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考——刘建军教授访谈录

在本篇访谈录中,刘建军教授论述了在当前历史人文背景下如何建构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主要内容包括:目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新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创建中的学术立场、行动路径、基本内涵等问题。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是译介面广,二是接受迅速,三是研究有深度,四是有自我建构意识。但还存在对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和认知方式相对滞后等问题,致使学界对外国文学内涵和外延乃至其基本功能的认知缺少整体意义上的提升与突破。在此现状下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重构,需要深入探究五个方面:其一是注重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其二是外国文学研究要有“文学多模态样式”的新形态;其三是需要把握好外国文学现有的研究程度乃至世界发展新状况作为新建的基础;其四是意识到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已经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话语”阶段,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建设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新的知识体系的根本依据;其五是新的外国文学研究知识体系建构的主要内涵之一是课程思政。做好外国文学的课程思政既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分析专业现象能力,同时又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以上问题的探讨将为新时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多元的思考研究路径。

列维纳斯的文学外在性探索

“外在性”是列维纳斯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而文学与外在性的互动关系则是列维纳斯思想研究中一个尚待澄清的问题。一方面,列维纳斯曾明确否定过文艺作品具有外在性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却时常通过援引文学作品来阐述自己的外在性思想,这便使得文学外在性以一种暧昧不明的形态呈现于列维纳斯的著作中。对列维纳斯文学外在性探索的三个阶段——否定期、暧昧期与成熟期进行历时性阐述,能够帮助人们系统掌握列维纳斯文学外在性思想的总体脉络,深入理解列维纳斯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进而反思后二战时代文学的社会伦理意义。

“党”也者,万物之公性情也——清末民初《大学》诠释史中的社会公德之建构

对封建礼教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晚清至民国时期文化思想变革的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实则演变自以《大学》“八目”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基本结构的儒家道德政治学说,更确切地说,演变自由道德以说政治的基本进路。由此,在晚清“明道救世”背景下,人们对《大学》纲目的诠释由清中叶凌廷堪所谓“以礼代理”走向晚清时期的“礼理合流”;进而引起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家之个人“私德”如何转化为现代社会之“公德”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以“党”为中介的思想观念,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的诞生建构了一个道德与政治的双重思想背景。

当代大学生文学阅读调查报告

一、问题缘起王晓明教授在《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1]一文中指出：＂最近十五年,中国大陆的文学地图明显改变＂,文学图景的改变首当其冲的是＂网络文学＂的兴盛,因此,这＂六分天下＂的文学首先因为＂网络＂与＂纸媒＂的传播形式,分为两大部分。其中,

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述要

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端可以上溯至20世纪初。随着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输入,一些学者采用古典进化论人类学理论从事神话故事与上古文化研究,开启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先河。约从二十年代后期起,文学人类学研究趋向繁荣,此时不仅有茅盾等采用人类学理论从事中国古典神话研究,更有郑振铎、郭沫若等将人类学理论引入古史研究领域。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受国内文化人类学发展的推进,文学人类学研究出现文史学者与人类学者两个主要群体,他们共同开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局面。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著作编写体例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编撰,在"文学批评"概念界定方面逐渐从广义走向狭义,批评内在质素逐渐受到重视;在"现代"的时间界定问题上,上下限不断延伸,反映出编撰者对文学批评自身现代性认识的加深;在"现代史"内部的历史分期方面,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时期观念,但各著作对不同时期的定位又有认识角度的差别;史料的梳理、整合具有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丰富的趋势,彰显出"论"史的特征。

流动的“乡土性”——“西安城”的文学表征与建构

吴文莉的“西安城三部曲”《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以1899—2019年河南、山东移民在西安生存发展的经历为题材,意图书写“中国平民百年生存史”,因此也就与传统中国迈向现代的进程形成共振与互文。小说着力塑造的商人形象呈现出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食货志”,三位现代商人形象的异同也道出传统中国本身对于“商业”的复杂态度。在这一经济生活史背后,作者刻画出的女性群像并不依附于“商人大传”,而是在冷静陈述“男性凝视”事实的基础上,将“烈女”还原为“列女”,完成了女性身份的自我确证。“移民史”书写是对现代早期知识分子“救世”探索的历史回应和文学表征,这一路径体现出中国“自发现代化”的资源与实践的历程。

迟子建“创作重复”现象与当代中国文学症候

迟子建多年来创作上的重复不是文坛孤案,而是一批当代知名作家的创作共性;一些批评家碍于情面等因素的吹捧式评价,更是遮蔽、加重了这一文坛痼疾。究其根源,这种创作症候源于作家为文观的偏差、写作能力的不足、对现代主义的过度迷恋以及批评界不负责任的超越性论调等多种因素。唯有尊重文学的时代性诉求,重审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遗产,杜绝历史虚无主义与不必要的神秘主义,重返经典,重提写作的非功利性,才能彻底根除这种功利浮躁时代的文学病相。

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策略研究

充分发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思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在讲授专业知识时,教师可以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在教学中教师借助雨课堂、问卷星等技术手段,采用实景教学、主题辩论、作品演绎、小组学习等教学方法建构“交互式”课堂。通过加大过程性评价,可使评价方式实现多元化与信息化,实现基于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目标。

