生育时代”。以发展为导向的“大人口观”作为思想引领,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废止目前人口政策中生育控制内容,是下一步完善人口政策使其合乎逻辑的变化方向。未来的人口政策在生育水平上应该无为而治,在人口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方面则应积极有为,须要围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营造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和政策完善,如消除人口流动壁垒促进城乡融合,促进国民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养老事业发展和健康事业发展,追求性别平等在内的包容性发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实现优生、优育、优抚、优养。

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的再认识及政策启示

环境污染问题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自发消除,需要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以消除环境外部性,增加社会福利。许多学者和企业家普遍担心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加强环境规制,会导致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使企业失去竞争优势,可能损害当地企业和产业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以波特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波特假说”,认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实际上不但不会损害企业或产业的竞争力,反而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增强其竞争力,从而在社会福利和企业私利之间实现双赢。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与竞争力关系的再认识,为政府解决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指明了一条新路,也为我国制定绿色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服务业就业——基于全球83个经济体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4—2022年全球83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业就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主要通过抑制成本节约和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提高国内生产者保护来发挥作用。细分政策领域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电子交易、基础设施与联通、支付系统等领域所施加的限制性措施与服务业就业显著负相关。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视角,数字服务投入减少将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本文还分国家(地区)、时段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经济体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经贸关系及贸易时段差异均会对服务业就业产生异质性影响。总体而言,数字服务贸易壁垒越低、自由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一国的服务业就业水平。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充分就业应加快提升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水平,重视同数字服务贸易伙伴国的规则衔接,推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高质量就业协同发展。

资源约束、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

尽管产业结构对资源消耗和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但其理论基础却并不明确。基于这个考虑,本文研究在存在自然资源约束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给定的假设前提下,短期内,由于不同的产业结构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同,经济增长将形成不同的增长路径,但是各产业技术进步率的不同会导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在长期,产业结构及其变动都将通过影响给定资源的消耗而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广受关注,其传导机制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0-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值为39.5%,且两者还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同时这种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逐渐增加呈递增态势。因此,进一步地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合理规划自主研发和外源技术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化。

土地流转能够影响农业转移劳动力创业吗? --基于社会保障和信贷约束的调节效应分析

创业是农业转移劳动力,实现高质量就业、增收的重要方式。基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PSM模型,实证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业转移劳动力创业的影响,并检验了信贷约束和社会保障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显著地增加了农业转移劳动力创业的可能性。机制检验表明,信贷约束在土地流转和创业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而社会保障在两者之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地区、家庭耕地规模和代际土地流转和创业情况存在异质性。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迁移范围与行为决策

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城乡统筹的关键。以农民工留城和返乡决策为研究对象,使用国家卫计委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背景研究和比较了城乡两端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对农民工行为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迁移范围对城乡因素的调节效应及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选择市民化依然是当前农民工群体的主流选择,城市端积极因素吸引是主要动因;(2)省内迁移能够削弱城乡两端消极因素的影响,增强乡村端积极因素的影响;(3)不同代际、职业属性和地区的农民工存在显著的影响程度差异。最后,从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及其时空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这种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半城市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等一系列问题,其根源是对城市化内涵认识不足,仅考虑了城市化"量"的层面,而忽视了对城市化"质"的考量。基于此,文章通过探索城市化质量的内涵,从城市自身发展质量、城市化推进效率、城乡一体化程度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中国及各省市1985—2015年的城市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然后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各地区城市化质量的时空关联演变特征,结果发现:(1)中国城市化质量随时间推移呈逐步提高的趋势,但是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质量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2)在反映城市化质量的四个维度中,城市自身发展质量较好,但是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质量有待改善;城市化推进效率受资本、土地、能源利用效率的制约,略微有所下降;城乡一体化程度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呈下降趋势。(3)城市化质量呈现出较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但是局部空间集聚类型存在明显的东西差异,高-高集聚区数量增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低集聚区处于动态变化中,分布在西部地区,低-高集聚区主要位于河北、安徽、江西以及贵州等地,高-低集聚区则包括新疆、湖北、四川等。最后指出,中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城市化策略,另一方面要优化空间布局,发挥地区之间的协同作用,促进城市化质量的全面提升。

