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际平台,讲华夏学术——浙江大学“身份认同与产业期许的双重变奏:华莱坞电影史观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华莱坞学会2016年年会综述

在这个晚秋意浓、红黄斑澜的十一月,华莱坞学术研究迎来了金秋之际的累累硕果。2016年11月26-27日,浙江大学＂身份认同与产业期许的双重变奏：华莱坞电影史观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华莱坞学会2016年年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隆重举行。

拓宽实用新闻学与移动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力作——读《移动传播学》所想到的

移动传播时代从来没有哪项科技产品能像手机一样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靖鸣、于韵佳的学术专著《移动传播学》一书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移动传播学》对移动媒体和移动传播做了一个相对明晰的界定。第二,这本书基于移动传播学的角度,对移动传播的特性、类型与意义,以及手机移动传播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了分析,结合当下社会热点问题,深入分析和探讨了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智能传播。第三,《移动传播学》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研究方法综合多样。所以该书无论是在拓宽实用新闻学与移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思路,加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在对我国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开拓进取以及对新闻人才更全面有效的培养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学术价值、积极的推动作用与现实指导意义。

回顾、反思、展望:全球华文新闻与传播学术刊物创新与发展

任何一个学科的进步，都离不开学术的交流、发布，学术期刊出版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进步自然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新闻传播学术、学刊的互动与创新，2008全球华文新闻与传播学术刊物创新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于2008年4月25日在杭州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传媒报告》杂志社、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新闻和发展研究所、

增“四力” 铸精品 锻造浙江新闻传播力

每年一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国新闻奖"是树立新闻行业标杆、推动新闻改革,书写不忘初心、兼顾与时俱进的风向标。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刚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级、各类媒体的346件作品获得本届中国新闻奖。浙江省新闻界在本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取得优异成绩,共计有17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4件,二等奖6件,三等奖7件。

21世纪初国际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以SSCI收录的《传播学刊》为例

对SSCI收录、国际传播学会主办的《传播学刊》在21世纪初10年间发表的332篇论文,从论文的地区分布情况、作者的学科背景、作者所在的研究机构或任职单位、论文的合著情况、研究主题、研究媒介、被引频次最多的论文、研究方法以及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引用情况等九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内容分析,认为在这10年间国际传播学研究与整个国际社会生态保持一致,显示出积极互动、有机协调的样态,具体表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和趋势:1.传播学越来越具有独立性;2.传播研究日益多元化;3.传播研究呈现融合化;4.合作研究呈现出增多趋势;5.传播研究密切关注现实和变化;6.传播学研究开始出现多极化。

人类整体传播学: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传播研究

传播研究始终未能厘清在整个人类知识生产体系的学科定位及其内在的学理逻辑,在跨学科悖论、研究领域碎片化和学术自主性等诸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陷入一种阈限焦虑当中迟滞不前。在多元文明共生共存、价值冲突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场,为重构传播研究的核心共识与学科定位指明了方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价值坐标,要求传播研究走出"唯学科化"误区,构建有机整合的知识理论体系;消解"中心-边缘"结构,构建平等自主的知识生产格局;超越主体性维度的阈限焦虑,构建多元对话的学术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传播研究应回到"人"的本质维度,坚守对马克思哲学"类思维"的根本遵循,实现整体主义范式的重大转型,同时构建一种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学科进路,讲好"我们"的人类故事。

返本开新:从20世纪中西学术交流看传播学本土化

"传播学本土化"是一个重要而又热门的话题。文章试图跳出传播学一隅加以探讨:如何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脉络中定位"传播学本土化"?如何在中西交流语境中看待"传播学本土化"?一方面,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就有一个"转化西学"的热潮,体现为清华国学院和中研院史语所的建立、现代新儒家的兴起和"返本开新"的努力,以及社会科学"中国化"思潮。"转化西学"和"返本开新"的观念最早可追溯至唐代以来直至宋明的"新儒学"运动。另一方面,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的一部分,与"西方中心主义"的隐含前提密切相关,后者也使华人学者的研究"自主性"问题变得异常突出。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应该努力将"返本"与"开新"结合起来,即返传统思想和现实经验之"本",开现代传播理论之"新",在时间经线上立足本土、古今联通,在空间纬度上扎根本土、中外沟联。

追求和坚守传播学研究中的人文情怀

传播是人性的外化,人格的折射。人类的全部符号都是人性和人格的建筑材料。人之所以成为地球之主、万物之灵,就在于他会传播,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人,人类的精彩在人文,人文情怀则是一种更加高尚的情趣、境界、博爱和胸怀。传播学研究应该是最具有人文情怀的学术。人文是"万物的尺度"、传播的准星和学术的坐标。

论现代海洋媒介传播体系的构建——以提升浙江媒介海洋传播力为例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开发利用海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现代大众媒介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从传播意识、观察视角、思维模式、报道方式、传播手段等诸多方面,实现从陆地媒介本位向陆地与海洋并重的媒介本位转换,进而构建与海洋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具有强大支撑力的现代海洋媒介传播体系,在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解释·建构·变迁·反思:危机中的风险传播与媒体使命——“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研讨会综述

