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精准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西南政法大学在全面总结与归纳传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聚焦中国—东盟法治合作、海外利益安全、国际人权斗争、涉外争端解决四个方面,集聚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的优质资源,推动了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的形成,探索了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方向与路径。

论法学研究生的讨论式教学的改革与创新——以西南政法大学教学实践为例

伴随着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研究生数量的增长，法学研究生教育课程也日益加重，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弊端日显，而能调动教师与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的讨论式教学有效地填补了传统灌输式教学的不足。然而，尽管研讨课教学法三十余年来已成为我国教育界广受关注、积极探索的一种教改措施，取得一些经验和成果，但是其地位、秩序与成效皆不理想，它在国内研究生教学方法体系中尚处于薄弱的地位，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当前困境与未来举措———西南政法大学经验谈

西南政法大学坚持守正创新、突出特色发展,化区位劣势为区位优势,走出了一条涉外法治人才特色化培养的“非常道”。该“非常道”的基本模式是四轮驱动、进出对流。尽管效果渐彰,但当前培养模式仍存四点问题,这就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痛点、堵点、难点与痒点问题。将一流素质的学生导向涉外法治培养轨道,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必须解决的痛点问题;促进法律与外语、国别法与国内法、中国法与外国法的融贯,是涉外法治人培养必须解决的堵点问题;促进理实相通、知行合一,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必须解决的难点问题;造就拔尖、卓越人才,是涉外法治人培养必须解决的痒点问题。破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当前困境的未来措施是六措并举,统筹深度培养、专门培养、共同培养、实战培养、国别培养以及精英培养六条路径,形成体系化的人才冶铸方案。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全球公共问题也日渐凸显,全球治理应运而生。但是全球治理也带来一系列从规则层面到实践的难题。一个层次、主体非常繁杂的多维度国际行政空间已经逐渐成型,作为一个独立法域的"国际行政法"日趋凸现。历史上中外众多的学者从自己的立场和研究视角来看国际行政法问题,但基本很少认为国际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全球治理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基础,包括调整对象、主体、法律渊源等。但是还有一系列具体、微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推究。

对新编《国际公法学》教材中国际责任法的几点看法

广受瞩目的教育部新编重点教材《国际公法学》在2016年10月出版并陆续成为中国高校法学学生的国际法教材,该教材的编写人员无疑集中了中国国际法学界的权威人士,与不少教材相比,它确实更为系统、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国际法学科的最新发展。然而,在"国际责任法"这一重要章节中却存在落后于国际责任制度发展及使用术语不当等问题。鉴于其在中国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有必要对其不足之处进行研究以促进中国国际法教育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近代中国主权理论体系的初成——基于民国国际法学研究的考察

近代中国主权意识的萌生实与国际法在中国的传入直接相关。欧洲国际法规则的引入,既是国人认识当时代真实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契机,也成为省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丧权状态的基本参照。正是在国际法观念的逐步确立与国际法知识的不断输入下,中国学者们开始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国家权益被侵害剥夺之深,强烈地感受到中国被排斥在平等适用国际法之资格外的不幸与不甘。为中国寻回应有的国际地位与主权权益,刺激了近代中国主权观念的生成,也促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界探索并构建起近代主权理论的初步体系。

民国时期之国际法学教育成长考察

民国时代的来临,使忧心天下的有识之士们大感新生之希望,在振兴教育问题上也更为迫切。1912年后,近代法学教育在培养目标、学制设定与学科分类上较清末进一步向前演进。总体而言,民国前后期的法学教育,在培养目标、学制及分科等方面基本维持一致,其在学制设定与学科分类等方面的规划甚至在今天的中国也得到了相当的沿用与继承。配合这一进程，国际法学也几乎当然地在各类学制中都成为其重要的科目构成。同时，随着国内法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法学专业体系的进一步扩充与细化，也基于国内外局势的动荡变化，国际法学教育在被持续关注的情形下，也表现出一些有别于19世纪末年的发展特点。一。

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知识产权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内涵范畴与评判依据

在世界格局深刻变革调整和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下,单边贸易保护主义频发以致国际贸易规则加速重构,知识产权高标准国际规则随之不再限于财产权等私权的讨论范畴,而是扩展融合进贸易、投资、话语等议题,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进主导知识产权高标准国际规则制定的新模式。所谓“对标‘高标准’”也成为包括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在内的国际规则的热点议题和法治实践焦点。但要“对标‘高标准’”的先决条件是正确认知和确定其评判标准依据、评判主体等基础前提,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知识产权“高标准”国际规则认定范式不一定适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并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应当系统梳理知识产权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发展演进、范式特征与本质属性及危害,并从我国国情和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基础上加强知识产权理论话语体系和国际合作机制构建,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建设,系统提升中国在革新西方主导的高标准认定范式中的国际话语权。

金砖国家集团属性初探——基于国际组织法学的视角

金砖国家集团属于国家间多边合作的制度化新形式,是论坛性组织的典型代表。金砖国家目前把它们之间的多边合作形式认定为以国家间论坛的方式来对包括全球经济和政治重大问题在内的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以协调相互之间的立场,以期进行合作而提升共同的外交政策利益。选择这种合作方式是金砖国家在平衡各自在国际社会的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考量下作出的务实选择。首脑峰会、部长级会议系统和智库协商体系共同组成了金砖国家集团的基本组织模式。这种特有的三重会议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金砖国家集团缺乏常设机构的缺陷,使其在实际运作中的有效性不亚于任何协定性政府间国际组织。

