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夏令营-记西安交通大学《论语》的智慧讲座

2015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接了两个夏令营：一个是C9联盟,一个是交大科学营.前者来头大,学生来自北大、清华、南开等国内顶尖高校的大学生,天之骄子.后者只是从全国范围内选拔的高中生,大学生的后备军.两个夏令营邀请我讲座的题目均为：《论语》的智慧.对科学营的讲座,前些天心里还有些打鼓：这么小的孩子,能听懂《论语》么？还打电话给负责科学营的丹丹。

探索西部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新模式——西安交通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的通理项目案例研究

本文以西安交通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开展办学项目为例,简要总结了两校通理合作办学项目在实行优势互补、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等方面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以为西部地区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活动提供借鉴与启示。

从《警醒歌》到《为世界之光》——沈心工与交通大学校歌考

校歌是学校文化的重要体现,象征着学校建校传统及办学理念,更代表了学校的育人精神与教学追求。一代音乐巨匠沈心工在交通大学工作的30余年岁月里,先后参与了六首校歌的创作。自1897年第一首校歌问世以来,这些校歌一直激励交大人要"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通过对六首交大校歌由来始末、创作背景的详实考证,向人们展示沈心工先生在校歌创作上体现出来的崇高民族责任感和深厚音乐文化功底。高唱这些校歌,能够激励中华儿女永葆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积极意识,促进我国优秀文化的进一步传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贡献。

萧友梅与《交通大学校歌》考

我国专业音乐教育最主要的奠基者之一萧友梅先生,曾两度为交通大学谱写校歌,一次是1933年3月应交大校长黎照寰之约,采用沈庆鸿、陈柱尊的三段体《母校歌》歌词创作而成。此后是1940年3月又根据沈庆鸿、陈柱尊及唐蔚芝根据《母校歌》修改的《为世界之光》谱写了《交通大学校歌》。几十年来,这首歌曲在激励交大学生实现"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奋斗目标上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更为同时代的有志青年指明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方向。2005年4月4日,西安交通大学决定恢复启用这首校歌。

幼儿园建筑“模块化”设计教学探索——西安交通大学人居学院建筑系模块化建筑营造工坊教学实践

文章将"传统型"幼儿园进行层级拆分,并总结归纳出各功能空间的尺寸取值范围。结合取值范围给出的数值以三种方式设定了作为组合基础的"基元"模块.并以三种类型的"基元"模块组合方式探讨了幼儿园建筑形态与空间的数理组合问题.进而为一种新类型的设计方法探索打下基础。

西部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新模式、新机制探索--西安交通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的通理项目案例研究

本文以西安交通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开展的办学项目(简称"通理项目")为例,总结了通理项目10年来在两校实行优势互补、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和创新合作办学模式、机制等方面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通理模式对西部地区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一些借鉴和启示。

西安交通大学艺术馆藏三方唐墓志释考

本文通过对《唐故工部尚书滑国公韦府君夫人故滑国夫人皇甫氏(维摩)墓志铭并序》、《邻宁节度使检校司徒陇西李公长女墓志并序》、《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三方唐墓志的释考,显示出这三方唐墓志在补史证史以及文学、宗教等方面的利用价值。

生存困境与文学空间理论的突围——兼论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

有别于文-图孽分意义上的文学地图理论,罗伯特·塔利赓续詹姆逊的“认知地图”思想,揭橥文学写作即“绘制地图”的理论。塔利在深入诠释人的存在、处所意识、文学制图三者之间本质性关联的同时,主要阐述文学制图的空间性、隐喻性以及意识形态生产的特征。塔利的文学制图理论以文为图来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不仅为地理批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而且将文学制图理论升华为攸关人的生存之学,文学制图所绘制的文学空间作为本真性的空间,成为人走出空间焦虑和表征危机的“人生地图”。在此意义上,塔利提出文学制图理论,旨在从文学制图的视角,促进人类美好生存。

大学生投入概念与测量进展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大学生投入状态备受关注,学生投入研究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热点。通过对2000~2020年大学生投入研究国际文献的回顾,发现学生投入内涵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将学生投入看作积极的行为表现、积极的心理状态、有正负两极的连续体,以及包含行为、情感、认知的元概念。对学生投入的测量指标包括学术—行为投入指标、学术—心理投入指标、社会—行为投入指标、社会—心理投入指标四个方面,不同的方面存在不同的进展与问题。我国学生投入研究还需要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发挥学生投入研究在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实践意义。

数字时代的职业演化逻辑

人类文明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职业分化演进的过程。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提升生产率与风险应对是职业演进的双维驱动逻辑。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风险与不确定性应对成为新职业重要驱动力,且呈现快速强化趋势。要科学认识数字时代新职业的产生与演化逻辑,对于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应该积极转变观念,主动适应新技术变革对职业的替代与创造效应,理性应对其带来的就业方式与就业机会的转变,优化就业治理策略,努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女性主义视角下电影《热辣滚烫》的叙事张力与价值转向

