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由阎学通教授领衔的清华团队在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和东亚古代国际关系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并被定名为"清华路径"。本文认为,清华团队的研究取向出现了历史与思想并重的现象,即"一条路径,两种取向"。本文试图对近年来针对"清华路径"的批评与评论作出回应,并探索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清华路径"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实践与当前的国际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如何提炼一个或几个核心概念,以便在思想与历史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如何以概念为中心,将概念、思想与历史有机地整合成一套国际关系理论。最后,要想将"清华路径"上升为"清华学派",清华团队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应当是将新型国际规范的设想系统化和理论化,尝试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

美国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倡议与国内政策的差异及其成因

[研究目的]美国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国际倡议与国内政策在部分事项上存在差异,呈现一定的双重标准。既有研究往往忽略这一差异,可能导致理解美国行为动机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细化研究。[研究方法]通过既有文献,阐明数据本地化功能,在此基础上以解释学方法来确定美国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关注点与核心诉求,并以各国条约文件、正式声明、官员言论等补充证据链条。[研究结论]分析发现,美国双重标准的成因在于希望维持领域内优势地位。通过要求它国接受数据自由流动来确保自身网络进攻优势与数字企业优势地位,同时在国内实行一定的本地化措施以应对该领域内来自中国的挑战。

2024—2025年中国—东盟关系将在总体提升中面临新挑战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2024年4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关系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中印尼双边关系分值从5.1上升至5.7,中越双边关系分值从5.3上升至5.9。这一变化趋势与此前预测基本吻合,即在大国战略竞争态势下,印度尼西亚在中美之间采取了“对冲战略”,越南则延续了“中美平衡”策略,其中高层互访、经贸合作推动了中越、中印尼关系分值提升。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8—2011)

本文以中国11种国际关系学期刊2008—2011年所发表的理论研究类论文为样本,对最近四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回顾。统计结果显示,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的范式取向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尽管传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依然是相对关注最多的范式,但没有任何一种范式居于主导地位。实证主义认识论为绝大多数研究理论问题的中国学者所接受或支持,但仍然只有极少数学者能熟练地驾驭统计分析和形式模型等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理论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相对而言,古代中国思想与东亚历史经验等11个议题最受中国学者的关注。理论创新的整体水平与过去相比未能有明显的提升,但涌现了不少具有相当水准的创新成果,特别是出现了宏观层次的原创性理论。敏锐的问题意识、广博的知识视野、扎实的逻辑和实证能力,是那些原创性理论研究共有的特点。不过,创新成果毕竟仍只占过去四年中国理论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创新乏力,固然源于研究方法薄弱、问题意识欠缺等痼疾,但也与中国学者实干精神的缺乏以及相互交流不足密切相关。

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议题与方法

2020年,全球经历了诸多不确定性事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后,我们又目睹了美国大选的进程。诸多事宜表明,在新的时代,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新现象,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时代变迁与国际关系新议题当前时代我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中。

AUKUS核潜艇合作如何冲击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

核潜艇合作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核心内容。关于这一核潜艇合作项目是否有悖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国际社会存在尖锐的争论。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核潜艇合作与国际核不扩散规范的合规问题,但忽视了其对正在成长中的国际规范的冲击。从规范演化的角度看,违反规范的国家影响力越大,对既有规范的打击越沉重,规范退化的可能性越大。规范的正式程度越低,规范越脆弱,受到冲击后规范退化甚至衰亡的可能性也越大。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最主要的影响在于,三国利用其独特的影响力破坏了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长期以来,由于已有的核潜艇合作活动都没有利用国际核不扩散规范体系中的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使得规避利用该漏洞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或成长中的规范。然而,由于美英澳的核潜艇合作涉及大量武器级高浓缩铀的转让,且高调引用了军用核动力装置漏洞,这将对军用核动力装置转让、军民两用物项管制和核“突破时间”这三项成长中的核不扩散规范产生严重冲击。

