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2020年河南省极端降水时空演变特征

全球变暖加快了水文循环速度,导致极端降水事件频发,增强了城市排水负荷和洪涝风险,并影响了区域气候的时空特征。在河南省均匀选取26个雨量站对1960—2020年61年间的降水资料进行研究,采用趋势分析、Kriging插值、M-K突变分析、Morlet小波变换和Spearman相关系数等方法对河南省9个极端降水指数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年降水量呈上升趋势,极端降水事件呈下降趋势,河南省整体气候逐渐变得湿润。河南省极端降水指数具有显著空间差异,东南部极端降水风险显著大于西北部。除降水强度、最大连续降水日数和1 d最大降水量外,其余指数与年降水量、汛期和6—9月的各月降水量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这对于评估年降水量及其年内分布特征、极端降水事件频率有较好的参考作用。结果表明:降水从短历时高强度向长历时低强度演变,要应对此类长历时极端降水的风险,防涝思路应从提高短时间大量排水能力转变到提高长时间低强度吸收降水能力。

政治资源整合视域下党的政治领导力的生成逻辑

党的政治领导力是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一种综合性政治力量。党的政治领导力的生成与政治资源密不可分,拥有政治资源是党的政治领导力的生成前提,但还需通过有效的政治资源整合机制,将政治资源转化成为党的政治领导力生成的关键性力量。权力资源、价值资源、组织资源与制度资源是党的政治领导力的四大资源基础。政党通过价值整合、制度整合、权力整合与组织整合促进思想引领力、政治决策力、政治控制力与政治执行力的生成,实现政治资源间相互协同配合,激发资源优势,使之转化为党的领导力量。同时,政治资源整合并非一成不变,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进行调整,以顺应时势发展,从而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力的与时俱进。

“微治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变革

社会“微治理”在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上,实现了价值理念和技术性两大层面的创新。“微治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以社会矛盾预防为主的理念变革为主线,实现了从传统的运动式宏观治理向基层微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治理、从矛盾事后处置向矛盾事前防范、从矛盾治理中“见数字不见人”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四大理念的转变。“微治理”在技术性层面的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党的领导向基层神经末梢延伸是贯穿社会矛盾“微治理”的红线;搭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微平台”;以网格化平台为抓手,实现社会矛盾治理的早发现和快化解;提升基层群众“微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微技术”实现对社会矛盾识别的预警;把社会矛盾“微治理”与社会治理大范畴有机衔接起来。

从追随到对冲: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沙特的战略转向

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沙特阿拉伯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国家,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维系霸权的重要支柱国家。当前,中美大国博弈正由亚太地区向其他地区扩展,沙特虽然面临大国博弈带来的压力,但也增加了其地缘战略调整的灵活性与自主性。为了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近年来沙特逐渐将其长期奉行的大国追随政策转变为对冲战略,借助中国的影响力,摆脱对美国的长期单边依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及在中东地区博弈的激烈化,未来沙特将面临战略选择困境。在大国博弈升级的背景下,沙特维持对冲战略的空间将持续受到体系压力、中美影响力对比差异以及沙特自身应对能力的影响。目前沙中、沙美关系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较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沙特仍具有较大的维持对冲战略的空间。

近十五年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CiteSpace的信息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所收录2006—2021年有关“全球气候治理”主题的337篇CSSCI期刊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为工具绘制知识图谱,直观分析国内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现状、热点及趋势。经分析,可知国内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总体呈现出“N”字型发展态势,且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出现爆发式增长;研究群体呈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特点,且尚未出现关键作者突变,即作者间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及原因、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等是近年来主要热点议题;“双碳”主题下的碳交易机制复杂化、数字碳中和以及新时代碳外交等子议题是未来发展趋势。

明代疫灾应对机制研究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疫灾年份达200余个,疫灾县数超过了3000个。为了应对疫灾,明代完备了上报机制、祈禳机制、救治机制、赈恤机制、生产机制和监察机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医疗资源不足、防范意识淡薄、疫病知识缺乏、救灾制度僵化、政治腐败等,其疫灾应对机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理性认识和应对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霸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掀起的逆全球化逆流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他们捡起过时的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实施单边主义霸权。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理性认识和正确应对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霸权,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同各国的合作,扩大利益共同点。特别是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深入合作。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公平公正发展。另一方面,我国要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和金融创新,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主体性视角下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与展望——基于河南省郑州市J社区的个案考察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重心。推动基层治理方式和手段创新,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有效途径。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加速推进,作为重要子细胞的智慧社区,也步入建设发展的快车道,致力于运用信息技术打造智能、舒适、方便、可持续的新型社区,满足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对河南省郑州市J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发现,智慧社区建设离不开多元主体的能动参与,其建设实践是一个激发群体主体性并构建共同主体性的过程。该社区先后经历了社区自主筹建、政府支持推进、多元参与发展3个阶段,逐步吸纳社区、物业、科技企业、政府和社区居民等主体参与智慧社区建设,形成了多元参与的共建格局。通过调查分析与经验总结,建议可通过强化政府引领作用、增强居民主体意识、构建多元参与的共同主体性格局、促进技术与主体深度融合等路径,加强智慧社区的主体性建构,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下社区、物业、科技企业、社区居民与其他社会力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河南典型地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研究

