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文科实践教学探索——以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为例

改革文科实践教学是高校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制定实践教学规划、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完善实践环节管理、建立创新学分制度、实施工学结合模式、改革论文选题指导等,努力探索文科实践教学改革的途径与措施,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创新人才。

论经济学类专业本科教学的“顶天”与“立地”——基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本科教学实践的思考

'顶天'与'立地'是经济学类本科专业教学的两极追求,看似'天壤之别'但实际上是可以两全的。探讨'顶天'与'立地'教学实践是有现实意义的,开展经济学类本科专业'顶天'与'立地'的教学实践体现了经济学院在本科教学方面的抱负与追求。经济学院有'顶天'与'立地'的精彩教学实践并且这种精彩还在延续。

基于创新教育视野的高校文科实践教学探索——以浙江工商大学为例

改革文科实践教学是高校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可以通过制定实践教学规划,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完善实践环节管理,建立创新学分制度,实施工学结合模式,改革论文选题指导等,努力探索文科实践教学改革的途径与措施,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创新人才。

浙江工商大学艺术类新生人格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艺术类大学新生独特的人格特征,探讨有效的学生工作模式和策略。方法选取浙江工商大学艺术学院2003～2007级新生817名为研究对象,以1050名普通文科和898名普通理科学生作为对照,采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进行人格测试。结果艺术类新生与普通文理科新生在聪慧性、实验性、幻想性、自律性和紧张性等人格因素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组别的艺术类新生在人格的不同因素上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必须准确把握艺术类大学生的心理、人格特征和行为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工作。

浙江省农村居民点与乡村人口耦合关系及时空特征

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与资产,农村的人地关系是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研究以浙江省为例,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地学图谱法、人地协调模型和Tapio脱钩模型对2000—2020年浙江省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识别县域尺度农村居民点-乡村人口脱钩类型与人地耦合关系演进过程。结果表明:1)浙江省农村居民点时间上呈现减速上升的趋势,耕地是主要转入源,城镇用地与耕地是主要转出源;空间上呈现多区域集中,全域分散增加的趋势。2)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在时间序列上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空间格局上呈现显著集聚特征,高值区聚集于浙北平原区,而低值区集聚于浙西南山地区。3)浙江省县域乡村人口-农村居民点脱钩关系以强负脱钩为主,即区域乡村人口下降,而农村居民点面积保持上升趋势,乡村人地耦合关系失调现象严重。研究结果对调节人地关系、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是否挤出了信任:一个来自实验经济学的考察

市场是否挤出了信任是社会科学共同关注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的经验品模型模拟了“有市场”环境,同时运用组内设计和数据平移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博弈结构完全相同的模型来刻画“无市场”环境,并设置了七个实验局分别剥离了市场中的语言描述、消费者选择权、商家定价权三个要素,从而全面对比了“有市场”与“无市场”时信任水平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首先,市场能够有效提升信任水平,市场与信任可形成正反馈,这进一步凸显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消费者选择权与商家定价权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对称,其中消费者选择权是关键因素,保护消费者权益对于构建一个良性有效率的市场尤为重要;再次,声誉是消费者选择权促进信任水平提升的重要渠道。本文加深了我们对市场自由竞争本质以及市场机制运行的理解,并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要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保障消费者权益。

回不去的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就业质量与农民工返乡意愿

立足于乡村振兴亟需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的背景,利用2016—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以及各地级市数字经济相关指数构成的面板数据,探究务工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经验证据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即数字经济对农民工返乡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就业质量在数字经济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并且个体年龄和城市政府治理能力在其中分别发挥了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年轻一代、务工地位于东部地区和市内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返乡意愿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为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积极引导高素质农民工返乡,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助力,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推动农民工可持续发展,构建农民工返乡分流机制;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红利,提高城乡劳动者就业质量。

数字经济的僵尸企业治理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数字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依托数字经济助力僵尸企业治理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僵尸企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僵尸企业比重,可发挥僵尸企业治理效应;数字经济的僵尸企业治理效应在非资本密集型行业、非出口型行业、非资源型地区和经济发展压力较小地区更明显;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激励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强企业自生能力发挥僵尸企业治理效应。本文可以为更好地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和加速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全球化战略背景下会展服务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分析——以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公司为例

本文以浙江米奥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化战略以及“双线双展”商业模式为例,对会展服务企业实现数字化的关键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得出,在贸易数字化的新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会展服务企业通过将业务流程、商业模式、产业体系数字化,实现了商业模式“双线双展”的数字化转型,进而与客户、市场、相关企业形成了基于数据融合的价值共享生态系统。会展企业通过业务流程、商业模式、产业体系的数字化升级,不仅为企业创造出了不同形式的商业价值,还为客户创造了社会服务价值,实现了企业与客户价值的共赢共享。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脉络探析——评《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

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脉络的探析,既是对我国经济变革历史的审视,也是对农村社会演变的深刻思考。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在近现代化的征程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从封建社会的枷锁中解放,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大舞台。笔者在开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数字乡村建设、禀赋变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1YJC790062)的过程中,认真学习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一书。

