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校高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证分析——以1621名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

西藏高校高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应有之义,更是在维护西藏持续稳 定与长治久安过程中承担的重大历史责任与使命。当前西藏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效显著,学生基本树立起了 “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等思想,但在进一步巩固教育成果,提升教育成效的过程中,仍存在课业融合性不够、知行 耦合性不高、教学聚合性不强等问题。因此,西藏高校应充分利用融合机制,从上好每一堂课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五 观”教育为抓手,渐进实现有机统一的课程体系、联动互嵌的实践平台,打造优秀教师团队,充分利用网络媒介,进而实 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断的出场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主旨灵魂,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它的提出有其扎实深厚的理论基础、历史悠久的文化渊源、百年治理的经验积累和风云变幻的现实要求。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断的出场逻辑,有助于更加深刻理解其理论内涵和重要意义。

十八世纪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趋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18世纪西藏地方政局可谓起伏不定、动荡不止,却有一个主流趋势日益清晰可见:清朝在西藏的统治从间接到直接不断强化。其大致过程是,借蒙藏上层矛盾和冲突之机,逐步加大直接干预力度,以驱准保藏终结蒙藏联合执政格局,改变当时地方治理运行不畅的局面,逐步推行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管理西藏事务的模式,最终形成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完备形态,得到西藏僧俗的衷心拥护,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体现。

“大一统”视域下明代西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融汇,但对国家“大一统”的不懈追求却成为中华各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并形成了对历代中央政权、正统、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这些认同均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内容,不仅成为中华各民族联系、融合与携手前行的桥梁和纽带,也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核心凝聚力量。自古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勤劳勇敢的藏民族,在与周边地区和民族进行广泛而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明一代,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员,不仅为维护明朝的“大一统”政权和正统、治统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论“老西藏精神”在西藏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时代价值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与“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老西藏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髓之一,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弘扬“老西藏精神”指引了方向,“老西藏精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西藏经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磅礴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大力提倡和弘扬“老西藏精神”,构筑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对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新时代西藏高校中华民族观教育:目标定位、核心内容及实践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西藏高校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中华民族观教育实践,是铸牢各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文章立足西藏区情,从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三个横向维度研究高校中华民族观教育,明确理性认知、情感心理、实践行为三层价值维度目标,瞄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等四个核心内容,基于理论性、经验性研究理路,提出充分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树立“美美与共”导向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构建“互嵌式”校园促进“三交”实践、推进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与阐释等对策建议。

加强西藏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研究

西藏高校大学生是稳定西藏、建设西藏、繁荣西藏的新生力量和后备军。在西藏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关系“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在新的伟大征程上,通过在西藏高校中开展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利用好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主阵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育教学,使广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加强西藏高校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西藏纳木错湖滨三处岩画榜题的释读与研究

2021年西藏那曲市和拉萨市联合组织的“纳木错环湖科考”先后在纳木错湖东南岸扎西岛和西岸其多山,发现三处年代约为9至12世纪的洞穴岩画并保留着榜题。其中一部分榜题内容与附带画面高度吻合,与吐蕃时期的苯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另一部分榜题内容与洞穴动物、祭祀画面并无直接关联,但其共存关系为羌塘先民利用洞穴,外界贸易文化交流等提供重要线索。

西藏自治区民族干部工作的发展历程及成就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西藏自治区民族干部工作成就斐然,民族干部政治素养极大提升,民族干部数量迅速提高,民族干部结构层次日臻科学,注重妇女干部与后备干部培养,民族干部能力逐步增强;西藏自治区民族干部工作务必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自治区民族干部工作的全面领导,务必建立科学合理的西藏自治区民族干部人事制度,务必与时俱进推动西藏自治区民族干部队伍工作,务必重视教育提高西藏自治区民族干部的文化素养。

“路学”视野下的西藏现代化发展研究

修筑现代道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地方社会迈入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西藏虽然是我国最晚修筑现代道路的边疆地方,但仅在70年之内,西藏先后完成了公路、航线、铁路等设施建设,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现代交通体系。文章通过对道路在和平解放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沿线城镇繁荣、旅游业的兴起,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领域所起的推动作用予以概括和诠释,以此进一步阐明现代道路在西藏发展中所具有的流动性、连通性、通达性以及时空压缩的显著效益。文章也进一步指出,西藏和平解放70多年以来,现代道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规划、建设以及使用道路的过程中值得全面考量和评估,以更好地推动西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野下藏族和回族族际通婚研究--基于甘肃夏河县的个案调查