“玩”与中国传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变迁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玩”是一个与物亲和的独特美学范畴,其审美价值隐伏并受限于先秦时期的玩好娱乐,播迁并深度关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的自觉,发扬并确立于宋明时期器物美学观念的成熟推展。从“丧志”之斥到“适情”“尊生”的价值肯定,“玩”范畴生动揭示了中国传统物审美活动的价值突围及其对古典文论、美学观念的潜在深刻影响。当然,鉴于“玩”以其对物的具身经验最终超越了传统感物美学中物的媒介化定位,具有以物为直接、完整之感性对象的现代性美学意义,其亦为当代审美文化反思提供了可资参照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范例。

对外汉语初级综合课堂提问案例分析——以北京语言大学示范课为例

本文通过对北京语言大学初级汉语综合课示范录像进行视频转写,分析语料,并结合相关理论,对问题总数、课堂提问类型、学生回答问题的方式、教师回馈方式四个方面进行细致描写和比较,探讨使用哪种提问类型、学生回答问题方式以及反馈方式能在对外汉语课堂中起到更好的作用,并提出相应建议。

从“死”“葬”等字看中国传统丧葬文化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其形体结构往往能反映出一定的文化内涵。汉字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从最早的甲骨文演变到如今的简体字,其字形、字音、字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汉字中所蕴藏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也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死”“丧”等汉字的出现和演变,展现了中国传统丧葬观念、丧葬方式、丧葬礼仪等文化信息,反映了中国人对生死、亲情、敬意等价值观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对“死”“葬”等字进行考释,对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存在的骑士》的文学绘图与生存之路

卡尔维诺在《不存在的骑士》中借小说人物苔奥朵拉之笔,以文学绘图的形式将不同人物的生存样貌绘制成了形状各异的路线,描绘了远古和现代社会两种极端的存在状态,以及处于存在焦虑中的个体与现实世界交融共生的关系。苔奥朵拉的乌托邦绘图影射了处于身份认同困境的现代人的生存模式,同时强调了幻想与实践相结合的主题。小说呈现了一幅可供对比和思考的图示,引发了对现代社会个体存在状态的反思。

“走X”结构的语言分析

近年来,“走X”在汉语中逐渐出现了新兴的搭配。本文从“走”的历时角度入手,根据语料分析“走X”结构的形式与搭配。“走X”结构否定式的否定词在“走”的前面;“走X”可以充当谓语成分、定语成分,部分“走X”结构能被“很、非常、十分、特别”等程度副词修饰,中间几乎不能插入“了”、“过”。“走X”结构的形成可归因于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语言因素有语言经济性原则和类推机制,非语言因素主要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社会文化心理。

爱默生的中国书写

爱默生作为19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其散文、讲演乃至日记中都有许多对中国的评价与典籍引用。爱默生对中国态度的前后转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文明在美国人民心中的一部转变写真。青年爱默生对中国的丑化和矮化,正是出于其将中国视为一个能够满足美国自我形象幻想需要的对象,并随之对中国形象进行了解构,这一时期的爱默生将中国视为一个畸形的封闭者。中年爱默生对于中国形象的扭转,更多出自美国精神以及民族认同感建立的需要:他将中国塑造为了一种精神乌托邦式的存在,表现出爱默生的多样性哲学需求和美国文明离心性的文化转向。

从《水浒传》看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相互影响

白话文学代表作《水浒传》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在艺术形式方面如方言俚语、“三段式”故事结构、章回小说体裁和内容方面如人物形象、题材故事产生了影响,作家文学对民间文学在内容、思想、传播传承、民间说唱方面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二者产生相互影响的原因包括历史地理、政治文化和个人主观因素,影响上又存在地域性、时代性、主观性的特点。

郁达夫抒情小说创作转向探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创作极具个人特色,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初期小说创作更是引起了巨大争议。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一直被贴上“颓废”“色情”“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感伤”等标签。但是在创作社的转向中,郁达夫展现了极高的政治革命热情,在其早期作品中可以探得这一苗头的“萌芽”,后续创作中更是展现了一个内心柔软的抒情作家坚定的革命意志。不可否认,这些创作仍有局限之处,但不能因此否决郁达夫的创作方向转变及为后来者带来的启示与反思。

清末陕西郃阳董常义劝善作品内容及其价值

自20世纪20年代起,善书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如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对善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涉及善书的思想内涵、价值观、宗教信仰、社会实践等方面。然时至今日,关于清代陕西善书代表人物董常义的研究尚无展开。通过全面梳理董常义代表作品《荒年歌》和《字不离谱》的版本和内容,不仅肯定了其在劝善教化方面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积极意义,而且阐述了其作品在历史、文学和语言学上的价值。

(非)共同体: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中的小镇

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小镇具有“共同体/非共同体”的双重性质,“封闭”性、“接触”的无效性形成了小镇的“非共同体”特征和人物的孤独、沉默状态。各个故事印证了有机共同体难以建立的内在原因:主观层面上共同价值感的缺失、对差异性的忽视,客观上经济、社会阶层、文化等各层面的现实语境都会构成障碍。门罗的小镇(非)共同体书写体现出日常生活辩证法,“重大”的意义就在微小的“日常”之中;小说的叙述声音具有双重性,在共同体内部体现出心灵世界的奇异性,又在共同体之外保持着冷峻的反讽精神,以深刻的内省性激发读者的思考。

现代汉语叹词的互动功能初探

从互动交际视角观察,叹词对言谈互动语境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文章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叹词的释义归纳,对比考察自然口语语料中叹词的用法分布,将叹词的功能归纳为四个方面,即:认识状态表达、言者态度表达、情感表达和独立实施互动行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叹词的单句例释体现了叹词用法的互动性,基于上述表达功能分析,辞书在叹词的释义模式上仍可再做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