党员高管参与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综合绩效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是企业高管的重要背景特征。党员高管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其影响机制是怎样的?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上市公司综合绩效评价体系,重点研究了党员高管参与公司治理的综合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党员高管促进了上市公司综合绩效的提升。党员高管对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利税贡献、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均具有正向影响。相比民营企业,党员高管对国有企业综合绩效的正向作用更大。相比总经理,党员董事长发挥的治理效应更强。机制研究表明,党员高管通过加强党组织嵌入程度促进了上市公司综合绩效。研究肯定了党员高管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对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改进民营企业党建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的思路建议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过程,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腾笼换鸟、转型升级",迈上新台阶。

中国高耗能行业碳排放因素分解与达峰路径研究

促进高耗能行业碳减排是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于2030年之前达峰的必经之路.通过将能源增强型技术进步和二氧化碳（CO2）排放共同纳入传统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构建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将我国六大高耗能行业碳排放增长率的变动分解为规模效应、能源结构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能源技术进步效应四个部分;并以此为基础,采用情景分析方法对2030年之前高耗能行业碳排放达峰路径进行探索.结果显示：1）对所有行业而言,规模效应是促进碳排放持续增加的主要因素,且该作用在＂十五＂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相反,能源技术进步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对行业碳排放的增加均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抑制;能源结构效应对碳减排的影响较为微弱且在方向上存在着行业差异.2）对于化学原料及制品、非金属制品、黑色金属加工、有色金属加工四个行业而言,能源技术进步效应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尽管该效应的作用强度在时序维度上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与之相比,石油加工、电力生产供应两行业的碳减排主要依赖要素替代效应.3）在高排放情景下,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总量持续快速增长,难以在2030年之前达峰;而在中排放和低排放情景下,六大行业的碳排放将分别于2023年、2017年前后达峰.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

文章把农民工群体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使其成为了急需市民化且易于市民化的群体。文章主要运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农民工课题组问卷调查数据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进行了分析。为了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进行量化,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并结合2005年调查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为了加快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必须进行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不同情境下的农民工维权行动偏好

农民工对维权行动的偏好不仅受到其个人特征的影响,情境的作用也应被充分考虑。结合多分类Logistic分析,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权益侵害的情境不加以区分可能导致不适当的结论。文章以劳动报酬不合理、拖欠工资、作业环境恶劣、超时加班、工伤为例,比较分析各种权益侵害情境下农民工对包括不行动、个人行动、集体行动在内的各种维权行动的偏好,发现农民工通常并不热衷于以集体行动维权,反而在遭遇权益侵害的多数时候将选择不行动,情境的严重性和该情境下行动的有效性可能是其主要考虑因素。以此提出重视农民工的不行动,引导农民工积极合法维权。

中国城镇残疾人就业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和所反映出的问题对中国城镇残疾人就业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回顾了中国在促进城镇残疾人就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接下来阐述了城镇残疾人就业的现状、特点,论述了城镇残疾人就业中的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城镇残疾人就业的政策创新。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质量测度与评价

研究目标:测度与评价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质量。研究方法:根据新发展理念构建产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1997~2016年全国和30个省份的工业数据以及35个二位码工业行业数据进行测度。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产业发展质量总体上呈平稳上升趋势,产业发展速度总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产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发展不平衡,产业的技术进步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较低;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产业发展质量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研究创新:将产业发展质量与工业化进程相结合,从区域和行业的双重视角考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质量水平和阶段变动特征。研究价值:明确产业发展质量的内涵,揭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发展质量的变动趋势,使各地区和各部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有据可依、有标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