促进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对于改善农村环境污染、发展多元产业和农业循环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以缓解能源紧张,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该文通过分析河南省典型地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情况,发现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存在管理缺乏整体规划、工作基础薄弱、机制不完备、重视程度不够、实践能力不足、资金投入不平衡、资金利用不细化等方面的问题,并且从强化管理与落实、提供政策保障、鼓励经验交流与推广、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和加快技术创新与研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目前全球数字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理主体、方式和涉及的子议题。具体来说,虽然有多元行为体的参与,但在国际层面仍没有达成合作的共识;虽然有多种治理方式,但基本是对抗的;虽然涵盖了诸多子议题,但缺乏共同的核心议题。全球数字治理之所以出现碎片化,除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以及理性选择的驱动等普遍性因素外,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风险社会失控的可能性以及数字安全的泛在性等特殊性动因。这不仅拉大了各国间的地缘政治张力,加剧了国际数字贸易结构的失衡,还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媒体对真相的扭曲。在此背景下,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强调消费者主权,联合欧盟共同反抗美国企业主权的无限扩张;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积极构筑数字治理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指导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建设研究

理论是学科的基石、学科发展的动力和学科体系建构的支撑。国家安全学理论建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为建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所作的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指导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建设具有必然性。从本体论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人民主权观、国家利益观奠定了国家安全学理论的本体论基础;从认识论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统筹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为国家安全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科学借鉴;从方法论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展开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对国家安全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指导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建设,首先,要立足“于安思危,危则虑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其次,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与利益理论的时代化,即坚持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既重视物理空间的领土主权,也关注虚拟空间的新兴领域国家主权,以网络主权、数据主权等赋予国家主权理论新内涵;坚持安全利益平等,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平衡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普遍利益。再次,统筹安全与发展、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建构安全共同体。概言之,对百年变局下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在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推进国家安全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社会保障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与提升路径——基于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之本,也是社会稳定之基。基于对河南省17个地级市和济源市的3971名群众的调查分析,可以发现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一方面,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地直接提升了公众的政治信任,即公众对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其政治信任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公众安全感在社会保障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即社会保障通过提高公众的安全感进而提升了其政治信任。因此,既要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导向性,积极回应公众的重大关切,不断满足公众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也要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着力培育、提高公众的安全感,从而有效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具体而言,要坚持为民务实,提升社会保障的治理效能;坚持依法治理,提高公众的安全感;坚持高效服务,提高公众的政治信任。

身联网赋能与侵蚀国家传统安全论析

身联网赋能与侵蚀国家传统安全,是其内在运行逻辑的外在表现。在观念层面上,身联网与国家霸权观念结合凸显其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性”作用;在技术层面上,身联网与其他网络载体的连通性增加国家网络安全整体防控难度;在制度层面上,身联网的政策法规体系完善与否决定其应用的安全管理效能。身联网的全球普及对国家传统安全产生了赋能与侵蚀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身联网设备的定向信息推送有助于增强政府的意识形态管控能力;身联网对海量员工身体状况的监测分析可以降低国家生产和经济决策活动的潜在风险;身联网在军事系统的应用能够提升整体军事作战水平。另一方面,针对个体精英人员的身联网设备攻击和数据窃取加剧国家政治安全风险;针对身联网的大规模攻击和数据窃取加剧国家数字经济安全风险;身联网军事敏感信息的泄露加剧国防安全风险。对中国国家安全而言,高度重视并利用、防范身联网赋能与侵蚀的“双刃剑”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与现实意义。