电影《热辣滚烫》通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欢乐、轻松的喜剧特质为叙事基调,选择女性大胆“爱自己”作为叙事切入点,在积极关切现实语境、讨论社会热点话题的同时,塑造了生动鲜活的女性人物群像,传递了温暖的现实主义,彰显了女性主义的强大力量,拓宽了女性话语的叙事空间。文中以电影《热辣滚烫》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女性主义、女性电影的概念进行辨析,进而从女性主体、女性话语等女性主义视角具体剖析影片蕴含的叙事张力、深层逻辑和价值转向。

“以复古为解放”——龚自珍思想新诠

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这一对清代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对于近代启蒙开山者龚自珍的思想同样成立。它表现为龚自珍复宗法之古,于君主专制而得解放,表现为龚自珍复“以同而异”之古,于“天下病梅”而得解放,还表现为龚自珍复“情本”思想之古,于存理灭欲得解放。而这种复古主张与进步思想的一体两面之所以可能,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思想史具有别于线性发展的“生命自组织”的回馈性,另一方面又为我们说明了中国思想变革离不开其思想的“内源性”,以及这种“内源性”蕴含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无限的生命潜能。

依时序跨文体:苏轼作品阅读方式的一种尝试

苏轼喜欢对同一主题进行跨文体创作,即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件事用不同文体多角度表达他的看法和感受。因不同文体承袭不同传统,有其自身套路,难免影响作者处理话题的态度和格调,这在以往常被忽略,对此有必要尝试依时序跨文体重读苏轼作品。苏轼散文体的尺牍、题跋和杂记的数量庞大,是其作品中被忽视的宝藏。通过对苏轼诗与非正式散文文体差异的多重考察,探讨不同文体对作家表现同一事件方式的影响。对于苏轼在不同文体中处理相同主题或事件,不能简单解释为作家热衷在每个新作中都变换手法和方式。文学形式本身,或者至少是苏轼使用它们的方式,对结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苏轼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时,参照系随之改变,他对主题的处理也随之改变。

关于高等书法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与体会

笔者自1989年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已经35年了,主要从事书法博士后、书法博士、书法硕士与书法本科的教育培养和科研工作,担任书法本科生的中国书法史、书法美学、篆书理论与实践、书法鉴赏精品课程的教学。其中“篆书理论与实践”为西安交通大学首批责任教授课程。

《易传》之“通”——从发生与诠释的角度看

“通达”或“感通”是《周易》的一个重要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万物间的交通、感通在人们观念中形成的“通”,后来成了儒家以及道家观察社会人生的基本方法。“通”的哲理意义,从认识论上来看就是从不同的事项中认识和抽象出其相通的共同点,看到各种思想背后的实质。“道”无所不通,为儒学的价值之发生与诠释提供了可能。哲学思想的发生,一方面,因其作为生存境遇中的主体生命体验,一定有其外缘的刺激,有传统和具体时代特征的烙印;另一方面,哲学思想作为人类精神对自己生存境遇的投射,也一定体现了人类精神图谱中的某些共性。儒者只有在儒学的义理范围之内,通过自身的独特生命实践,对传统儒学有所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对儒学义理的诠释。《易经》是儒道共同的思想资源,道家从自然法则的变化角度理解“通”,而儒家则坚持人文化成将价值付诸实践,二者均以“天人合一”的思考方式为出发点,但在原则上有很大区别。儒学的发生与诠释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

明清小说“游士” 叙事的艺术特色及内涵解读

“游士”群体作为四处游历的群体代称由来已久,“游士”身份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对自由的向往以及精神寄托。明清小说中“游士”叙事在叙事结构、叙事场景、叙事审美等维度的叙事艺术特色以及叙事线索文化背景、叙事主体身份内涵以及叙事内容精神寄托所切入的叙事文化内涵均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较高的启发借鉴价值。

男权视域下市井女性形象演变——从宋元话本到《水浒传》

将宋元话本中描写婚姻爱情的女性主人公与《水浒传》中婚姻情感的市井女性相比,可以看到《水浒传》对宋元话本女性形象的传承与改变。二者都以聪明伶俐有才能的女性为描写对象,并给了她们同样的悲剧命运。但与宋元话本只是单纯描写女性自身情欲的放纵不同,《水浒传》已隐约表达出婚姻的不匹配和女性婚后情感不能满足是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水浒传》的作者与宋元时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情感认识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作为身体美学的中国武术

当代身体美学的异军突起无疑为中国武术之美的深入解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契机。身体美学与中国武术之美都具有身心一体的性质,二者都通向了内外互见的显现之美、能受一体的生命之美、寓形上于形下的神圣之美。认识到这一点,不仅能使中国武术之美的深刻机理第一次大白于世,也使中国武术“技进乎道”地得以挺身于“道美合一”的中国文化的真正腹地。这也意味着,正如300多年前的“援武于儒”的颜元所说,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应“近取诸身”地始于中国武术的复兴,而非后儒所说的一味地读书诵经和“袖手谈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