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无闻先生与西南大学书法学科建设

西南大学文学院是西部地区最早招收书法硕士研究生的单位,1987年开始招生,导师为徐无闻先生,由荀运昌、秦效侃、冯建吴、苏葆桢、郭克等教授辅之。徐无闻先生与他的同事们创办书法专业的缘由,应有两点。其一,学科背景。高等学校的本科教育,应该是从清政府灭亡前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开始。"京师大学堂"开始虽然有了本科.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以西南大学农科类专业为例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一场"人才革命",对创新型人才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大学生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以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为例,提出从优化支持保障体系、优化考评激励机制、发挥导师重要作用、培育创新创业文化四个维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与实践。多年来,该院学生开展创新创业项目发展势头良好,创新创业意识更加强化,创新创业文化逐步形成。

辅导员进驻学生园区与辅导员队伍专家化建设——以西南大学为例

学生园区工作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重要部分。只有辅导员进驻学生园区工作不断推进，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能力才有明显提升。辅导员进驻学生园区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辅导员队伍专家化建设，主要表现在：辅导员进驻园区，提供了辅导员队伍专家化建设平台，提升了辅导员专家化发展意识，加速了辅导员队伍专家化建设进程。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传统与新变

海外汉学(Sinology)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其学科特点是以历史语文学(Philology)和文本为基础,对中国典籍进行解读与翻译。之后汉学在欧洲诸国(以法国、德国、英国为甚)持续发展,渐成气候,涌现出一大批知名汉学家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学研究的地理中心逐渐从欧洲迁至美国,学术风气上也完成了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到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范式转移”,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反省也在经历不断的审查和自我审查。近年来,域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越发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汉译本在中国陆续出版。

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重评及其背后的新文学话题

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重评,是新文学话语发挥“权力”之结果。五四学人视《金瓶梅》为文学实录,让其成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代表。并且五四学人承认《金瓶梅》对日常生活的微观书写具有超时代价值,使得传统文章学作为潜在的文化结构贯穿于新文学之中。同时五四学人批判民国消费主义文化对《金瓶梅》的利用,提倡严肃的欲望书写。这些重评,既让“实录叙事”“微观书写”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被发现,也让“欲望书写”的限度得以明确,更改变了文学史中的《金瓶梅》形象。

民族形式与当代文学的中国作风

民族形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诉求和文学实践,是赋能文学革命价值的主要方式,它关涉如何再现和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民族形式并不是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民族化的思想内容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和传统性特征。它充分利用和借鉴传统资源、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表现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实现文学的“政治化”内容、“传统化”形式和“群众化”目标的高度化合,创造当代文学的民族风格,由此形成中国作风的文学潮流,并在吸纳世界文学基础上,努力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境界。

《穆斯林的葬礼》与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问题

《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特征的小说。它获有茅盾文学奖的社会声誉,同时经受着文学史书写的怠慢和文学经典化的美学考验。它书写了曲折的爱情悲剧及其复杂的人性世界,彰显出丰富的历史意识及其传统文化内涵,展示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典型性、史诗性和审美性追求,带有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装置特征。与此同时,它在故事设计、细节刻画以及诗意表达上也存在刻板、重复和拖沓现象,这也敞露出特定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局限和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概念的发现与文学研究的本土现代性——读《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增订本)》

王本朝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增订本)》,以作者、读者、文本、社会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体,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性”视野。此书既从单一到综合,彰显文学史研究的非本质主义认知;又从静止到变化,展示了文学研究的动态视野;再从封闭到开放,打通了文学研究的内外关联;同时还提出了诸多具有中国文学特色的新概念。此书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本土化、综合性学术追求。

半殖民体验与晚清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建构

现代文学研究的民族国家文学命题需要在半殖民体验中重审。晚清文本在殖民西方认知中,试图移植西欧范式的民族国家文学,实现反殖文本的建构。但在帝国内陆文化传统隐脉的影响下,晚清文本中的民族国家成为再次通往世界大同的途径,实则表明了西欧范式在中国本土的不适用性;因晚清文本生成于沿海都市社会,在缺少对内陆农村的主体认知前提下,晚清文人未完成“殖民西方”认知中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建构。

中文创意写作与文学教育的创新发展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和专业发展面临着不少挑战、机会和要求。中文创意写作的独立建制,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调整和完善,彰显了新时代文学教育在知识、理论和实践上的融合与创新。文学教育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可在融通性、应用性和继承性上继续着力。中文创意写作虽不同于传统文学教育,但经典阅读及其现当代作家谈写作的文献史料,都可作为中文创意写作人才培养的教学经验和资源,可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学科发展之路。