网络犯罪治理国际合作:发展趋势、全球协作与中国方案

网络犯罪的跨国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日趋凸显,业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跨国网络犯罪的治理本身就面临诸多司法实践的困境,近年来网络犯罪呈现出新的犯罪形态,给全球化视域下网络犯罪治理的国际合作带来新挑战,且网络犯罪呈现技术智能化、人员精细化、危害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强化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已成为时代共识。因此,有效协调网络犯罪现有的国际性治理机制,逐步建立起全球性的网络犯罪治理模式已成为现实之需。就中国而言,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我们应立足中国国情,适时地提出中国方案,充分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统筹协调作用,健全现有的区域性网络犯罪治理国际合作机制,构建全新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同时积极打造双多边共治进路,化解司法实践困境,以保障我国网络安全。

海外短期留学实践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及风控方略

随着新时代的来临,海外短期留学实践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因政治安全、信仰安全、文化安全等诱发的安全风险危及意识形态安全。文章针对目前海外短期留学实践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前期思想引导不力、中期教育管理缺位、后期监控跟踪缺乏"的现状,提出了加强海外短期留学实践项目大学生思想风控、行为风控和发展风控等意识形态安全风控的系统方法。

论国际商事仲裁的历史演进

国际商事仲裁从其萌芽发展至今,历经自治、压制、渐趋开放三阶段。国际商事仲裁在这三个阶段的表征不同,实践迥异。自治型国际商事仲裁强调民间权利的自由表达;压制型国际商事仲裁展示国家权力的深层渗透;开放型国际商事仲裁力图在两者的角力中寻找一种平衡。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的蓬勃发展需要一种新型理论的指导,开放型国际商事仲裁体系的构建可能成为国际商事仲裁今后的理论命题。

论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庭审证据规则

仲裁是否也必须遵循严格的证据规则,或者是否必须适用和尊重诉讼证据规则,仲裁理论、立法和实践并未作出明确的回答。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体育世界的最高法庭,其仲裁规则和庭审实践所展现出来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证据规则成为国际体育仲裁立法和实践的最高尺度。国际体育仲裁院庭审证据规则可概括为:举证重心倒置下的共同举证规则、交叉质询下的查证规则、仲裁庭自由裁量主导下的采证规则。

民法典时代国际条约地位的立法模式

《民法通则》第142条关于国际条约地位的条款随着《民法典》的实施出现法律空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也未对此作出规定。第142条有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国际惯例也可适用等内容,在现有民事法律中未能完全覆盖。条约必须遵守来自各政治体意思自治与国家是独立于个体的组织体这一法理。国际条约地位条款事关国家立法权限的分配,将其置于宪法性文件中最为合理。在民法典时代,针对民商事领域出现的国际条约地位漏洞现实,存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补充方法。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中国海外权益保障国际法治构建的理论析探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中国海外权益保障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我国海外权益保障相关法律还存在不少问题,纵向来看,我国国内法在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法律问题时后劲乏力,缺少有力衔接;横向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法律体系各异,各国法治化程度有别,法律冲突难以避免。因此,应以《联合国宪章》等所规定的国际法原则为指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坚持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新与完善国际法规则,强化国际法理论内核,通过合理构建与实施区域法律保障机制,切实加强国际(区域)安全合作,从而建立健全有序完善、保障有力的国家海外权益保障法治体系。

追逃追赃国际合作机制的缺憾及求解

追逃和追赃是目前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两大主题。追逃是把腐败犯罪者遣返回国将其绳之以法,追赃则是要追回非法转移到境外的违法所得及收益。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在追逃的国际合作方面,应加强执法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健全防逃工作机制,将移民法遣返与劝返机制相结合。在追赃的国际合作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尽快通过相互承认和执行没收令制度,实施域外追诉及切实用好反洗钱机制,对非法转移资产活动进行源头打击。此外,我国应积极主动介入国际反腐合作议题,为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反腐追赃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力争推动反腐国际合作持续健康发展。

再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间接征收的认定及扩大适用

间接征收及其规制是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制度,其有效处理对投资者与东道国具有重大意义。在国际投资法领域,认定间接征收存在三个标准,即单一效果标准、单一目的标准、兼采效果和目的标准。至今,国际投资领域未对间接征收做出明确的定义,国际投资仲裁一直存在对间接征收做出扩大解释的情况。这对于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下的鼓励企业境外投资的中国来说是具有双面刃的作用。因此,进一步明确间接征收的定义,明确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间接征收争议的解决,尤其是结合最新案例分析间接对于中国实施的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下“国际德治”与“国际法治”的融合互动

当前传统国际格局正在深刻调整演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逐步构建,全球治理规则话语博弈加剧,单一国际法治模式规制愈显乏力,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应当借鉴倡导"德法并施"的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推进"国际德治"与"国际法治"融合互动,倡导国际社会协同建构"国际德治"规则理论体系,理清其核心价值、要义特征和法理基石,才能合理衡平协调各方利益及其与现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规范体系之间关系。

国际证监会组织的作用与局限——基于国际证券监管合作的视角

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具有"跨国监管网"的一般特征,在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中体现出高效性和专业性的优势。IOSCO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局限,如国际监管合作中的分配问题、执行问题、国内限制问题等。我国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参与IOSCO活动,利用其优势,避免其局限,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国际证券监管合作。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互动理念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的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互动理念是在法治领域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生动实践。该理念的提出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之重构及全面依法治国对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均衡发展的要求,具有丰富的时代意蕴。国内法治、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是国内国际法治互动的三个主体。三者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层面呈现出相互影响、协调一致的三重互动方式,具体表现为将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共同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法治基础、使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的标准相符以及通过国内法治成果引领国际法治建设。深刻理解国内法治、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方式是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互动理念的关键。为更好地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互动理念,在国内层面需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并在国内法治建设中重视国际法,在国际层面应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指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际关系法治化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