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地区创新吗——基于异质性经济距离的解释

在综合考虑地区创新依赖多维要素的基础上,将地区交通设施与经济距离纳入垂直创新理论,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对地区创新的影响作用。利用1993—2020年中国29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显示:(1)等级公路密度的增加显著提升了各地区创新水平,且在靠近经济前沿的地区中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竞争带来的企业进入与退出在等级公路密度影响地区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作用,且企业进入带来的中介效应更强。(3)企业进入与退出的中介效应对于距离经济前沿较近地区的作用更大。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增长背景下,这一结论为距离经济前沿程度不同的经济体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经验参考。

“义新欧”中欧班列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浙江省县域视角

产业结构升级既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亦对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基于“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准自然实验,选取浙江省53个县(市)2006-2021年的相关指标数据,使用DID模型检验“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可以显著抑制浙江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浙江县域产业升级水平降低约5.4%,影响机制分析部分表明金融支持效应路径抑制浙江县域产业升级,而贸易开放效应路径促进浙江县域产业升级。

平台经济发展下政府职能的优化与企业边界重塑

平台经济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价值链,同时也改变传统的企业边界和政府职能的定义。基于企业边界理论,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传统理论中强调的成本、专用性等因素可能不再是唯一或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新因素是由于数字的重要性而产生的权力因素。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拥有执法权,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因此,基于政府职能理论,对政府的职能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并探讨平台经济在重塑企业边界和优化政府职能方面的中介作用,提出“政府利用平台影响企业边界,企业通过平台优化政府职能”的双向互动路径,为研究政企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范式。研究表明,政府利用平台,实现与企业的信息交流,提高监管规范,促进合作协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进而影响企业边界;企业通过平台实现跨界经营与异业合作,促进创新竞争,实现资产虚拟化和共享化,进行数据驱动经营和个性化服务,促进价格竞争与服务优化,进而优化政府职能。因此,政府应积极利用平台经济的优势,鼓励企业成立或加入平台,积极开展平台化转型,支持平台经济的发展和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支持创新发展,更好履行政府义务、实现政府职能。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针对浙江省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不相匹配的经济现象,利用浙江省1985—2004年统计数据,论证了浙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人力资本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出浙江人力资本综合指数H;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论证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通过建立模型,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浙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其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物资资本的产出弹性,简单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负值,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要大于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已经处于过剩或饱和状态,提高劳动力素质尤为重要.对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国际贸易分工等方面探讨了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对STIRPAT模型进行了扩展,利用1990~2008年浙江省的统计数据,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均实际GDP的影响最大,能源强度的影响较大,人口规模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小,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人均实际GDP持续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正向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能源强度变动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负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变动对碳排放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进出口对浙江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浙江省1980-2004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协整检验和VAR模型,从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角度就进出口对浙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有显著的持续性,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有非显著的持续性;从短期来看,进出口对经济增长都有拉动作用,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于出口。

网络经济背景下浙江省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研究

网络经济背景下,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网络贸易形式对传统专业市场形成巨大冲击,同时也为专业市场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战略性的历史机遇。如何利用网络新技术和新模式实现创新驱动,成为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对浙江省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内涵、意义、现状研究基础上,从创新理论视角提出技术驱动、服务驱动和供应链驱动实现浙江省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三化模式",即:电商化、国际化、集成化。研究有助于推进浙江省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为破解专业市场转型难、升级慢等难题提供理论支撑,为推动浙江经济实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提供策略参考。

经济增长背景下浙江省城乡工业污染转移特征及动因

利用2012年7月我国环境保护部公布的重点环境整治行业信息数据及2001—2010年《浙江统计数据》,对浙江省城乡工业污染转移存在的问题及动因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绝大部分重点污染企业都分布在乡村,且呈分散独立经营状态,这增加了工业污染源整治的难度;政府对乡村地区的环保投入较少,导致城乡工业污染转移态势加剧、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以污染密集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污染天堂效应是浙江城乡工业污染转移的最根本原因。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创新网络联结度相关关系研究——基于对浙江省83家企业研发中心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

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浙江省三大类经济区的创新网络联结度与各经济区创新绩效和经济发展差异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以企业研发中心为"创新极"并联结而成的区域创新网络及其联结度的高低对区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三大类经济区创新网络联结度的梯度差异是造成浙江不同经济区创新绩效和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浙江省经济增长质量分析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过程,已经被发现大部分是依赖于资本过度进入推进的。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体制上的区别,对经济增长进程中要素推动的支持程度也有不同的表现,但是总体来说,它们在经济增长初期的大量投入已广为证实。不过长期而言,这种过度投入会带来深层次问题,并且经济增长在长期不能得到维持。本文采用适当方法详细讨论了对浙江资本存量的估算,并对浙江省1978至2004年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因素展开分解分析,研究浙江经济增长质量状况,从而为浙江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投入结构调整以及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选择提出可供借鉴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