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中国文化自信心与学术主体意识,建构中国礼文化传播的理论体系——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

传播学本土化是为了让它成为一门中国化的学问,让它成为中国大众的精神食粮,成为适应中国需要的社会科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最终让中国传播学与世界对话,同全球文化接轨。包括礼文化传播研究在内的传播学本土化的相关议题的提出,显示中国传播学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学术自信心。用"人类整体传播学"来统领本土化传播学,建构一种既继承了中国礼文化优秀传统和优质基因,又融入当代礼仪和国际礼仪以及符合各种社会规范的新型礼文化。

融媒体时代的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研究--以浙江大学“融媒体精英训练营”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这一重大论断和战略部署,为新形势下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提供了遵循,也为加强和改进教育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融媒体时代,大学生既乐于身处虚拟空间享受高效便捷的网络交互体验,又容易在一定程度上被媒介工具所“支配”和“剥离”,因此,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已是大势所趋。

“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与传播”国际高峰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

2012年6月2日，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省电影家协会、浙江传媒学院和《当代电影》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与传播”国际高峰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外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当代电影》、美国ChinaMediaResearch杂志编辑部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就国家形象的影像建构与传播进行了深人的交流与讨论。

浙江大学生媒介接触行为的倾向性研究——以浙江大学本科生为例

论文采取一种特殊的文本搜集方式,对浙江大学近百名本科生的媒介接触行为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考察,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采集来的文本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在媒介接触和信息选择的过程中呈现出很强的倾向性和目的性,对媒介的选择上呈现出一种权威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征,对信息的选择上则遵循一种以政治和民生新闻为导向的简便信息原则。并且在对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信息选择上,其选择行为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

欠发达地区青少年体验式学习公益项目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大学“求是圆梦”贵州学生访学浙大为例

随着西部地区进城务工人数增加,留守儿童的现状引起社会关注。资料显示,大多数留守儿童存在缺乏关爱、家庭教育缺失、性格孤僻、梦想教育缺乏等特点。近年来,欠发达地区青少年体验城市类公益项目逐渐兴起,通过体验式学习的方式让欠发达地区青少年体验城市的生活和学习,开拓视野,加强与同龄人的交流沟通,进行梦想教育。通过浙江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开展的"求是圆梦"湄潭学生访学浙大案例,总结分析了该类公益项目施行的困境,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英国顶尖大学复合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例

当前,我国在国际组织复合型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存在着任职人数少、职员职位低等问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享有盛名,在招生选拔上,该学院强调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能力培养方面,学院注重学科交叉下的复合型人才观照;在选拔输送方面,学生社团、国际组织日、就业中心服务以及全球智库服务等都是其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在保障机制方面,学院致力于整合平台,培育跨学科师资队伍,为学生深耕科研职业发展提供全面保障。从培养理念、培养态度、培养内容和培养导向等维度来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的独特要点在于自由兼容的治学理念,严密、细致的过程化培养,跨学科优势以及积极的应用型研究。借鉴该学院的培养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应厚植国际化氛围,注重理想格局培养;完善培养体系,坚持应用导向;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加快平台搭建;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走进吴越钱塘名校浙江大学

若你在一个崭新的八月乘上那辆接驳巴士，穿过西子湖畔的繁盛树荫，驶过武林广场的车水马龙，眼见着京杭古运河之上运输船悠然划开水面……一路朝着西北驶去，在夏日醉人的暖风中，我想，你会从生命最深处感受到这个江南水城的温厚与善意。而当巴士缓缓进入一道开放式的大门，来到你面前的，便是半个世纪前李约瑟眼中的“东方剑桥”——浙江大学。

国际传播语境下中华文化中亚传播的共识之路

当前以新疆为原点面向中亚地区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尚处于起始阶段,还存在着文化传播力与媒介影响力失衡、国际传媒报道失真、本土性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失语等文化传播困境。在国际传播语境下推动中华文化中亚传播,将文化传播视野扩展至人类共同发展层面,可达成与不同民族国家各文化间的传播共识,实现中国与中亚各民族国家的和平对话,延伸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空间,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和谐共处。

论文化与国际关系的“关系”

国际关系研究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人际关系和文化关系正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重点。在今天 ,各国和各民族文化依然是神圣的 ,同时也将逐渐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丰富的“亚文化”。我们需要多元的“亚文化” ,必须容忍可能的“反文化” ,但不能姑息“反文明”“反人类”

多元学科背景下培养国际汉语教师的有益尝试——以山东大学“教育学双学位”项目为例

多元学科背景的教师培养模式是国际汉语教师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山东大学"教育学双学位"模式是综合类院校培养复合型国际汉语教师的一种新途径,该项目给我们的启示是:(1)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要以核心课程为纲,无需面面俱到;(2)核心课程的可操作性要强,主要以汉语语言学和教育学知识为主,重视第二语言教学观摩的示范作用和海外实习的实践作用;(3)要确保有培养潜力的学生得到深造的机会,降低人才流失率;(4)学生在第二语言教学和研究中要充分发挥其多元学科背景的方法论优势,突破思维定势;(5)毕业论文的形式灵活多样,有效调动学生科研的积极性;(6)多元学科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的职业发展空间。