本文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重点探讨了夏河地区族际通婚的社会现象。族际通婚作为衡量民族交融的一个重要维度,具有窥探民族关系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价值。本文主要通过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分析夏河藏族和回族的通婚率、族际通婚性别比例等现状及影响藏、回族际通婚的个人和族群层面的因素。

青海湖南岸倒淌河镇蒙古村的通婚圈变迁研究

通婚圈是用来描述择偶规律和结构的重要“指标”,表示某一社会群体成员配偶对象的来源范围。它可以从“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两个不同的维度进行定义和测量。通婚圈的变化反映婚姻交往的变化,通婚圈扩大意味着人们择偶范围的扩大,远距离交往交流的扩展;通婚圈缩小意味着人们的择偶空间变小,地域交往封闭或不对称。文章以蒙藏汉聚居区青海湖南岸蒙古村为田野调查点,从人类学视角对其通婚圈的形成、特点及其发展变迁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蒙古村的通婚圈按照通婚形式可分为族内通婚和族际通婚,而通婚圈的变迁主要表现在通婚辐射半径逐渐延长、两性通婚圈的不对等和通婚民族趋于多样化等方面。

唐蕃交往交流交融遗存碑刻研究

在200多年的唐蕃交融史中,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包括碑刻、史籍以及民间故事等。其中,现存于西藏境内的、反映唐蕃关系的汉藏文碑刻有四通:一是位于吉隆县境内的“大唐天竺使之铭”,刻于唐显庆三年(658),是唐蕃早期友好交往关系的见证。二是位于布达拉宫广场的“恩兰·达扎路恭碑”,记载了763年吐蕃大将达扎路恭(马重英)率军攻占长安的历史,是唐蕃中期交流交锋的见证。三是位于昌都察雅的仁达摩崖石刻,刻于804年,记载了参与制作佛像的藏汉工匠姓名,是唐蕃中晚期佛教文化交融的见证。四是位于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刻于823年,是唐蕃交融“社稷如一”的见证。从这几通碑刻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发展轨迹。

依法治藏背景下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多维路径研究

法治化是新时代西藏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藏是顺应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必然要求,是在西藏全社会实现良法善治、合作共治的基础性工程。文章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分析全面推进依法治藏促进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探索全面推进依法治藏同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并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藏促进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维路径。指出西藏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依法治藏工作,法治理念和模式在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为西藏高质量发展与长治久安给予有力的法治保障,为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基础。

晚期印度密教及其主要文本研究

公元8世纪后半叶,在印度兴起的无上瑜伽派被学界统称为晚期密教,这一时期形成密教父续文本《密集教王经》后,母续文本《喜金刚续》和《胜乐续》也陆续问世。不过随着11世纪穆斯林对北印度的征服,佛教进入了一段生死攸关的时期,这也促使了无上瑜伽派以及包含印度一切恒特罗思想的无二续《时轮经》在印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随着后来超戒寺和那烂陀寺相继被破坏,佛教最终还是在印度渐趋消亡。另一方面,随着亚洲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交流日渐增多,唐宋时期先后对《密集教王经》和《喜金刚续》进行了汉译,不过以无上瑜伽续为主的所有金刚乘密法由于受文字障碍和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在祖国内地影响逐渐式微。值得庆幸的是,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大进程中,朗达玛灭佛后的西藏进入佛教后弘期,一度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阶段,五位印度亲教师所创作的《无上瑜伽根本续》及其注疏、成就法、秘法、仪轨等文本几乎全部得以译为藏文,正是《甘珠尔》和《丹珠尔》收录的3000多本无上瑜伽续经典,极大地充实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佛教文献的数量。文章基于上述历史事实,对晚期密教即无上瑜伽派的主要经典《密集教王经》《喜金刚续》《胜乐续》《时轮经》的内容和及其藏译本的形成历史,《密集教王经》和《喜金刚续》汉藏译本的异同,以及西藏学者所著四部密续注疏等内容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吐蕃时期拉萨河谷宗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文章以拉萨河谷内分布的吐蕃时期宗教建筑遗址、石窟寺、摩崖造像、碑刻等实物证据为依据,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不仅对河谷内各类遗存的特性进行了简述,而且初步梳理了遗存空间分布与拉萨河谷内聚落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实物证据的视角,展示了吐蕃时期拉萨河谷重要建筑物与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力空间之间存在的重建过程,以及“拉萨城”的粗线条发展历程。