“作家”身份的生成与新文学的发生

“谁是作家”“作家是什么”并非不言自明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倡导者有意建构的一套身份与价值观念体系。经由从“著作家”到“创作家”、从“文人”到“作家”的指称转换,以及现代文坛对超人情感和现代知识的强调,作家被赋予“感化读者”与“改进国家”的社会职能。“作家”的生成与判定有赖于现代读者的“发明”与现代文学机制的助推。现代“作家”身兼报刊编辑、文学批评家等多重身份,怀有“启蒙”与“救亡”的价值追求,带来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现代转换。“作家”身份的生成与塑造反映了新文学发生的内在逻辑,也提供了一条反思当下作家观的有效途径。

《文心雕龙》上篇的“文学自觉”阐释

“文学自觉”这一命题含义模糊,通过对《文心雕龙》上篇的阐发可以解决“文学自觉”含义的泛化。《文心雕龙》上篇以“大文学观”为基础,修正了“纯文学”视野对文学的狭窄定义。上篇的篇目呈现层次分明的“文体序列”,可以衡量文章的“自觉”程度,规定了文章书写的广度、深度和表达的自由度。上篇的结构体现以文章为中心的“阐释空间”,通过理想作者和理想读者的建构来确立文章的“正体”,形成一套独特的“文学自觉”标准。

“奉献于逝者的灵前”:作为方法的哀悼与鲁迅“文学政治”的生成路径

在丰富的悼忆文本建立的言说空间中,记忆的批判以及哀悼与记忆之间的双向流动,成为鲁迅构筑哀悼伦理和更新主体意识的重要一环。同时,凭借烈士、故友以及青年对情感机制的唤起,鲁迅以个体抒情的“记念”姿态“介入”到多方政治势力与各种话语对亡者“纪念”的角力当中,在二者的相互缠绕间打开了从私人情愫到公共场域、从话语实践到生命联结的多种可能。将鲁迅的悼忆文本放置在多重的维度之上,经由哀悼的视点,最终通向的是一种“文学政治”路径的生成。

私塾经验:鲁迅的思想镜像与文学表达

鲁迅接受了10年私塾教育,他对这段经历既有温情的回忆,又有深切的反思。鲁迅在结束私塾生活之后又接受了新式教育,两相对照,新式教育成为私塾之镜,私塾生活成为他反思传统文化、建构现代思想的重要资源。鲁迅主要反思了传统私塾教育的“静”与“恩”,提出了“动”与“爱”的现代思想。鲁迅的文学创作也渗透着他独特的私塾经验,且生成为个人化的文学表达。

近四十年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的问题、限度与可能

近四十年来,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成绩斐然。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主要致力于文学史中鸳鸯蝴蝶派的重新定位,但两极评价现象的背后却显示出“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框架的学术限度以及对研究对象主体性与复杂性的关注不足。进入21世纪之后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从多个角度进行开掘,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同时,“鸳鸯蝴蝶派”文学概念的含混、对主体性位置的漠视、稍显大而无当的现代性开掘、与文本的疏离等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延津建构——以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为中心

河南作为中原大地上的王朝古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影响下,刘震云经由想象的点染和审美描摹,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文学延津。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他通过对延津地理空间的多重描述、地域文化的全景书写以及民族性格的地域概述,完成了文学地理上的故乡体系建构,由此实现与地理空间的文学互动和交流,展现出延津叙述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网络小说的快感生产:“爽点”“代入感”与文学的新变

"爽"成为当下网络小说最核心的要求,利用先抑后扬、金手指、升级与扮猪吃虎等手法,网络小说不断地营造着占有感、畅快感、优越感、成就感等"爽点"。读者群体的压力是网络小说追求"爽点"的重要原因,但在根本上,这与网络及其衍生的二次元文化所带来的沉浸体验、角色扮演与"YY"要求有关,网络小说前所未有地强调"代入感"就表明了这一点,在此意义上,网络小说成了数字时代的孤独个体"角色扮演"的文学形式,这让网络文学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特别是传统大众文学的某些新质,突出的表现就是"主角模板"这种写法的确立。总体来看,对"爽点"单一而迫切的追求,让网络文学的发展面临着困境。

接受与效果研究中的“潜文本”——文学理论与传播研究的交叉视角

传媒效果研究注重有效传播而容易造成对无效讯息的忽视,潜文本的存在作用和机制为这种过于经验化和直接化的效果模式提出了充分的理论诉求。潜文本在不同的文本场中有不同的色彩和力场,其无效果只是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的一种不被直接检测到的效果。本文结合文论视域,从效果自身、文本间性、话语主体三层面的观照要求接受研究加强对潜文本及其"无效果"的重视,把文本性还原为文本间性,把主体性还原为文本场,把显文本及其效果还原到潜文本和无效果所组构的有机文本的整体构型(formation)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