中国是否进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如果从中国2003年以来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社会现实来看,似乎如此。据中国公安部颁布的数据,2005年全国发生群体性事件7万起,到2007年群体性事件已达8万起,2009年则超过十万起。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肇始,中国连续几年来突发事件频起（包括群体性事件）,大多涉及公众利益,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有些事件甚至酿成较大社会冲突,影响波及海外。

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现状与趋势探析

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在本学科领域内具有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和方向性,这与美国传播学博士项目国际一流的水平密切相关。检索ProQuest近年来传播学博士学位的论文数据并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实际在不断铺设新的前进路标,关注复杂而生动的全球问题、国家命题、民族事务、社会现象、时代风潮之下的传播与媒介课题,从中寻找学科理论的发展线索,提出新的理论问题,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寻求新的理论解释。美国传播学博士学位论文,作为美国传播学博士教育最高的学术检验成果,无论是其发展历史、选题范围和发展趋势,还是其存在的问题,都会给中国传播学界带来有益启示。

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学术寻根

人类要追根问祖，学术要寻根探源。深陷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主义漩涡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要想不迷失自我、丢失主体，就必须通过学术寻根，正本清源，强根固体，立足本土，在广泛吸收国内外传播学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字方针。

试论浙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

１９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到２０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规模日益扩大，此间，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也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浙江早期报刊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较早，数量较多，而且在全国的影响也较大。浙江早期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浙江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而且也促进了浙江近代报刊体系的形成和建立。

“健康传播”传播健康——浅谈健康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道德抉择到德行合一——新闻传播中的道德伦理抉择模式比较研究

当代人面对越来越多的伦理观和德目表,但在行动时却往往盲目无措,一些传播与媒介伦理研究者推荐了"波特图式"和"博克模式"等实用的伦理推理模式,这些希望确定行为理由的推理模式实际上并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有说服力的伦理依据。那什么是我们行动时可以依靠的东西?是随处可感的道德感吗?然而关于道德感的基因、神经生物和生物进化方面最新的科学研究明显打击了我们对道德感神话般的期待。不过,这类研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行为的道德依据或者说道德感形成也许必须要从历史和社会实践的角度来探究,这样,美德伦理的研究传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提出的追寻美德的办法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推理和判断的模型,还把我们引向一条德行合一的道德探询之路。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传播学机制和动因

文章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目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机制和动因。认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传播学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人际传播-非语言传播机制;(2)创新扩散机制;(3)信息传播网络机制。而对非语言传播信息、隐性知识传播以及创意灵感和创新传播效果的追求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主要动因。

当代传播学的生态转向与发展路径

世界正处于大规模的发展与变化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重心正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舒缓而稳健地转移和迁徙。与此同时,当代传播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已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而非洲中心、亚洲主义和中国主张的声浪也日益高涨。传播学研究中的传统学派和批判学派面对诸多难题也有点捉襟见肘、自顾不暇,甚至整个人文学科似乎都处在一种平庸乏味状态,而媒介生态学派却在大展拳脚、开疆拓土,呈示出空前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大陆传播学书籍出版与传播学发展探讨

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30余年来传播学出版的专著、译著的规模、过程、主题与核心作者等方面的数据整理、分析与研究,发现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但在理论积累以及成果创新方面还显薄弱,部分著作存在重复劳动;许多原本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有一些没得到足够重视;当前我国传播学研究队伍的知识背景依然相对单一。因此,传播学学科内各个领域的均衡、全面发展仍需强调,吸引各学科研究者进入到传播学领域,进一步加大力度发展高质量原创成果,应是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努力方向。

中国媒介语境下的突发灾难事件与传播学理论的检视与思考——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汶川地震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检视传播学理论与本土化媒介语境如何契合的机会。研究和思考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突发灾难报道这一特殊的"媒介语境"下的呈现与表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在地震报道中,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传播免疫理论以及传统的受众理论等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从事实层面来看,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以及受众理论等较之历史语境及西方社会语境,都有一定的"变异性呈现",体现了传播理论进入中国媒介语境后显示的本土化特征。从规范层面来看,单一的媒介议程、单一而强势的舆论场、单一的媒介强效果论和消极受众理论等,都不利于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保持议程设置的多样性,保持声音的多元性才有利于公共利益。

试论信息战中的新闻传播战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战作为现代信息战中的一种新的对抗斗争形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文章对信息战条件下的新闻传播战内涵进行了阐述,并说明了新闻传播战中通过消息维和媒体维两维进行作用的原理,以及实现其作战功能的基本流程图。文章将新闻传播战作战手段分为进攻性新闻传播战和防御性新闻传播手段,并结合伊拉克战争中新闻传播领域的斗争实例,说明新闻传播战的作战过程,最后得出了研究新闻传播战对未来我军在新军事变革下的作战手段的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