17世纪西藏地方若干法典版本比较研究

藏学界历来重视西藏地方政府传统法典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从现有的成果看,藏巴汗地方政权时期的《十六法典》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初期的《十三法典》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传统法典文献,至于其他17世纪的法典,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采用文献学方法,探究了17世纪西藏地方传统藏文法典文献的作者、成文时间及相关问题等。分析传统藏文法典文献的绪论与结尾,及其他藏文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藏巴汗地方政权时期除了《十六法典》以外先后颁布了三部法典,而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初期除了《十三法典》外颁布了两部法典,至此17世纪西藏地方共有7部传统藏文法典文献。后期,在以木版印刷和手抄版的形式流传过程中7部法典均有多种不同版本,书写时主要使用了藏文乌坚(དབུ་ཅན)与乌梅(དབུ་མེད)两种字体。通过目前所能找到的多种不同版本的形式与内容比较,论述了这些传统藏文法典文献版本的前后次序,并发现最初印刷或手抄这些传统藏文法典文献时使用的藏文字体为乌梅(དབུ་མེད),其后便有了藏文乌坚(དབུ་ཅན)字体的书写方式。现留存于两类不同的文献中,其一为含有几种不同法典版本的文献,其二为只收录了一种法典版本的文献。上述西藏地方传统藏文法典文献证实了每一部传统法典的形成都经过修改和删减,逐步形成为较完善、全面而具体的地方性法典文献。

厦仲阿旺南迦建立不丹王国始末研究

不丹与中国西藏西南接壤,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中国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来,并且在历史发展中深受中国西藏文化的影响。文章通过比较分析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围绕1592年第四世竹钦活佛白玛噶波圆寂后,竹巴噶举派内部围绕灵童厦仲·阿旺南迦和琼杰·巴桑旺布发生的纠纷,对竹巴噶举派高僧厦仲·阿旺南迦在灵童纠纷中失利后南下不丹的历史因素及厦仲·阿旺南迦抵达不丹后为何大力发展竹巴噶教派,在统一不丹后又为何效仿中国西藏地方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以及厦仲·阿旺南迦统一不丹的深远影响等方面做了分析。认为在面对灵童纠纷时,中国西藏地方第悉藏巴为了偏祖琼杰·巴桑旺布给厦仲·阿旺南迦施加压力,试图通过强权协助琼杰·巴桑旺布夺取灵童身份。从而导致厦仲·阿旺南迦便携带着竹巴噶举派的古老圣物“卡萨巴尼”等圣物逃亡不丹。在抵达不丹后厦仲·阿旺南迦为了统一不丹全境从而大力发展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教派,并在中国西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效仿中国西藏地方政权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

万玛才旦电影中藏族文化的表达——基于影视民族志的视角

影视民族志是人类学民族志新的抒写载体,文化通过影像的刻画更加完整、真实。万玛才旦的电影饱含影视民族志的精神,不同于传统对藏族文化的叙事,在影像中透过个体生活,文化深层的生命意义得以呈现,这是对文化的“深描”,在影像中得到解释。从万玛才旦电影的表达中,感知关于藏族文化更加饱满的模样、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并且令我们“深切体会”。

西藏传统等级观念的历史缘由及其对当代社会的消极影响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为理论指导,依据藏文传统史料文献,结合相关社会实践调查,梳理了从吐蕃时期“桂和庸”的社会分工,到封建农奴制下阶级等级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宗教为特定社会人类的营利行为铺设轨道,且施加限制。”文章研究表明,随着佛教传入西藏且日渐势盛,其受印度种姓制度的影响自不言而喻,尤其是自13世纪中叶西藏社会进入封建农奴制以后,人就被分为“洁净”与“污”两种,而世袭贵族和僧侣集团处于最高等,一般平民百姓处于中等,屠夫、渔夫、铁匠、流浪艺人等则处于西藏社会的最底层。尽管上世纪中叶的西藏民主改革彻底打破了封建农奴专制的锁,西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很大转变,但因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在西藏某些农牧区还是保留了这种落后的思想观念,夷铁匠和屠夫等手工艺人,使手工艺行业陷入后继无人的局面。另外,这种落后观念还阻碍男女自由交往,使之不得不远走他乡,也影响着邻里之间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