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成立十周年暨“过去、现在与未来:大运河文化研讨会”综述

2023年5月20日至21日,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成立十周年暨“过去、现在与未来:大运河文化研讨会”在聊城举行,会议由聊城大学主办。来自全国近40家高校、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及博士研究生参加会议。本次大会设大会主题报告2场、小组讨论6场,主要围绕运河历史与文化、大运河文化带与国家文化公园、运河考古与文化遗产三方面展开讨论。5月20日上午,会议举行开幕式。第一阶段为“运河学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纪念仪式”,由聊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白成林主持。聊城大学党委书记关延平致欢迎辞。

蓦然回首已十年——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学术研究回顾与展望

日前,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执行院长丁延峰君找到我,希望我写点东西,纪念研究院成立十周年。听了丁院长的话,我还真有点吃惊,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筹备成立,乃运河研究之大事,许多事情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不想她已经走过十个年头!研究院创设,诸事皆我亲身经历。作为研究院首任院长,我确实应该写点东西纪念她。研究院十年来取得的成果颇丰,具体可参见研究院诸君所编《应运而生奋楫远航: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建院十周年年鉴(2012—2022)》一书。((1))这里,我主要回顾运河研究院筹备创立过程及最初几年的一些做法,并对研究院未来的发展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文旅融合背景下聊城运河古镇旅游开发研究

运河古镇记录并反映着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延续和传承,是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聊城运河沿线古镇数量众多,文化资源丰富,具备开展运河文化旅游的良好条件。近年来,聊城市围绕运河古镇的保护与开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旅游产品层次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居民参与程度不高、宣传推介力度不够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相关部门应坚持原真性与完整性、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小规模渐进、公众参与、特色发展等原则,通过创新古镇开发模式、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优化古镇管理体制、加大营销推广力度、构建联动发展机制等措施,实现古镇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有机结合与协调发展。

运河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运河学是以运河及其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一方面研究运河河道工程及其引起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变,即区域水文条件改变、自然水系变化、湖泊形成消长、农业生态环境变化。另一方面研究运河对国家政治及区域商业、手工业、农业、服务业、居住环境、城镇格局、文化交流、风俗习尚、社会流动等方面的影响。它以历史学为基础,利用社会史、历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环境水利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运河学研究对于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及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文旅融合背景下聊城黄运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

聊城位于黄河、运河交汇之地,黄运文化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聊城市极为重视黄河、运河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在管理机制和项目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也存在遗产保护不够系统全面、研究阐释和宣传力度不够、开发利用水平较低、配套服务设施不健全等问题和不足。针对这一现状,聊城市应采取加大遗产保护和阐释力度、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创新旅游发展业态、打造特色旅游品牌、完善配套服务设施等措施,深入挖掘黄运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推动黄运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真正将聊城打造成为“两河交汇”的“明珠城市”。

运河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

运河学是归纳、理解、抽象与运河相关的人类活动及其产生经验后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围绕运河形成的一整套研究、保护、利用的理论与方法。具体而言,运河学的研究内容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作为大运河“本体”的河道及其开挖、畅通所带来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二是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的“运河”在历史时空中价值与意义的变迁;三是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的沿承与渐变。大运河跨越时空的特点决定了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因此运河学理论与方法必须以问题为导向,突出学科本位意识之下的理论借鉴与方法交叉。丰富的运河文献奠定了运河学学科的基础,世界各地运河的同异之别,也注定了其作为专门学科的整体性与世界性意义。

明清运河区域茶的分布及其商品化研究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线区域是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众多的人口、兴盛的市场、生活的丰富,刺激了茶的种植、贩运与销售,茶成为了运河区域社会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饮茶之风的盛行又刺激了茶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大量茶馆、茶棚、茶庵纷纷设立于城市与乡村,并与信仰文化、慈善文化、民俗文化相结合,成为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山东运河城市历史变迁研究——以聊城为对象的考察

明清两朝,聊城是山东运河沿岸重要的河工重地、商业中心、漕运码头,其政治、经济、文化均具有明显的运河特色。作为华北运河重镇,聊城境内不但有大量的河工衙署、水利设施,而且聚集南北商人,会馆遍布,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号称"漕运之咽喉"。同时,因聊城位于交通要道,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明清数百年间备受战乱、兵燹的冲击,对城市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山东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大运河山东段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且特色突出,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近年来,山东省在大运河国家公园规划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仍然存在管理机制有待完善、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特色挖掘不够深入、配套设施有待提升、展示手段不够丰富、产业融合有待加强、缺乏相关专业人才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山东省应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提炼特色文化,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丰富展示利用手段,促进文旅产业融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真正将大运河山东段打造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实现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运河文化建设中的饮食文化研究——以清末山东聊城县为例

聊城县为明清东昌府首县,由于地处运河之滨,漕艘云集,商业发达,称"江北一都会",南北文化在此汇集,从而为饮食业的发达提供了条件。清末黄河北徙,运河断流,聊城经济受到一定影响,但却为饮食文化的积淀、融合时期,不但种类繁多,丰富异常,而且适合不同阶层的人群,形成了诸多的老字号与知名品牌,成为了体现聊城浓厚运河文化底蕴与反映普通市民生活的重要标志。