国际债券超发与发展中国家新一轮债务危机

202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接连发生国际债务违约事件,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动荡。当前发展中国家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国际债券,对于国际债券在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国际上研究寥寥无几。虽然新兴国家债权人在发展中国家债务中所占份额增大,但国际债券在本轮危机中所呈现的顺周期性、集中到期、汇率波动、评级短视、用途不当等特征,对发债国家债务可持续性造成威胁。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各方债权人应采取灵活渐进的协商改革策略,营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融资环境。

新冷战还是长和平:不确定性下的未来

进入2024年,国际政坛风云变幻的同时,各国地缘风险又层出不穷。俄乌冲突一波未平,中东巴以冲突一波又起,同时红海局势由于胡塞武装出现了风险外溢的迹象。上述现象表明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日益明显,也引发全球各界人士对于未来局势的关切。在诸多风险中,中美关系受到普遍关注,在中国台湾地区选举后,美国也正在进行总统大选,上述因素使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更加增强,甚至有学者用新冷战形容当前中美竞争影响下的国际局势。①然而,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冷战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教训。笔者判断,近期的未来不会是新冷战,也不会是长和平,而是美国在全球治理问题领导无力甚至缺位下的国际乱象,中国崛起会为未来全球秩序与治理提供新的可能。

从联盟体系到盟伴网络:概念厘清与理论适用性探讨

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是其实施全球战略、维持主导地位的重要依靠,它以美国在不同地区建立的双边或多边联盟为基础,根据国际格局变化和战略需求推动其转型和调整。在霸权力量相对衰落、战略目标以应对大国竞争为核心的背景下,美国为平衡多地区、多任务投入的短板,推动联盟体系向盟伴网络扩展。这种扩展试图在不同层次和议题上在既有盟国和伙伴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形成覆盖军事安全、战略经济、高新技术乃至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的网络。美国盟伴网络本质上是基于议题的联合阵线,其发展不能仅从传统联盟政治理论的视角进行考察,而是需要区分内部不同性质的关系及其在不同议题上的呈现,从而理解美国推动与其盟友和伙伴进行战略合作的动态性和限度。

中国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变迁

白皮书是现代国际政治的产物,是提升国际政治透明度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白皮书最初被政府视为"反革命的书",后来其政治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逐渐具备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功能。受环境变化影响,中国政府白皮书的国际政治功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作为反击西方舆论和应对外交压力的工具,早期的政府白皮书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和对外宣传的需要。后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白皮书进入了一个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新的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和公共外交成为中国政府白皮书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功能,这种双重性的功能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白皮书的公共外交功能将越来越成熟,并逐渐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与外交布局

随着中国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外交工作日益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对外经贸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在全球化背景下,首脑外交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十分活跃的外交形式,最高领导人的出访状况反映了对外关系的政治布局特点。本文考察了近20年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布局和最高层对外出访所反映的中国对外政治关系布局的特点,探讨了经济因素在对外关系布局中的角色(包括双边贸易状况对首脑出访决策的影响以及首脑出访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以期获得对外交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较深入认识。

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回应阎学通的“假朋友”理论

阎学通对30年来中美关系从稳定走向不稳定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认为中美之间是一种假朋友关系,过度乐观会导致双方对彼此过度失望。假朋友关系所依赖的理论支撑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心理特点。阎学通利用事件数据来检验中美关系总体的冲突与合作模式,但这些事件数据并不必然捕捉到个人和小团体水平上的变化;与此同时,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事件和特点趋势的编码也有可以商榷之处。笔者认为,安全困境是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替代性解释,而且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诸多稳定性因素。

国际冲突中调停者的偏向与调停效果

在国际调停领域,人们普遍认为,调停者的公正和中立有利于冲突的解决。然而近期学界有新的观点,认为若调停者偏向冲突中的某一方,将更有利于缓解冲突。对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作者认为调停者的偏向会影响冲突双方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最终结果。若冲突双方中一方有极度不安全感,且处于收益框架,认为谈判会有收获,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效果要比不偏不倚的调停效果好。若弱势一方处于损失框架,担心参与调停会危害国家生存,此时调停者偏向不安全感强的一方的调停效果未必更好。在朝核危机六方会谈中,中国偏向朝鲜的立场可以使朝鲜信任中国,进而参与六方会谈,显然中国对六方会谈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中国的偏向立场虽然使朝鲜乐意参与谈判,但对朝核危机的彻底解决却难以取得成效,由于中国偏向朝鲜,朝鲜认为中国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反而使朝鲜有恃无恐,美朝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最终致使六方会谈难有进展。因此,调停者的偏向立场有利于推动冲突双方参与谈判,但不一定有利于冲突的最终解决。