不同文化的非理性特征与国际文化交往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中国文化的非理性特征进行了明显的“误判”,中国式“无神论”、实用理性和当代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利益驱动,以及中国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是构成双方结成“反西方联盟”的深层障碍。但从自我反思的角度看,国际文化交往中的中国式非理性言行也可能带有偏狭和狂热。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需要各自有“文化自觉”和反思意识。反思意识首先可以将文化的差异感和相互不满从情绪性的宣泄引向理性的思考和认真的相互审视。其次,文化的自我反思以及反思成果的交流,可以帮助和促进文化间的谅解和合作。再次,通过自觉的反思,我们会发现所有现存的文化都有自己的弱点和盲区,都会出现行为模式不同的非理性狂热,谁都不可能单独地引领未来的世界文化主流,并且还需要相互制约和清除“可怕的错误”才能共同继续生存下去。

从“财富浙商”到“文化浙商”:浙江文化的作用和方向

浙商在中国是极具代表性的企业家群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文化是社会实践者的向导,研究浙商与浙江文化的关系,是深入研究浙商前世今生的一个良好角度.从历史的角度看,浙商的出现和一代代的延续,是因为浙商有其浙江文化的强大基因.从现实的角度说,“财富浙商”在改革开放后的崛起,是因为受惠于浙江文化.从未来的角度讲,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浙商要在新高度实现“新飞跃”,从“财富浙商”迈向“文化浙商”,仍然需要借力于浙江文化.

数字时代央视春晚的文化记忆与创新表达

近年来,央视春晚在数字化进程中持续探索与尝试现代传播技术和数字制作技术,以“再媒介化”为手段,对独具地域特色或民族风情的传统文化符号加以展映。由此,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被赋予了欣欣向荣的全新面貌,并鲜活地“嵌入”了大众的社会生活,重新激活了大众的“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唤醒了人们对民族身份的自豪感与现代性认同。

浙江沿海渔歌资源与海洋文化传播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制订的重要举措,浙江是我国沿海大省,党中央与国务院对浙江沿海地区文化产业尤为重视。海洋民间歌曲是海洋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海洋民歌的现有资源和传播有利于进一步开发海洋文化,促进浙江省尽快形成有特色的海洋文化产业链。本文对浙江沿海民歌进行初步梳理,从其类型、内容、文化意义等角度全面剖析现有的海洋文化艺术资源,并对其未来的产业化开发提出问题以及可行性建议,推进海洋蓝色文明的继承与传播。

大众传媒在城乡衔接中的角色:以浙江为例

浙江作为先发展地区,城乡物质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小,而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城乡居民身份认同方面,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衔接,如何发挥大众传媒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给包括电视农村频道或农业栏目在内的大众传媒带来了新的课题。文章对大众传媒在这方面的角色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信息时代,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群体。结合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高校校园文化作为培养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理应引入媒介素养教育。

国际文化研究者的价值观取向

当今时代是文化密切交往和宗教频繁对话的时代,各种交流结果和对话模式都有自己的现实论据。从本土到大同:国际文化研究者总是具有一种或多种价值观。从独断到约定:文化规范的形成也有多种可能或路径。不执着于一种,介于一种以上价值取向,是国际文化研究与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的重要差别。

新媒介语境下的青年编剧:生存与表达、困境与突破——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第68期青年编剧圆桌访谈

新媒介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语境下,影视编剧面临诸多生存挑战与机遇。青年编剧作为长期以来在某种意义上被忽视的群体,需要对该群体进行关注与研究。为此,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第68期暨青年编剧“在北大发言”文艺沙龙之“新媒介语境下青年编剧的生存与表达、困境与突破”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均斋报告厅成功举办。“原创故事创作路径”与共情式“相通性”故事思维,是青年编剧创作的两种重要路径。编导合一的转型生存与剧本工业化实践,是青年编剧重要的产业生存之道。新媒介冲击下,编剧面临受众审美接受变迁、受众故事偏好改变的困境,但同时新媒介又为青年编剧提供了媒介资源库与创意支撑。如何平衡新媒介、人工智能背后的理性、共性与创作背后的感性和个性,是新媒介语境下未来青年编剧需着重探索的重要方向。

文化传播与诗学重构——现代传媒冲击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

现代传媒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其影响力几乎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也不例外。文学与诗学事实上的传播学转向,使“主体论文艺学”渐次式微,也使“诗学重构”必然成为媒介时代的诗学策略。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与“泛文学时代”的来临,现代传媒的操纵作用愈益彰显,文学的媒介性也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工具论文艺学”必然会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走向媒介诗学”,是当代诗学突围困境的一种有价值的尝试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