清代山东运河船闸启闭制度研究——以聊城为例

聊城是清代山东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有着显著的河工、商业、漕运地位,该段运河上闸座密布,对于水源控制、漕船通行有着很大的意义。这些船闸有专人进行管理,有着严格的启闭制度,其中会牌与并塘作为重要的水源控制模式,能够保障漕船处于一种水源相对充盈的河道之中,使国家粮运得以顺利进行,在国家河政、漕政体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文旅融合背景下七级运河古镇保护与开发研究

阳谷县七级镇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具备开展运河文化旅游的良好条件。近年来,七级镇围绕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部分遗产要素保护现状堪忧、开发利用有待加强、运河文化宣传展示力度不够、民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和不足。针对这一情况,相关部门应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小规模渐进、公众参与等原则,采取打造全域运河小镇、开发特色旅游商品、改善滨河生态环境、健全公共服务设施、鼓励小镇居民参与、修复古镇风貌格局等措施,努力实现古镇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有机结合,真正将七级镇打造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运河文化古镇。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构建策略研究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公园的新发展形式,其管理体制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着公园建设的效率。近年来,沿运各地围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管理机构不固定、资金短缺、协调难度大、管理范围不明确、公众参与意愿较弱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沿运各地、各部门应在借鉴国内外国家公园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定位、目标和当地实际,建立统一管理机构,拓展资金来源渠道,明确遗产管控范围,在健全公园法律法规的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沿运地区实际的新型管理体制,真正实现运河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

运河学与运河文化研究论纲

一部运河史,即是半部中华文明史。中国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之际,定型在元、明、清三朝。现代意义上的运河研究始自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逐渐走向壮大。运河对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的影响,无论就其范围还是程度而言,都要比已有研究涵盖面复杂宽广得多。要全面深入地阐释这些复杂现象,应该跳出单一学科的限制,从跨学科角度作综合的系统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门“运河学”。运河学研究囊括很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跨越时空,涵盖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内涵极其丰富、外延极其广阔的学问。

当代人类学转向研究中的“神话历史”问题

时至今日,"神话"与"历史"已然被现代学科体系人为分离开来,由此产生的弊病显而易见。事实上,两者本非一组对立概念,神话作为一种特有的智慧表述与文明基因,对原初先民的观念信仰、行为礼仪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文化编码作用,而早期中国历史恰恰具有鲜明的"神话历史"特点。华夏文明传统基于一套天人合一的神话思维方式建构起来,故而以文学人类学者为代表的人文学科研究者开始积极倡导大传统的通观式研究视角,意在通过促使历史记忆回归本初状态,明晰中国历史叙事源于"神话式历史"这一被遮蔽的事实,有效发挥神话历史的整合性阐释效力,进而能够前往文学文本之外的文化传统中探寻华夏文明的源流问题。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名镇魏家湾经济与文化研究——基于对魏家湾的历史考察

魏家湾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岸重要的漕运码头、商业枢纽、文化中心,不但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人口众多,而且寺庙遍布、科举人员层出不穷,具有重要的经济、交通、文化地位。魏家湾镇的历史演变与河工管理、战乱兵燹、黄运变迁等因素密不可分,是山东乃至北方地区典型的运河城镇。

“后运河”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之治变——以周馥“治河”为中心的研究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危及运河,使其几失运力,运河区域的优势也就此丧失。与之同时,黄河水患也给这一区域带来了沉重打击。山东巡抚周馥以治河为先导,一方面通过筑埝迁民等措施治河养民,另一方面致力于革新原有漕运体制,以达治河之效,部分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管理。

2015年度中国大运河研究综述

自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关于运河学的研究掀起了新的高潮,无论是运河河道管理、运河生态环境、运河遗产保护与开发,还是漕运制度、运河城镇与经济发展、运河文学与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15年度除发表与出版300余篇(本)运河相关研究论文与著作外,还举办了十几次重要学术会议与研讨会,围绕运河文化传承、运河遗产保护与开发、运河旅游业发展、运河复航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共识,从而为中国运河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方法与指导意见。

天工与人工的巧妙结合——大运河的美学解读

大运河除具有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意义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突出的审美属性。从审美形态上看,它囊括了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科学美、技术美等审美形态。从审美范畴看,它既崇高,又优美。研究大运河的审美价值,对于丰富运河文化研究内容、深化其内涵都有重要的意义。

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及其社会活动研究

明清两朝,随着大运河的贯通,运河区域成了各省商人聚集之地,其中尤以徽商、晋商的实力最为强大。徽商分布范围北至京津,南至宁绍,遍布京杭运河、浙东运河沿线。他们以“诚信”为经商理念,以“东南邹鲁”的家乡情怀为团结桑梓、互助共赢的纽带,通过建立会馆、从事公益活动、入仕为官等途径不断提升徽商的社会影响力与凝聚力。并以融入运河区域社会、打造徽商品牌、经商裕国为目的,使徽商文化成为了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业文化,在运河区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