从对立走向统一:国外关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理论的演进

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中心问题,对此西方学者给予了持续关注,并且形成了多种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分别有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戴利的稳态经济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和协同发展观,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总体认识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更接近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美国科技体制沿革及其驱动因素

二战以来,美国科技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历史沿革,分别呈现出“战争威胁呼唤科技发展”“全球化驱动技术预见和创新”“大国竞争促使‘全政府’‘全社会’动员”的基本特征。科技体制变革的背后反映了不同时期美国为适应外部环境所形成的竞争性行为逻辑,集中体现为权力竞争与安全竞争两个方面,即维持优势主导地位与克服威胁挑战是科技体制变革的核心目标,而美国决策精英对外部环境的认知是影响美国科技体制变迁行动逻辑的根本原因。美国科技体制沿革背后的竞争逻辑投射到对华竞争战略上,就是对华实施科技遏制与围堵。同时,美国科技体制的演进也可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经验参考。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日本岸田文雄内阁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针对中国的军事指向明显;增强所谓“反击能力”的欲望强烈;介入台海的军事威慑意图更加明朗;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联手多国制衡中国的做法更加主动;加强武器装备研发、生产和出口的计划正在落实。该战略不仅难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反而会增加国家安全成本,降低安全质量,给邻国造成更大威胁。日本国家和国民安全面临的真正威胁在其国内,而非中国。“统一教”与“黑金政治”造成日本政局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导致日本首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者中枪身亡。日本政治、社会、生态安全问题严重,国际形象日趋恶化。所谓“严峻的国际环境”或许只能说明日本“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失策与失败。

无人机攻击问题国际人道法研究

科技发展让无人机从单纯搜集情报的工具转变为一种武器,由于能够提供更多相关信息,无人机应更能区分战斗员与平民,更能符合比例原则。然而,处理信息能力的不足和评价具体攻击合法性标准的提高以及信息不公开,使得无人机攻击总是在挑战而不是遵守国际人道法。而且,平民操作者进行无人机攻击,理论上也会影响其在国际人道法中的权利。无人机目前是合法武器,但完全自主的发展趋势将使其具有某种程度的"主体"地位,从而给以人为逻辑前提的国际人道法造成根本挑战。在问题变得更棘手以前,应从增强预防措施规则的法律效力和强调指挥官责任入手,及时解决无人机攻击问题。

国际环境问题合作的成败——基于国际气候系统损害的研究

大部分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都以"公地的悲剧"告终,但仍存在少数较为成功的国际环境合作案例。在这些合作中,一些国家不完全受囚徒困境的限制,做出了在客观上有利于集体利益的选择。本文对保护臭氧与控制酸雨危害两个国际合作案例进行分析,说明合作动机与合作成本是影响国家对环境合作态度的两个主要因素,任何较为成功的国际环境合作都必须建立在公共物品私人化的基础上,出于自私动机的自发合作与外部动力推动合作联盟的扩大是实现较为成功合作的必然途径。

美国网络空间政策国际法研究

美国的网络空间政策主要体现在军方和政府的文件上,从最早的1993年白宫发布的关于发展信息基础设施的12864号行政命令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政府文件主要来自白宫,自始至终强调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发展与保护,基本不涉及国际法;军方文件来自国防部、陆军、海军、空军、军法官参考文献等,这些文件虽不同程度地提及国际法,但流于表面。美国的网络空间政策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采取了4种策略,呈现出4个特点。2011年5月白宫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最终明确了美国将采取激进的网络空间政策,即网络空间的某些行为将导致美国在现实世界中使用武力,这对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法律秩序构成严重挑战,不仅会扩展领土和主权概念,延伸使用武力的含义,进一步滥用自卫权;而且使国际社会更难以接受侵略的定义,使国际法的中立制度形同虚设,挑战了国际法的责任制度,破坏了战争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