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起源的“名”“言”之辩：重读《阿Q正传》

从“现代主义”的概念出发重读《阿Q正传》，也意味着从作品出发对这个批评的框架作出说明。在鲁迅作品里，说《野草》是一部“现代派”作品大概不会招致激烈的反对，在风格、意象、气质等各个方面，鲁迅的散文诗带有鲜明的、有意识的现代主义色彩。但鲁迅的小说，除《狂人日记》之外，似乎很难在形式或审美意义上归人现代主义的范畴，而在所有小说作品里，

“五四”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激进诠释学

长期以来，“五四”研究的主流话语总体上没有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关键词所划定的范围。这个范围固然处于所有关于“五四”的思想讨论的核心，但如果不把它放在更大的理论语境里做开放性的理解，关于“五四”的主流话语和知识范型就势必逐渐过度地域化和僵化，从而沦于被各种外围和边缘话语包围、修正乃至颠覆的被动状态。

权威平衡:“臣”之显贵

主要从语言和历史的角度讨论"臣"字的流变。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臣"这个基本字形曾衍生出了一系列不同的复合字形。"臣"的本义主要和视觉、观察有关,它的引申义则包括坚固、侧面等等。例如,"臣"字有可能是"真"、"肾"的声旁和"卧"的形旁。第二部分探讨了战国时代的文本中"臣"这一职业的演变。《论语》中的"臣"是尽职尽责的君子,《孟子》里"臣"几乎和"君"地位相当;《荀子》里的"臣"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对君主的效忠;《韩非子》里的"臣"则严格服从于君主。

散文与社会个体性的创造--论周作人30年代小品文写作的审美政治

本文通过重读周作人30年代"小品文"创作,探讨白话散文与现代性的关系。作者认为,周作人"冲淡平和"的小品文是在"乱世"中保全"理性的个人"的政治实践和审美实践。在文学"理性化"或"非政治化"的外衣下,周作人的写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它力图保持五四启蒙的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批判精神的"纯粹性",力图为现代个体意识寻求风格的自足和日常生活的常态,从而与旧势力和新兴左翼政治持久对抗。作者强调,周作人小品文的审美特质,由这种特定的文化政治紧张所决定,但它在风格层面上掩盖或"升华"了这种紧张。周作人的实践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以失败告终,但他的散文写作却成功地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的文人意识转化为新文学最具有内在强度的写作伦理和语言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