混合制度复合体视域下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的战略选择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处于“混合驱动”的多元格局之下,气候混合制度复合体应运而生。气候混合制度复合体内的成分制度具有非正式等级性、异质性和双向遵从性,这超越了传统制度复合体的等级性、同质性和单向遵从性。该优势促使其成分制度在互动上基于功能效率理论和治理权力转移理论,表现出更高的实质性契合和政治契合,有助于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朝着善治的方向前进。面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所处的态势和发展趋势,新时代的中国气候外交应进一步全方位增进在气候混合制度复合体中的参与维度,系统性增强其成分制度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创新性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蕴于气候混合制度复合体中,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

政府数字治理赋能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智能化时代,政府数字治理是推动制度创新的基础性要素和关键资源。从政府数字治理赋能制度创新的一般机理来看,政府数字治理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直接或间接赋能制度创新,为制度创新提供新动力,同时,政府数字治理赋能倒逼制度创新转型,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政府数字治理赋能制度创新的独特机理主要体现在:在技术上具备可能性的,不一定就是可行的、社会公众可以接受的,对制度创新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应着力构建政府数字治理赋能制度创新的整合共享机制,提升制度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强化制度创新的制度数据安全,构建制度创新的应用情景。

算法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性”作用

算法技术具有和任何技术工具一样的中性特征。但是,算法一旦被国家行为体使用,就成为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追求权力和利益的国际政治工具,也就具有了“非中性”作用。“技术嵌入”和“权力赋能”是算法产生“非中性”作用的两条路径。“技术嵌入”即算法嵌入信息流通体系加剧全球信息生产和获取的不对称性;“权力赋能”即算法通过赋能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增强国家综合国力,这种赋能的不对称性为算法强国谋取国际政治利益提供了现实可能。算法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外政治渗透,即算法技术强国利用算法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对他国实施政治干预和观念渗透;二是军事力量转移,即算法军事力量赋能的国际差异不断扩大国家间军事实力的“非对称性”;三是经济利益获取,即算法通过变革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扩大国际发展鸿沟。算法“非中性”作用的实质是国家间的权力较量、安全博弈和利益争斗。未来,国家需高度重视算法的战略价值,推动算法技术在关键领域的深度应用,利用其提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以维系和拓展国家利益。

象征性政策执行:表现、根源及治理策略

象征性政策执行是指执行主体在执行活动中,热衷于制造象征性符号,用仪式性、表现性活动代替办实事、求实效,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象征性政策执行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用政策宣传代替执行、用召开会议代替执行、用制作文件材料代替执行、用检查考核代替执行、用调查研究代替执行、用局部包装代替执行。其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政策自身缺陷、政策资源不足、执行阻力巨大、绩效评价障碍、信息沟通不畅等。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突出绩效评价的结果导向、树立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增强监督的威慑效果、提升信息沟通的有效性,是治理象征性政策执行现象的重要举措。

腐败治理如何影响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腐败程度感知与腐败容忍度的链式中介效应

无论是“国家中心主义”还是“社会中心主义”的反腐败研究范式和实践路径,都强调公众反腐败参与对于腐败治理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既有研究从绩效、信息和文化三种不同解释视角阐释了公众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却忽视了不同解释路径的彼此融合以及诸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反腐败绩效与腐败经历不仅会直接影响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而且也会通过影响公众的腐败程度感知和腐败容忍度进而对反腐败参与意愿发挥作用,即公众腐败程度感知和腐败容忍度在腐败治理中对公众反腐败参与意愿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因此,降低公众的腐败程度感知以及培育公众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不仅有利于有效提升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而且对于提高我国腐败治理效能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长期照料未满足的需求对失能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基于CLHLS2008—2014年3期追踪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老龄健康长寿追踪调查2008—2014年3期追踪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方法,研究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未满足的需求对其死亡风险的影响,为如何规避失能老人健康衰退的决策提供证据。研究表明:我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料未满足的需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约有56.28%的失能老人报告具有未满足的需求;具有未满足需求的失能老人的累积生存时间低于照料需求完全满足的失能老人;Cox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未满足的需求对失能老人的死亡风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报告有未满足需求的失能老人的死亡风险比照料需求完全满足的失能老人高出约7.8个百分点。推动长期照料政策理念“从获得到满足”的转向,重视失能老人长期照料需求的满足状况,应成为降低失能老人死亡风险的政策选择。

中国与周边国家网络安全合作:周边外交新议程

网络安全威胁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之一。将网络安全合作嵌入中国周边外交议程,既是中国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下一步中国应该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就网络安全事务进行对话,将网络安全议题有效嵌入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之中;联合周边国家共建区域网络安全中心,如中国—东盟网络安全中心等;充分发挥自身在网络技术领域积累的优势,为周边地区国家提供可靠的网络硬件和软件产品,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可能的网络安全威胁。